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打了一个电话。梁平（梁晓雯父亲）：她把到工厂打工的事情跟我说了。我说，你怎么这个年龄去打工，你又没身份证，都不够打工年龄。她说，没关系，是学校带队的，有个老师在那里，叫我放心。梁晓雯家住广东省茂名市，是该市第11中学的学生。父亲梁平1996年因为一场意外，下肢瘫痪，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全家经济靠母亲谭月华每月打零工挣来的200多元支撑。由于家里困难，梁平把女儿梁晓雯送到了哥哥家寄养，只有周末才跟女儿见上一面。梁平：她很懂事，在家里经常安慰我。她让弟弟用功读书，说家里穷，你要努力读书考大学，我读完高中能考上大学就读，考不上就出去打工，供你读大学。和梁晓雯一同出去打工的还有梁春梅、梁雨萍等20多个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在当地一所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的组织下去的。据梁春梅回忆，他们进入工厂上班时，“没有培训，也没有说注意事项，就让我们直接进喷漆车间”。梁春梅被分配清洁机器零件，上白班。梁晓雯和梁雨萍负责打磨砂，上夜班。不到一个星期，梁晓雯就得了感冒。梁雨萍：有一次我看见她冲感冒冲剂喝。我问她，你的水怎么是黄色的？她说，我感冒了。
记者：她跟你说过想休息请假之类的话吗？
梁雨萍：她很勤劳的，我觉得她不会请假。梁晓雯一开始认为自己能挺过去。可是没几天，感冒就加重了，她向班长提出请假，遭到拒绝。与她一同进厂的梁春梅这时也生了病，请假休息也被拒绝。梁春梅说，他们工作的车间有很多塑胶制品，“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很难闻，喘不过气”，但也没人给他们分发口罩等劳保工具，只能慢慢适应。梁春梅：我第一次跟班长说，我病了，要去看病。他说不能请假。不给我批假。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向他请假。他说，请假可以呀，那你今天要加班，加到（晚上）11点多，没有加班费。
从最初的感冒、发烧，一直到7月7号晚上，梁晓雯全身缩成一团，差点晕倒在流水线旁。班长这时才终于批准她去休息。可是晓雯的病情却急转直下。同学们找到了带队老师龚老师，要求给晓雯看病，得到的答案是“没有钱”。他们不得不给晓雯的家人打电话。梁平：7月9号她同学打电话回来说，晓雯病重。当时我大哥的两个女儿在东莞打工，我就叫她们去厂里接晓雯。梁晓雯在家人的照顾下住进了东莞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一直高烧不退，医院也查不出原因。梁晓雯的大伯梁生此时也赶到了东莞。因为事发突然，梁家在东莞又无依无靠，承担不了昂贵的医药费。梁生想到，既然人是在工厂里生病的，那么工厂应该负起责任。子墨：晓雯当时病成什么样子了？
梁生：相当厉害，乱说话，发高烧。医药费很高。我就上工厂，见到课长，说人病得很厉害。课长说，这个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你要找老师。我找了老师。老师也说没办法，没有钱。晓雯病的时候，谁都不说一声，谁都不拿出钱来给她治病。因为交不起入院费，梁家只好在7月18日晚上10点，连夜将昏迷中的梁晓雯从东莞带回了500多千米外的茂名市人民医院。医生检查病情后，当天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时，晓雯的脑神经已经烧坏，就算能保住性命，以后也无法正常生活了。梁平：我女儿生病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她，她正在复习考试，星期天回我这儿。我跟她像平常一样聊天，叫她认真复习，把试考好。她一直没说要到那个厂去打工的事情。7月19号早上3点钟，她被接回来送到茂名医院，医生把病情一看，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梁平说女儿的身体一直很好，在学校体育比赛中还得过奖。他想不通，女儿怎么会因为在工厂里打了几天工就生病，而且一病不起。然而，从同去打工的同学嘴里，梁平才了解到，女儿在工厂里经历了怎样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超强度劳动。梁平：每天上班11小时，有时候12小时，还有夜班。这种强度，大人都承受不了，别说小孩了。一个16岁的女孩，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肯定承受不了这种超时工作。
梁春梅：操作必须站着，流水台到腰部那么高，不能坐，必须站着才能工作，很辛苦，脚底板发硬。晚上回去，经常睡到三更半夜脚抽筋，抽得很厉害。我们宿舍那些同学睡到半夜都喊“救命”，脚底很酸，很硬，又抽筋。如果你能把同床的同学叫醒，她会帮你揉揉，如果她睡得死叫不醒，你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喊吧，哭吧，因为抽筋的时候腿脚全都僵硬了，不能动，很痛苦。梁春梅上的是白班，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梁晓雯上的是夜班，比白班还辛苦。
按照学生们的说法，白班和夜班工作时间分别为：
白班时间：8时至11时20分、11时50分至16时45分、17时45分至20时20分。
夜班时间：20时20分至23时20分、24时至3时、3时20分至8时。
中间两次休息和吃饭的时间加起来最多一个半小时。如此计算，学生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1小时左右。每天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工作，学生们不仅保证不了足够的休息时间，工厂提供的饮食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体力。梁春梅：11点的时候休息一会儿，3点的时候休息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喝水的喝水，去厕所的去厕所，其他人就坐在地上。因为没有凳子，大家工作时一直站着，很累，休息的时候就坐地上。夜班更辛苦，要熬夜，困了又不能睡。我上夜班的第二天，在那儿睡了一下，就被主管骂了。吃饭是每天三菜一汤，还有饭。差不多是每天都吃斋，就只有蔬菜。有时候肉会拌着菜一起炒，不过舀给我们的时候，有时有肉，有时没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吃不饱，因为那些饭很硬，菜也很辣，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不过，饭菜我们通常不会吃太多。舀给我们的饭菜，没吃到一半就倒掉了，然后喝粥或者喝汤。最糟糕的还是恶劣的工作环境。梁平怀疑，正是工作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导致晓雯生病。因为同去打工的学生在身体上普遍都感到不适，生病的不止晓雯一个人。梁平：肯定是油漆、天拿水引起的，这些都是伤害人体的。她做打磨砂，不是喷漆，其实一样拿喷枪，肯定有污染。
梁春梅：我干了这个工作之后，就得了一些跟呼吸道有关的病，比如支气管炎、咳嗽之类的。之前是感冒，后来有一天下雨，衣服湿了，我就用那个（喷枪）吹衣服，到了中午就开始感到不舒服。
梁雨萍：我坐着都感觉头晕，有时头很痛。转为白班一个星期后才好。一起打工的同学都有点生病，宿舍另外一个上夜班的女孩也发烧，看病不能好，就不做了，回家了。一些男生也感冒过。除了超时工作、劣质的生活条件、污染的工作环境，学生们的工资和加班费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按照《劳动法》规定和东莞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每小时工资至少应该是4。12元。加班则应该是普通工资的150％，双休日加班则应该是两倍。但是，这些规定对于暑期工来说是不敢奢望的。梁春梅：我在那里干了23天，领了714块。他们这样计费的，每个小时3块，加班费另计，一小时3。75元。我们每天干8个小时正班，加班看情况，有的车间加3个小时，有的4个小时，5小时的也有，看情况而定。没有休息日，有的车间会休息，有的车间不休息，我们车间从来没有休息过，周六日也跟平时一样。我们也想休息，但我们的产量不够，不能休息，别人的产量超了，才可以休息。我们看着别人休息，自己却要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工作。
记者：雇佣学生比雇佣熟练工是不是便宜一些？
廖献文（普笙集团工厂行政课课长）：便宜？怎样讲呢，也不会便宜，算起来也差不多。不过，学生来这儿的时候刚好赶上很多工厂是旺季，淡季之后工厂也要减员，学生工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廉价的暑期工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确保了工厂利润高速增长，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也正是看中了企业的这种需求，才主动找上门来，组织学生集体来打工。然而，华南机电工程学校并非一所正规的学校，而是一家劳务中介。它自称华南机电工程学校是“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教育培训基地”，开设了机械模具、模具钳工等八个专业，但是当记者根据名片上的地址前往学校时，却发现那里只是一个大门紧锁的办公室，牌子上写着“茂名市茂南机电职业学校”。茂南区劳动局称，该学校虽然在劳动部门注册过，但招收外校暑期工的情况并没有向上报批。这一做法属于违规行为。梁平：学校说假也不假，说不假也假。怎么说呢？那个学校在茂南区注册了，但是学校就有一个办公室，没有校园，只有办公室。说是技校，根本没能教学生什么技能，就是带着学生去厂里打工，一招到学生，就带到厂里去打工。通过组织学生去工厂打工，作为中介组织的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据了解，当地介绍打工的中介费用一般一个人在80元到100元之间，除了向工厂收取管理费外，带队的老师还向学生收取中介费，甚至学生所得工资最后也要被带队老师扣掉一部分。记者：你们跟带队老师是怎么联系上的？
廖献文：不用（联系），我们哪有时间去找他们，他们一般一到每年的四五六月份就会找上门来。一般由学校老师带来的（学生工），我们都会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黑工，都有家长允许的，也不会是贩卖人口那种。如果他们有合法证件，比如劳动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我们就OK了。不可能还去查一下，我看没有哪个（企业）做得到。老师的管理费要给，他要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集中办理学生相关的手续，学生有问题还要跟他请假、协商什么的，这种管理费一个老师一个月给800块。
梁春梅：刚开始时候我们只知道是去深圳一个电子厂。去的那天晚上又改变地点，说是去东莞了。我们都说，这是不是骗人的？有些同学不相信他们。后来带队的老师说，如果去东莞，之前要交的100块介绍费现在改为80块。不过介绍费减少了20块，车费又加了5块，成了85块。一共交了165块。至于我们的工资，去的时候听了很多传言，说可能要扣伙食费，如果不扣伙食费，加班费中的7毛5就要给老师，加班费也和正班费一样了，也是3块钱。后来我问老师，我们的保底工资是多少？老师说我们没有保底工资，是厂里直接发的。去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月有824块钱工资，可是到了工厂，工资的计费又变了。我们也没有签合同，是校长帮我们签的，老师说他也没有机会看合同，合同只有校长和厂方领导人知道。
不仅没有劳动合同，有些打工学生的年龄甚至不满16周岁，属于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童工”。8月9日，东莞市劳动部门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全市34家企业共招用学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38人。与梁晓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晓雯病倒后，工厂突然在一天内将数名未满16周岁的学生辞退。记者：你们雇这些学生的时候，了解他们实际年龄吗？
廖献文：实际年龄，我大概全部看过。一般都是拿户口本复印件，因为身份证什么人都可以办，很多人换第二代身份证也比较麻烦。
梁春梅：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听说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后来同学拿我的户口簿去照相馆改了一下，将“11”去掉“1”，这样我就可以去了。晓雯出事以后，有律师找过我们，工厂知道了，就查我们的年龄，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想回去，因为舍不得这些同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回去，被劳动局发现了，要罚10万块，到时候老师是不会保你出来的。他这样跟我们说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说不可以。我说要跟同学说“再见”，他不让。他让我们不要透露一点风声，否则出了什么事要我们自己负责。后来我就回到宿舍哭，抱着同学哭，刚想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再说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话，我们就搭不上车回去了，就要蹲街边了。我们当时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这样子被他送回去了。与晓雯相比，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仍然活着。7月27日，茂名市人民医院宣布梁晓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病毒性脑炎、呼吸麻痹、肺炎。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晓雯在生命最后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晓雯死后一个月，梁平帮女儿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以及打工得来的135元工资。尽管梁家对女儿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无法接受，但几经交涉，最终还是同意和学校、工厂方面达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晓雯的同学梁春梅和梁雨萍，则从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梁雨萍：我们这个年龄，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顶得住，有的人顶不住。毕竟是学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顶不住的。尽管家里穷，但至少有父母关爱，到了那儿，什么亲人也没有，感到很不适应。
梁春梅：有点可怕，不过经历一次也好，可以有个经验，人生难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后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点评： 工厂的需求创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场，暑期工的弱势处境和法律意识淡薄，又给了打着学校旗号的中介机构以可乘之机。乍看之下，企业、中介、暑期工，似乎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然而利益关系一旦遭受到冲击，暑期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手里不掌握任何可以和其余两方抗衡的资源，他们有的只有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穆薇的抑郁
穆薇，女，30岁，北京人，重度抑郁症患者。患病之前，她曾任台资公司职员、餐饮公司人事培训师，如今辞职。穆薇抑郁的时候，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某个地方，发呆，抽烟，对任何事不感兴趣，无法专注。子墨：你陷入抑郁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穆薇：我陷入抑郁状态的话，觉得就算有太阳，整个世界也是灰的。自己看不到阳光，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接触任何人。
子墨：亲人、好朋友，也不愿意见？
穆薇：对。最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谁也别理我，死活由我去。反正这种状态特别难受，我知道这是病态的，我也想爬出来，希望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把它解决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它的方法。2007年年初，穆薇开始感觉心理不适。工作中，她总觉得不如别人。阴霾的天气、正常的工作压力、上司稍显严厉的口气，甚至朋友间不经意的玩笑，都会让她神经紧张，充满不安全感。她曾试图调整自己。5月，就在这种调整还没有步入正轨时，穆薇崩溃了。她先吃了20片安眠药，发现没有太大药效，又割腕自杀。子墨：崩溃那天的情形，你记得吗？
穆薇：是5月中旬吧，北京的天阴得厉害，造成心情更不好。我总是失眠，必须靠安眠药来入睡。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正好手里剩下20片安眠药，我一口气全吃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又醒了过来。当时就想，哎呀，怎么没就这么睡过去啊。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