新诗建设上的成就：“对于历史悠久的祖国诗歌，胡适是一位继承、发展与创新的诗人。有人批他‘全盘西化’，至少在诗歌领域内是不符合实际的。他的诗虽然不能代表新诗的主流，但是风格独特，可读性较高，拥有遍及五大洲的读者。如果诗的生命力表现在接受主体的数量上，胡适的诗是不会被宣布死亡的。”即吴老认为，胡适的诗作，“可读性较高”，民族化做得较好，又“拥有遍及五大洲的读者”，走向世界，相当地现代化。如此论述胡适的诗作，有这样新颖而独特的观点，正是因为他着眼于我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而对胡适诗作采取了肯定态度的。而在《新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人论·序言》）中，吴老对“究竟怎样迎接‘明天’的新诗”，做了三点“小结”：第一，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时代性，是可以继承发展的。因此，今天的诗人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并不奇怪，无须加以排斥和反对。第二，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国别性，是可以互相引进、互相交流的。我们从“五四”前夕开始移植西洋诗，促使新诗的成长，是无可非议的。第三，从传统看，诗的形式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因而，以时更新，不断创造，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容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为了“明天”的诗坛能出现一种或多种足以代表我们伟大时代的诗歌形式，我们应该在传统上、形式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既不数典忘祖，也不排斥“拿来”。认真继承“昨天”的成果，总结“今天”的成就与失误，迎取“明天”的创造，应是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道路。在吴老以上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新诗必须民族化现代化的思想。所以，吴老在1993年关于新诗民族化现代化建设的表述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
吴师母于1993年辞世，这对吴老是沉重的打击。但到他2004年逝世的11年间，尽管他心灵上蒙受严重的创伤，且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吴老仍然笔耕不止。2002年老诗人曾卓去世，吴老还写诗悼念。可以说，吴老一直写到九十周岁发病后才被迫搁笔。他整整写了七十多年！大约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次我看望吴老。一谈起诗歌，吴老依然兴致勃勃，谈兴甚浓。他对诗歌领域里出现的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所谓“现代派诗歌”很有意见。吴老说，这是对现代派诗歌的拙劣模仿和曲解。其实，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折射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西方读者是看得懂现代派诗歌的。艾略特的《荒原》在欧美诗歌界曾产生深远影响，在读者中更引起普遍共鸣。而我国的那些完全叫人看不懂的诗歌，则是东施效颦，令人恶心。吴老最后说，我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问题解决之日，便是我国新诗拥有亿万读者并走向世界之时。吴老对我国新诗发展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国著名的老诗人、老诗评家、老作家吴奔星先生逝世一周年了，这是我国诗歌界的重大损失。让我们加紧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创作出又多又好的、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又能走向世界的民族化现代化新诗，作为对吴老纪念的实际行动吧！
纯白如云的花朵
■ 瞿光辉
谁都不是自成一体的孤岛；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那么欧洲就少了一点。……无论谁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孕育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听到诗人唐湜先生去世，我很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独特的诗人，也带走了我与他曾经有过的岁月、诗情与友谊。
我认识唐湜先生很早，那时我二十多岁，热爱新诗，读了不少诗集，也涂写了不少东西。可我身边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诗人都在缥缈云雾间，我无法与他们作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相通，直到结识了唐先生。那时他住在城下寮，我经常出入他家；无论手头是否有事，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热情地接纳我。我听熟建国初期每天早晨积谷山上嘹亮的号音，读熟唐先生为此而写的《飞扬的歌》，诗中宏伟的开国气象与建国理想曾使我神往，而另一些精致的短诗，如《我的欢乐》、《遗忘》、《诗》、《巴尔扎克》令我沉醉，叫我迷恋。但他自己由于1957年的一场灾难，当时被开除回家还得接受监督改造，对生活难免消沉，更不必说写诗了。我们谈别人的诗，谈他的诗，谈他的际遇，也谈我自己的想法。我为他搁下灵动的诗笔万分惋惜，我说，正因为你历经坎坷，更应该写诗，西哲不是说愤怒出诗人吗。在年轻人热情的感染下，他又拿起诗笔，拿诗与美来与可诅咒的丑恶对抗了。有一年春节，他来到我家，拿给我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一首诗： 《断诗——赠K》，我以为K指的是我，可惜赠给我的那页诗稿我没有保存下来，诗中写道：
珠贝满孕着季节的痛苦，
该吐出彩云样光耀的珍珠！
从此，他的诗泉重又喷涌，一卷一卷地写出：《清晨之献》、《西窗商籁》、《幻美之旅》，甚至长诗《海陵王》……他怕被人抄走就誊了多份，分放几处，一份就放在我家，因此我能陆续读遍他所有的手稿。——他写的字又小又细又淡，不知是为了减轻誊抄的劳累，或是为了节省蓝墨水，那时他手头拮据，纸张都是一位青年朋友赠送的。——我每读一卷他的新作，自己就仿佛一棵小草淋了一阵春雨，有了新的生机。我还爱读他的评论，1950年出版的《意度集》。他的评论与众不同，思辩之中流荡着一种诗意，就像躺在溪边的青草地上倾听泉水的低语，感受蓝天白云的抚慰。在他的导引下，我读懂了冯至的“沉思的诗”，体验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而《维吉尔的〈牧歌〉》更令我神思飞越。
当然，我有时也将自己的习作请他看，他看得很认真，用红圆珠笔作了仔细的修改，他提的意见很坦率，有时也很尖锐。晚年他还为我的一本诗集写了评论（后收入拙著《最初的微笑》中），对像山泉一样流出来的自然、明白的诗表示欣赏，对当时诗坛上只允许自己的一种写法而排斥别种风格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呼吁诗坛应该百花齐放。
正如五四时代的许多诗人，如梁宗岱、戴望舒、冯至、卞之琳都兼通中外文学一样，唐涅先生是诗人、评论家，也是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翻译米尔顿、艾略特的诗，泰戈尔、莎士比亚的戏剧，评论过阿左林、纪德、梵乐希、衣修午德和维吉尔。对此，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曾译了一点东西，而且也爱请教唐先生，他读了我的一卷海涅译诗后曾写下《我的意见》：
（1）有些地方不贴切原文，只以泛泛之词笼统地译出，有失原作风味。
（2）文言和方块词有些堆砌，这些词儿就是那些泛泛的笼统的词汇。
（3）译得颇干脆，朗朗可上口，有点民歌意味（但须谨防民歌的流俗风格的感染），这是接近海涅风格的，海涅的诗谱曲最多就是为此。
（4）我希望译得单纯、明快，又口语化，贴近原作的文句。
这么具体、细致的指导，表现了唐先生对我深切关怀，也反映了唐先生的翻译主张。从此我翻译什么东西就时时记起先生的教导，总是努力贴近原文，译出原作的风格。
唐先生真是个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有一段时期他对种植花草很感兴趣，在小花盆里种了很多的花木。有一次我看见他自己嫁接了好几棵“绯牡丹”，绿绿的仙人掌上嫁接一个红艳艳的小仙人球，很可爱，我便向他要一棵，他竟断然拒绝，令我非常伤心。我想这个唐先生真是太小气了。其实，这正是他的特点之一，他爱在火头上的东西绝不放弃，正如小孩喜爱的糖果连母亲也不愿给一样。我想，只有这么执著的人，才会有所成就吧。他沉潜在花草的世界中，结果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花草的诗，其中一首十四行《小植物的歌唱》我最喜欢，他教导我们如何对待生活，这难道不是比送我一棵仙人球贵重得多吗。
唐先生是慷慨的，我向他借书他从不拒绝，连诗人唐祈、陈敬容留在他身边的手稿都借给我。他后来出版的著作总是签上名字送给我：《九叶集》、《海陵王》、《月下乐章》、《遐思——诗与美》、《春江花月夜》、《霞楼梦笛》、《三星草》、《蓝色的十四行》，这些都已经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湜是一位独特的诗人。有一次我在他家中，有朋友问怎样才能写出好诗，我抢过来回答说：创造出世界上未曾有过的。唐先生听后微笑着连连点头。他的诗就是独创的，古诗中没有，新诗中也没有。他的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写成的，满蕴着他的欢乐，他的痛苦。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蕤思（Narcisus）爱山、爱水、爱阳光，更爱他自己；唐湜先生也爱山、爱水、爱阳光，他却更爱诗。纳蕤思临流鉴照沉没于水，后来水中开出了水仙花；唐湜先生沉浸于诗，开出了心灵之花。
不久前，朋友告诉我先生又病了，而且很重，家属已经准备后事，要在墓碑上刻一首他自己的诗，问我哪一首最合适，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刻上他写的《纳蕤思》的最后两句就够了：
觉手足渐伸入泥土，脉脉含情，
口里吐出了纯白如云的花朵！
谢克强 高金光 王宜振
守护心灵的家园
谢克强
谢克强，194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2年开始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散文诗集多部，有诗在北京、上海、西安、石家庄、武汉等省市文学刊物获奖。
说起诗来，真是心中的痛。
应该说，诗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以其独有的特质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因而有着其他文学样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诗是什么呢？我以为，诗就是情感的瀑布从思想的悬崖跌下，撞击生活的基石所溅起的绚丽的浪花。诗，正是以其丰沛的情感体验、超然高雅的审美品格、跃动华美的音节韵律、标新立异的艺术特质，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美的享受，更为人们建起一个异彩纷呈的精神驿站和精神家园。
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难以抒情的时代。曾经是社会和社会大众关注核心的诗歌，如今倍受冷落。究其原因既有物质的精神的挤压，也有金钱利欲的诱惑，而科学技术只接待理性，使抒情主意的诗节节陷落。更令人痛心的是人们对诗人的误解不仅在于物质和技术对诗歌的冲击与挤压，更在于浅薄与媚俗已进入相当一部分诗人的内心。他们或以自己的才气在城市喧嚣的额角涂上几只“雪白而宁静的鸽子”，或在粗糙而疲惫的土地上插上几根“黄金麦秆”，抑或种一片“蓝色稻田”，或者怀着被遗忘的恐惧，凭着年轻气盛，拼命地鼓捣出舶来的炫目的东西，把诗写得玄妙晦涩、神秘难解。这些批量生产出来的一个模样、一个语型、一种构思的诗歌，某些诗歌理论家们对批评这种诗歌现象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不顾自己批评品格的沦丧、理论素养的匮乏，热衷于向读者推荐这些诗、推荐这些诗人。
面对诗歌倍受冷落的窘境，面对读者对诗曰益疏远的令人不安的局面，面对批评界的无能而又不负责任的态度，问题的症结便要归结到诗人的本身。应该承认，近些年来，诗歌确实远离人们的心灵。这种现象对于诗人、对于社会都是不幸的。因此，对于诗人来说，就是要在物化和媚俗中保持个人的精神性，守护自己心灵的家园。诗人守护自己的家园，便是守护诗，这是因为诗是心灵的绝唱、是以泪水与文字凸现的人性姿态与人格力量，是广义的“爱”，是始终贯注诗人体内的血液与生命力的呼吸。正因为如此，诗作为我们生命的血液，养育着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让人类的精神升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没有诗的民族将使这个民族的人性淡化，一个没有受过诗的艺术熏陶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多少缺乏文化品味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诗人最深的隐痛不是得不到承认，更不是得不到现实利益也羞于用灵魂去换取一块果腹的面包，诗歌对于他们，不仅是精神的支撑，更是生命的脊柱。由此，他们总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世俗的鄙视下生生不息，于人生的体验中谛听生命的律动，用生命、鲜血、真诚和爱抒写诗。
我知道我不是诗人，但我愿意按照自己认定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一首诗一首诗写下去。在这里，关键是写下去，用一首首诗，用一部部诗集，去一步一步接近诗。2004年，我出版了反映三峡工程建设的抒情长诗《三峡交响曲》，在酝酿、构思这部抒情长诗时，我曾多次到屈原的故乡秭归采访，也多次拜谒屈原祠。2004年国庆节长假期间我又只身来到屈原的出生地——乐平里，寻找屈原的生命轨迹，让内心产生兴发与感应，遂想在2005年写一首与屈原对话的抒情长诗，题为《绝唱，或一个诗人的独白》，以问天问地问人间不平事。
与生活迎头相撞
高金光
高金光，1964年生于河南省淅川县，1986年大学本科毕业，迄今在《人民日报》、《诗刊》、《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五百余篇（首），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有诗集《生命之旅》、《自由落体》，散文集《太阳与大地》、《为自己叫个暂停》，文艺评论集《浅草集》、《陈奎元诗词赏析》等，其中《浅草集》获河南省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
我们常常讲，文艺创作要深人生活。这个生活究竟在哪里里。如果空泛而笼统的理论，举凡柴米油盐、家常里短、喝茶看报，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每天就生活在“生活”中，还需要谈深入吗？
可是，生活的真意恰恰不是这些，或者说在很大成分上不是这些。我的理解，生活是在劳动和创造中，是在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中，是在社会的纷纷扬扬的现实中。这样的生活是坐在办公室里找不到的，是住在四室一厅的住宅里找不到的。
要深人生活，就应当深入到我所认识的生活当中，就应当倾注真心、用尽全力去与它迎头相撞。假如是诗人，如此撞击出来的诗，才有芬芳，有热量，有力度。
回想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我走出办公室切切实实与生活撞击的几次经历，感到对生活与诗歌的关系真的有了更透彻的认识。特别是去年6月份采访新（乡）郑（州）高速公路和最后三个多月到一个偏僻小县搞信访工作，记忆更是刻骨铭心。
新郑高速公路是京珠高速线上最繁忙最关键的一段，全长120公里，双向8车道，包括一座10公里长的郑州黄河公路二桥和四座立交桥。其中的刘江立交桥处于京珠高速和连霍高速的交叉点上，是中国南北和东西大动脉上的枢纽，号称亚洲第一大立交桥。就是这样一个工程，建设者们仅用3年时间建成了。我去采访的时候，适值工程即将完工。置身施工现场，看建设者挥汗如雨，看各种筑路机械日夜繁忙，看在蓝天下闪着光亮的路面伸向远方，胸中不由地就激起了画意和诗情。此次采风，我写下了2004年比较满意的一组诗《从新乡到郑州》，共三百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