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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棚的难友中，不乏知名之士与流亡的高级官员。最惨的是一位学问道德久为国人共仰的国民大会代表，他每晚睡在茶棚的右端一个角落，没有铺盖，身上是大衣，身下是稻草，一条黄狗整天到晚向他不带善意地吠叫，难友们感慨地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经老板娘说明，大伙方才知道：那个角落的稻草堆原本是那条黄狗每天睡觉的地方，如今被人占去，难怪牠要抗议地吠叫不止了——大家一时啼笑皆非，那位代表先生只好幽默地拉过那条狗来，温存地抚了半天牠的头，并且抱歉地说：
“对不起呀，朋友——”
到达新津的第五天，美庄先行搭机飞台。
在这五天内，我们两人发挥了人类忍耐、抑制的最高极限。美庄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发了从未发过的怒，也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爱。她时而破口大骂诅咒我要她跑到成都受这种“死不了活不成”的罪，又时而歉疚地请我宽恕她的暴躁，后悔不该不早日由重庆随我同去广州转往台湾。她时而指责自己父亲投靠的不义，又时而抱怨自己离家的不智。她时而恨我入骨，又时而爱我如命。她时而想返转重庆或回成都城内坐等“解放”，又时而对共产党感到极端的恐怖，一再对我喊叫她绝对不能忍受“铁幕”的统治。我知道，她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我一再警告自己，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有一点刺激美庄，我不能跟美庄再发生一点争吵，我对她的抛弃双亲随我出走，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予我的爱与信赖，没有任何途径答报，唯有负起全责把她护送到台湾，使她在那儿自由愉快地生活下去。于是，当我们的机位一再拖延不能解决时，我决定了：如果先有一个机位，或到最后一架班机也仅只能获有一个机座时，我应该要美庄走。
我这一提议，一开始当然美庄不肯接纳，“要死死在一块儿”的心理，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例外，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男人，又何尝能够例外？在美庄哭得死去活来之后，我暂时答应了放弃要她先走的计划。可是，当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一位仁慈的飞机驾驶员交涉出一个机位时，我立即坚决地要求美庄登机离去。
“你一下飞机就去找慧亚表姊，她会好好地接待你，我顶多三、五天也就会赶到台北，万一搭不上飞机，我可以跟随国军退往西康，或是投入正在成都招兵买马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赵恫将军的母亲）与准备在四川打游击的国大代表唐式遵将军麾下，等待机会离开大陆，转往台湾找你——如果，你不先走，而我先走，你就很难逃出铁幕了，那我们此生也就再无相会的机缘了——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是个男人，把你先送住平安地区这是我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否则，我的罪过就太大了。答应我，美庄，答应我，好美庄——”我连拉带推地劝慰着美庄，强把她拖到了机舱门口。
美庄终于答应先走。不顾机场内那么多只眼睛的集中注视，她抓紧我的肩头，一面低泣，一面说个不停：
“醒亚，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多后悔已往对你的猜疑，我多后悔过去对你的争吵，我简直觉得没有一天好好地爱过你，你要快点到台湾来，让我们在台湾结婚，开始过幸福的生活，过一辈子幸福的生活——”
美庄进入机舱以后，又跳下来，拉我到一边，要把带在她手提包里的三十条黄金分给我一半。我坚决要她全部带走。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如陷身铁幕或死在铁幕，腰缠黄金又有何用？她应该全数带走，万一我不能逃出，她在台湾不是更需要一笔生活费吗？我不敢想下去。我把美庄推回机舱。
美庄走后，我像自心头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完成了一桩悠长岁月的宿愿。我感到心安与宁静。我更有一个虔教徒的心情，感到自己必可获救飞往台湾，因为我做了一件上帝希望世人做的事，上帝会赐福给我。
果然，美庄走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我到达新津的第七天，我意外地发现到一架搭了许多新闻记者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机舱门口，我惊喜地遇见两位抗战期间与我同在重庆跑新闻的同业友人，经过了一波三折的交涉，我终于被加进了那个小小集团的名单，在当日下午两点钟，像梦幻般地，我被带上了天空，与危在旦夕的成都赋别。
气候恶劣，整个天空一片昏暗，愁云惨雾凄风苦雨一直紧紧包围着我们这架飞机。黄昏时分，突然看到了夕阳的余晖，天放晴了吗？啊，不，原来我们飞到了南中国海上空。大陆已被抛离得无影无踪。
兴奋使我们这些过于疲乏的人们，无意入睡。就在这时候，机身突然一连串的急遽地升降，与一连串引擎失常的声响，使每一乘客都敏感地意识到飞机可能发生了故障。一阵惶恐急掠过每个人的面庞；接着是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驾驶员和服务员要大家镇静，他们告诉大家：就要到海南岛了，飞机的毛病不大，必要时将在海南岛降落，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海里。
许多人垂头合眼念念有词，显然在祈求天佑，我也以最虔的心情开始告。
告了没有好久，不知不觉间我竟睡熟了。
突然，似梦非梦地，我感到足以粉碎头脑的震动，剧烈的耳鼓疼，与奇异的恶心，同时听到极为混乱的哀号，我似乎刚刚企图睁开眼睛分辨一下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可是，已经来不及，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
天！当我醒来时，世界对我已经变了样：
没有一点飞机引擎的声响，没有机舱，没有旅伴，我以为自己仍在梦中，可是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左膀在剧烈地疼痛，我用右手抚摸了半天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的左腿已完全麻木，接着，我听到周围一片绝望的嘶喊与凄厉的呻吟，再接着，我看到了我左右两边僵直在血泊中的尸体——
一点不含糊地，驮我们奔向自由的那架飞机，已经在强迫降落时跌毁在海南岛。
我听到了活人讲话——居然还有几位轻伤的幸旅伴。当他们检视全场之后，我得知由于机舱里装有笨重的器材，翻跌时，因为各人在机舱中占有的位置不同，半数以上身负重创，二十名以上的旅伴被压砸死亡，而其中竟包括那两位在新津机场为我奔跑机位的记者朋友。生死之间的距离竟如此短暂，生死之间的隔墙竟如此单薄，脆弱呀！泪如泉涌地，流向我的耳根，流向这块毁灭了我的旅伴，然而拯救我了我的生命的土地——
我被拖出了尸首堆；可是，我又立刻跌倒下去。
我的腿已失去支撑站立的能力。
我被送往海口医院。
八十一
我和二十几位“大难不死”的难友，在医院一共住了十天。那是一家教会医院，院长是一位犹太人，医生和护士都是广东人。设备还不错，不过不能动大手术。我们每人的脸部和周身都是一片血污，经过一再洗涤、消毒之后，表皮上龌龊的紫红色总算消失了，可是，大家又都变成了黑种人，原来每人周身的每一支微血管都已震破受伤。劫后余生的一群，每天互相指叫着：
“黑张飞！”“黑李逵！”
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托医院给表姊、美庄、贺大哥拍了电报：“平安抵琼，日内即行飞台”我没敢告诉他们飞机失事的实况，我怕她们，尤其怕美庄会过于焦急。
我的左腿一直在疼痛中。我想台湾会有更好的医院为我治。我渴望早日飞往台湾。
十二月二十日，我飞抵台北。
美庄、表姊、贺大哥都来接我。我多希望一下子跳下机舱，和他们一一拥抱；可是，我不能够。我被担架抬下扶梯。美庄首先冲到我跟前，惊讶地叫出来：
“怎么？你生病了？病得这么厉害？”
表姊和贺大哥也赶忙跑到我面前，一齐喊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不要紧，摔了一下腿，已经快好啦！”我这么说。
“在哪里摔的？”美庄问我，“你这位体育家，摔两下从没有在乎过呀！”
“好家伙！”与我同机而来的一位旅伴，吐了下舌头说：“他这回是从飞机上摔下来的呀！小姐。”
美庄跟表姊尖叫了一声，并且相互地说：
“怎么样？醒亚果然在那架海南岛失事的飞机里！”然后，她们告诉我：她们已由报端看到一架飞机自成都飞出，摔落海南岛金牛岭乱葬岗的新闻，她们深恐我会搭在里面，害得她们几乎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接到我的电报才放了心；想不到，我竟然还是坐的那架飞机。
离开松山机场，一路上，我饱览台北风光。我看到了晴朗的冬日阳光，我看到了油绿如春的田野，我看到了安谧整洁的马路，我看到了玲珑美观的建筑物，我看到了棕榈、大王椰子，我看到了多家院落里伸出竹篱墙外的艳丽的花树，我看到了自由翱翔的飞鸟，我看到了安详地迈着轻快步子的行人——我多么喜欢这个城市。可是，我无福多欣赏这个城市。到达台北的第二天，我便住进医院，一关，就关了五个月。
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住这么久的医院；然而，更多更多我想不到的事情，也都一连在我住院的期间发生。
一开始，美庄几乎每天到病房来，给我送报纸、杂志、书、罐头、点心、牛奶、肉松、糖果、整只的煨鸡，还加上一束鲜花。表姊、贺大哥，以及医院的医士，无不对美庄备加赞许，认为她具有无限温柔、体贴、耐心的美德。
美庄显然对台湾甚具好感。她已由表姊大伙儿陪同，游过了草山、北投、乌来、碧潭。她一再对我说：一俟我痊愈出院，就跟我结婚，然后到日月潭，阿里山度蜜月，她有比我更多的多彩幻梦。
我委实感觉对美庄不起，在重庆学生时代，我住在医院里要她守护，今天到了台湾，我又住在医院里要她守护——美庄越对我细心温存，我越觉得愧疚不安。几乎有好多次，我要劝她不必每天来看望我，还想告诉她，她应该自己多有一点时间逛逛街、买买东西，或是看看电影、听听平剧。可是，我一直没有说出来。也许我太自私了——我仍愿意美庄终日留在我的病榻旁边。
一天，美庄告诉我，表姊一连陪她看了两次自上海来台的“顾正秋国剧团”：
“台北的戏院，比不上平津那么考究；可是角色还不错吶，尤其顾正秋的‘锁麟囊’与‘昭君出塞’演唱得实在太好——醒亚，你快点好起来吧，我要你早日出院陪我去看平剧呀——我好想听你唱两段，我也直想唱一唱啊，快好起来，快好起呀！”
我多渴望快好起来。令人焦虑的，却是一直没有起色。由于震荡过剧，肝脏、脾脏都出了毛病，发烧、头疼、贫血，并发症也一齐发作，而最要命的是那只左腿，经过一再透视与察，由于大腿骨插进了盘骨，并且一部分小骨头碎了，必须绑裹好厚厚的石膏，不能动弹一下。医生习惯地不肯告诉病人的病症真相，他只要我安静休养，恢复体力，每天给我注射大量的防止发炎的盘尼西林，和各种补血、健身，以及增加营养的针剂。他也时常拉拉我的手：
“放心，绝对没有生命危险！”
我问他我会不会变为残废？他摇摇头：
“大概不会，要看里面的骨头是否能够慢慢地长好？所以，你必须多休息。”
在我住院约摸一个月之后，美庄由表姊家搬到新公园内中航招待所去住。我和表姊都曾表示反对，可是美庄坚决要去，她也有不少理由：
“表姊家房子根本就不大，只有一间六迭榻榻米的卧室，和一问八迭榻榻米的客室，另外就只剩下个四迭的小饭厅，我一直住在那个客室里，害得姐夫也不能会客了，晚上大家睡觉只隔着一层纸门，你说是不是挺不方便？表姐又不肯雇下女，每天自己买菜、烧饭、擦榻榻米，我也帮不上忙，我长这么大也从没有做过这些事——我想我们自己应该买一幢房子，不过，你又一时不能出院，我一人去住要害怕的，同时现在的房价很高，我已经看了不少幢，稍梢象样子的都得十多条黄金，住进房子过日子的钱就不宽裕了。我还有两个钻戒，可是舍不得卖，据说台湾卖不上价，最好将来能托人带到香港去卖。所以现在我只有搬到旅馆去。中航招待所环境很幽雅很高尚，空出一个房间来好不容易，我决不能放弃这个搬进去的机会——”
我无法阻拦她，也不想再阻拦她，一切都怪我不好，我不能把她的生活安排得妥当，我应该多尊重一点她的意见。何况她又一再告诉我：
“住在中航招待所，当然是暂时的，你一出院，不管怎样，我们就先买房子——”
“也许，我能找到一个工作，由公家配给一栋宿舍——”我这么说给美庄听，实际上是说给我自己听，以期求得一种自慰——我总不至于完全沦为依靠自己的妻子生存的男人。
“好哇，听说台湾快实行地方自治了，你这位醉心民主政治的人，如果能当选为台湾民选的市长或省主席，那我们就不愁没有官邸了——”美庄半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然后她欣然离去。
美庄搬进中航招待所后，仍旧不断地来看我，偶尔不来时，必会叫招待所的仆欧给我送来点心或煨好的鸡汁。
贺大哥代美庄进行好了一个国文教师的位置；可是，美庄不愿意就。我不好勉强她非去不可，我觉得美庄已经受了够多的委屈。
美庄也常以寂寞，不知如何打发日子为苦。她更着急的，是不能使自己的财富再形增加。她几度跟我商议，要把她那三十条黄金换成西药、或是福州杉木，又要投资跟一位四川同乡的太太合伙做跑香港的生意，我对于理财太不擅长，毫无意见贡献。表姊建议美庄办一所幼儿园，贺大哥建议美庄创办一个杂志，将来由我负责经营，美庄都没有采纳；最后，她把黄金统统换为新台币，存到一家贸易行里，她非常得意这个决定：
“放高利贷，是目前全台湾利润最高的一宗生意！”
大陆上，大规模的战事已经没有了。除了骁勇善战的国军李弥部队在滇西缅甸边区艰苦地建立了坚强基地，合各省零星的游击据点以外，整个大陆全被关进了铁幕。海南岛由于补给的困难，弃守也成为迟早间的事。因此，神经过敏的人们感觉到台湾不是理想的高枕无忧的安乐窝了。不知是谁首先影飨到美庄，美庄开始怀疑台湾的防务，甚至整个反共的前途。每次来看我，她都愁眉不展地：
“醒亚，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再蹲在台湾，表演第二次成都撒退！香港、日本、菲律宾、星加坡、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行，只要能早点离开台湾，当然是越远越好。我多向往美国呀！我们这一生如果不能到美国去一趟，岂不是白活啦？”接着，她告诉我，她必须加紧做生意，赚出到美国后的费用来。
我很清楚，今后在台湾，人人必须过克难勤俭、卧薪尝胆的苦日子，才有办法，才有希望重回大陆。可是，我也不想多给美庄泼冷水，我给她的太少了，虽然她说的可能都是些无法实现的梦幻，我不能再把她自由幻想的权利也一骨脑地剥夺。
不过，我开始担心，她会在商业上遇到风险。我回忆起她在天津做股票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