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诗歌原本就有两种：进行曲，或小夜曲。诗人也有两种：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诗歌的写法也可分为两种：要么用刀法，要么用剑法。大刀片是富有杀伤力的兵器，直抒胸臆，靠的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剑则带有仪仗的性质，以防身为主杀敌为辅，与刀的社会性相比，更为个人化一些。剑不如刀有力，有轰动效应，但更强调美。刀以力为美，剑以美为力。闻鸡起舞，剑是最好的道具，它适宜与轻音乐、舞蹈相配合，带有玩赏的意味。刀体现直接之美，富有阳刚之气；剑体现间接之美，或者说阴柔之美，讲究含蓄、曲折、隽永。
有必要将刀法与剑法分个雌雄高下吗？可能做到吗？诗歌的刀客与剑客，分别是两种英雄。前者如杜甫，刀法浑厚稳重；后者如李白，剑术出神入化，即使“拔剑四顾心茫然”，也让人心为之一紧……
和平年代，重若泰山的大刀片是否生锈了尚不好说，但使剑的人恐怕越来越多了。我肯定算其中之一。现代诗越来越像剑术，娱人，或者自娱。好剑得用好钢，好钢能作绕指柔，以柔克刚。剑是一种风格，即使你手持的是一枚秀花针，仍然可以按照剑法去运用，点对方的穴位，或穿透其灵魂。读者被点穴，如同针灸，有一点点痛，一点点痒、一点点麻，有一点点忍不住又不得不忍住的东西。小夜曲缺乏进行曲那种震耳欲聋的爆破力，却更容易击中听众心灵的穴位，在心理上而非生理上获得强烈的反应。
当别人都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依旧保留着钢笔：这是我的诗歌之剑，祖传的冷兵器。
忆父亲
■ 忆父亲 戴咏舒 戴咏絮 戴咏树
父亲是二九零五年农历九月初七生人，离今年已有一百年了。离开人世有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中，世界有了许多变化，中国有了许多变化，我也由一个孩子成为被孩子称奶奶和外婆的老人了。在寂寞空闲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着父亲留下的相册。相片中的我，有一双淘气而又乖巧的大眼睛，它透出了自信和骄傲，不过好日子不长，正如父亲在《示长女》诗中所写的那样：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在诗的最后一节他还对我说：
可是，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每当我读到这首诗都会大哭不已，直到今天我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时，我仍不断流泪，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动笔写父亲的原因，因为一接触那些资料，那些过去的事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今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不能再沉默了，两个妹妹也希望我代表她们，向关心父亲的人，向读者介绍一些他生前的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一九四六年三月父亲离开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妻女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父亲朋友见到她无不称赞，父亲也颇为得意。她的名字中有个“丽”字，我母亲的名字中也有个“丽”字，他们在香港生的第一个女儿，父亲也称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六年回到沪，在众人面前才将她改为二朵朵，叫我大朵朵，小的为昂朵。但一九四九年杨与父的通信中她仍称大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九年她到北京，再次见到我时，才改了口。我妈就从不改口，一直叫我朵朵，称大妹为二朵，虽是一个名字，里面包含许多难以说清的心思。父亲回沪后除了看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外，还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她后来的丈夫周黎庵（周劭）。那天我正好在母亲家，父亲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因为这次拜访，母亲之后一直还讲：我们是朋友。
父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回来的，有的东西放在了香港没有处理，他那八大箱子的书也留在了香港。有文章说他回沪是为了向组织交代是，因为香港有地下党，并且他的问题夏衍早就出面解决了，并取悦于 一九四六年二月写出了自辩书。我想他是来想接我和奶奶的，同时也是来看看多年未见的家人与朋友，观察一下能否留下。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奶奶被自行车撞了以后无法独住了，而在姑妈家又生活得十分难。而我已被送到一所有寄宿的学校读二年级；周日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舍中游走。生母对朋友讲：“戴望舒再不来接女儿，我要送给人家了。”我不知母给父的信中有没有说这话，但从父亲留下的相册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脸上再也没有了自信和骄傲，只有一丝的忧郁，感情细腻敏感的父亲不会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怎么能舍下女儿不管呢？他回来了。
建立一个家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新到一个地方，没有大把的钱，是太难了。我们一家六口先暂住姑妈家，后来搬到孙大雨的祖宅。它在方滨中路，门开出去对面就是城隍庙，那时的城隍庙人很少，不热闹。我们住在他家天井旁的侧屋里，这种房子和后来建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不同，前面的二间侧屋又狭小又长，地上是青砖的，那样的环境我们竟然也住下了，奶奶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开起了伙仓，杨阿姨也没有什么怨言。我们三个自然是跳跳蹦蹦的到偌大的城隍庙去玩。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诚恳，还特别热衷帮助别人。我从徐伯伯的《江南小镇》中，和他自己的日记中都可以看到这点。父亲有许多好朋友，施伯伯当然是最好的，还有许许多多。在他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总愿伸手相助。不久周熙良介绍他到新陆师范教书，那里提供非常好的住宿条件，每个教授有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那时的房子是很贵的，文人只能住在阁楼上，这么好的房子自然吸引了许多教授前往。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们什么也没有。除了二张沙发一张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是主人留下的。我们夏天就在这家徒四壁的环境巾生活。不知是他没有钱买，还是没打定主意留下。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的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一九三八年在香港薄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儿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书房也搬到了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的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真是心满意足极了，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前两句曲谱。
书来了，他的心似乎也定下来了，他在楼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直到吃饭才下楼，冬天到了，父亲的气喘病常发，吃饭时看到他脸黑黑的，呼吸很困难的样子。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望的，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地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可是我们往哪里搬呢？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一九四八年秋，一对从事宗教事业的夫妇到家把我带上轮船带我到了香港，我祖母又只好回到姑妈家。到达香港后是父亲和杨阿姨来接我的，从旅馆出来，领我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餐，便送我到杨阿姨母亲的家里，两个妹妹已经在那里了，父亲没有住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回香港他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家，没有住
处，但他还是把我接到了身边，这就是他：自尊而又坚韧。
父亲不仅爱书，他还十二分的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我们安排他所能给以的舒适生活，但这次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张罗我上学的事，为我选了一个好学校，好学校程度当然高，加上香港的英文和文言文本来就深，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但我还是上了那个学校，因为爸爸的原因。他又携我们一家五口，手上抱着小妹，到山上联系妹妹上托儿所的事，父亲有病，人又胖，一路的山路走起来是相当吃力的，不过他一声不响，我看他流着汗一副执著的样子，心中很难过。父亲一向注重我们的学业，在上海时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吃饭的时候说我，有一次居然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这那里就难倒了我，我从窗户爬进了家。父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慢慢爸爸会找到房子的，我们又会生活在一起。但事情发展出我所料，杨阿姨要和父亲离婚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吵闹、争执，而且前不久父亲还将过去留港的东西变卖了，给我们四个人，一人买了一条项链和十字架，杨阿姨那条是赤金的也最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些迹象的。杨阿姨的母亲对我父亲很不满意，讲他不能负担起家人的生活。杨阿姨也讲过，父亲答应她，等大妹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同意离婚，他们平静地分手了。我感觉杨阿姨对父亲是有感情的。
他对妻子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一九三八年到香港时，大批大陆的文化人来香港只能住在学士台简陋的房子里，他却千方百计的找到了山上的洋楼，让我母亲有个好住处。跳舞、游泳他都会，但他要读书，就请朋友代劳，朋友都是君子，他们也遵守古言“朋友妻不可欺”。杨阿姨在香港和上海也都有条件很好的住处，她在家无聊，想学声乐，父亲马上就向音专借了钢琴帮她联系学校去上学。但父亲毕竟是文人没有大把的钱，也没有时间陪娇妻，也可能是不“志同道合”，也可能是年龄差距。婚姻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备受折磨，却也给了他许多灵感，事情总还有另一面。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很多年后，杨阿姨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庭，她曾对一位记者讲，我那时年纪太轻，不理解望舒。有了这句话，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既然两人分手了，我和大妹自然不能再住下去，便随父亲住进了叶伯伯（灵凤）家，他们家的房子虽好也在山上，但房子却不多，他儿子平时也只能在客厅里搭张帆布床。我们父女三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铺一张薄薄的被子，香港不冷，我们睡在上面挺宽敞，挺好。
这年的春节我们在叶家过的，他们家也没有特别的讲究，除夕那天父亲带着我们两个和叶伯伯到街上看放烟火、放鞭炮，在空巷中溜溜，买点芒果吃。和爸爸在一起不快乐也快乐，我不用提心吊胆怕做错事，挨别人的白眼，那双瞪着的大眼睛似乎有那么多的仇恨。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常拿一个喷雾器对着嘴喷，大口贪婪地吸着喷出来的药水，有时这也起不了作用，他会用麻黄素给自己打针，这是饮鸩止渴，喘不过气来的痛苦使他顾不了这么多了。这样的身体还要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北上，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不会不知道这有多艰难，但他还是决定北上。他说，不想在香港住下去，决定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离开叶家，叶伯伯送我们，我们四人坐在一辆货车的后排位子上，父对叶讲，我还有一千块没拿，算了，没时间了。晚上朋友们来旅馆送别，杨阿姨也带着小妹来了。吃完饭杨阿姨没走，他们和我们一起睡在旅馆集体房间里，陪大妹度过了最后一晚。此时我非常羡慕大妹，我离开上海时，可没这个福分。
我们乘的一艘欧洲货轮，船上有许多外国船员。一起走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从不言笑，大家打牌、聊天他也不参加，只是站在一边，我上大学后有一次去中南海礼堂看戏，在走廊上见到了他，我走上前去说，我认识你，我们一起从香港来北京的。他矢口否认，一副严肃的样子，让我再也问不下去了，但我不会记错，因为他那时候很特别，又和我们相处了一周之长，相信他是中共派来接我们的。
我们在大沽下船。上船时我穿着裙子，下船就要穿棉袄了。大沽和天津中间还隔着塘沽，不知走到那一段，我们的队伍就狂奔起来，估计天津刚刚解放时局尚未完全平定，我们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坐上为我们几个人开的专列从天津到北京，而窗外的车站上却挤满了人，你推我搡的。
到了北京安排我们住在翠明庄，我们住的一套房子是最好的，与同来的卞叔叔相邻，后来马思聪也住在我们旁边。
自从踏上北京，我俩就成了父亲的附属体了，他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他先访问朋友茅盾、沈宝基等。沈是在法国与父亲相识的，我们去看沈伯伯，那天是晚上，父亲借着月光熟门熟路的往前走，走到一个门洞，他忽然呼叫走来的人“宝基”！那人一愣：望舒？你不是死了吗？父自人日寇地牢受尽酷刑，朋友都知道，传言他死了也自然。父亲笑着说：“没有。”他引我们走进了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正房，养了一屋子的猫，屋里较零乱，但我们经常去。那时的文人，生活就像沈伯伯那样，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才得以提升。父亲还带我们到一处像庙的地方看花，花已没有，被废弃的庙住进了人，父亲遗憾地说：“本来是有好看的牡丹的。”晚上有时还会去东安市场，刚刚解放的东安市场是很有京味的，市场的周围是一些小铺，有卖肥皂也有卖冰淇淋的，卖什么的都有，市场的中间卖北京的特产冰糖葫芦、蜜饯、酸梅糕、山楂糕，茯苓饼，还有小小的又软又黄的梨和各种北方水果。每个小摊各点一盏小灯，照亮着自己那小小的摊位，乍一进去似乎有点黑，走着走着就不觉得了。摊主穿着中式服装，手里拿着两个铜制的小小的似碗的东西不停地当当地敲着，操着京腔吆喝招徕顾客，那些东西看着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