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了半夜的炮声，又开始隆隆地吼叫，机鎗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听得清楚——
七十七
姑母、表嫂，帮我整理好随身带的小小行囊。姑父也披衣下床跟我话别，他交给我五百块美金，告诉我：
“这数目很少，你带去用，不必分给慧亚了，天津如还能多支持几天，我还可以想办法筹措一点给慧亚电汇过去——明天我不送你了，保重！”
姑父眼里含着泪，我活了快三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他老人家伤感欲泣。
我到报社做无言的告别。编辑部和工厂的同仁仍在埋头工作。我没有勇气跟他们说话，我觉得自己羞耻，我将做一名“逃兵”——我一直在报社待到天亮，看他们编，看他们排，看他们校对，看他们拼版，同仁们似乎发现到我的异样；可是大家几乎通宵无语。全部报纸印齐，开始发售以后，我默默地，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走出报社大门。我多么想再回头多望一眼；然而我的头颈也如千斤重担压在上面，失去了灵活转动的能力——
我吩咐庞司机开车，漫无目标地在市区内行驶。
炮弹仍在纷纷落下。车身像走在地震的土地上。我全然不顾，让车子几乎走遍了半个市区，除非是若干街心的大火浓烟阻挡了车子的去路。庞司机一点都不明白，我要在这时候，在这些地方兜转是为了甚么？我也不明白我要在这时候在这些地方兜转是为了甚么？也许我是要再多看一眼天津的街道与市民？也许我已经精神失常？也许我已经昏迷痴呆？
“油马上要光了，”庞司机回转头来，大声地告诉我，“您也该回去休息啦！”
我看了下手表，已经是清晨八点钟。
车加满了油，回到家，姑母、贺大哥、表哥、表嫂都在门口焦急地等我。表哥把姑母为我整理好的那只皮箱递给我，表嫂把那张唐琪的照片递给我，贺大哥把唐琪的那封附有飞机票的信递给我。
我要上楼拜别姑父，姑母告诉我：
“你姑父刚才跟我们一块在门口等了你半天，现在已经去海关上班了。”
贺大哥送我去机场，在车上他强做个苦笑，对我说：
“我要负责把你‘押解出境’，好对唐琪交代！”
庞司机猛一回头，冲着我哭丧着脸：
“您，您，您真地就要走啦？”
我点点头。他的嘴角一咧，转回头去，然后连用衣袖擦拭脸部，显然是在擦拭眼泪。
八时半到达小机场。乘客们似乎都早已到齐，大家正极度不安地纷纷谈论为何跑道上不见飞机踪影？经过机场人员解释：“机场根本不能停留飞机过夜，因为共军大炮一直没有间断往这儿射击，今晨一架飞机已自青岛飞出，九时前大约可以飞抵此间。”大家方始稍稍安静下来。
我悄悄地环视一下旅伴，企图发现唐琪所说的那个富商。可是，在这一堆人中，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人物正不在少数。只有这种人物才有资格在此时此刻飞上青天；我看看自己，夹在这一群中，不觉有点尴尬。
飞机到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进入机舱。我和贺大哥握手，和庞司机也握握手，同时塞给他一厚迭钞票。这时，有一个胖子现了原形——他急得跺脚顿足，跑来跑去，并且大叫：
“飞机千万不能起飞呀，我的未婚妻还没有赶到！”
有人埋怨他，和夫婚妻一路走，为何今早不把她一起接来机场？他一面跳一面拿着一张信纸吆喝：
“我早晨去接她，她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说她已经直接来机场了！到现在还不见她的影子，出了意外可不得了！我再去给她打个电话，马上就回来，螺旋桨千万先别转动呀！”
他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一脸奇异惨白：“她不来，我也不走，我绝不走！”一面大叫着，却一面踏进机舱。他坐定之后，还继续高喊：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的小白鸽子答应我一同去上海，我的小白鸽子——”
胖子的狂叫，显然引起了所有乘客的厌恶与反感。当查票人员清查乘客人数，发现并无空位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那胖子犯精神病：
“全部机票和乘客都在这儿，你还有甚么未婚妻，甚么白鸽子要来搭飞机？”
一颗炮弹落在约摸四百公尺以外的跑道上。没有比这个更为有效地催请飞机迅速起飞。
舱门尚未关妥，机身已像直升机般地升起。刚刚升起一百多公尺的时候，又是一声炮轰，眼见炮弹由机身旁侧擦过，再稍稍靠近一点，一切都完啦！
我猛然想起，我不会这么死掉，因为唐琪这时一定正在为我祈。
机身平安地在高空飞行了。我扭头看到，那个胖子安坐在一边连打哈欠，就要睡着了。他并没有为唐琪留在天津不走而继续焦急。
中午飞抵上海。我找到维他命Ｇ，在他的宿舍里昏昏沉沉地痛睡到第二天——十六日，天亮。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上海的清晨街道上，猛然想起该给天津家中和贺大哥拍回一纸报告平安抵沪的电报。
天！我没有听错吧？电信局的人员再三拒绝我的请求，他告诉我：
“从昨夜起，天津电报断啦，看情形，天津恐怕已经沦陷——”
天津确实沦陷了。十七日的上海各报一律刊出下面的消息：
“天津在十五日深夜开始激烈巷战，十六日清晨全市沦入共军之手——”
七十八
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搭夜车前往南京。
到南京的第二天，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移往广州。又过了两天，蒋总统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再过了两天，北平沦陷。
一连串的坏消息，使这个春天比隆冬更为阴冷。
难民像浪潮般，每天由江北涌进南京。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又都像潮水般，每天由下关车站涌向上海。有钱的人们早已飞走，若干政府官员也早已溜往上海观望“行情”。人心与币值可怕地降落，谣言与物价可怕地飞扬。街头巷尾多了两种生意：一是准备逃难的人拍卖衣服家私，一是金元券信用丧失后，大家争相买卖银圆。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厌恶达于极点，但对若干政府官员的无能与国军的节节后退，也显示出最大愤懑与失望。
南京的市民和公务员们获有四个月的时间做离去的准备，当然，这四个月对于他们仍是一段危难悲痛交织的苦日子；不过比起不能从容撤退的平津两地的市民与公务员来，却又属幸。南京是四月廿三日撤守的。撤守前三天，我始前往上海。就在那一天，英国撤侨的军舰“紫水晶”号遭受共军炮轰，舰上人员死伤甚重，被迫在南京下游搁。共产党已经疯狂啦，他们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骄横无理的暴行，使国际间大为惊讶；可是更令世人惊讶的，是痛挨炮轰的大英帝国在不多日后率先承认了中共政权！
我在南京一直住了三个月。在这冷酷阴闇的三个月中，我也获致一些温暖：
报社总社长坚留我在总社担任主笔，使我免去失业之苦；最低领袖几乎和我朝夕相处，他给我的深挚友情，使我感到快慰；美庄突然有了音讯，最低领袖交给我一封信，那是美庄写给他的：
最低领袖：久不写信问候你，歉甚。现在我要恳托你一件事——就是请你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如果，你也不清楚，务必请你多方打听。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曾往天津小住，与醒亚同游平津名胜，至为愉快；不幸最后两人吵翻了脸，我便睹气跑到上海，游览了苏州、杭州以后，便只身返渝。
返渝后，我曾前后接获醒亚三封信；可是我一时犯了娃儿脾气，立志一定要接到醒亚十封信，才肯给他回信，才肯恢复邦交。我有这种自信，我坚信醒亚必会一连给我写信来。然而我没有想对，醒亚的信竟然再也不来了。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是我仍然盼望醒亚的信来，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他的，所以我把当初自己立的志，打了个对折——只要醒亚给我写五封信来，我就立刻跟他通信。难道他已经写了三封，就不肯再继续写两封吗？绝对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还在爱我，并且我知道他会永远爱我。他实在是一个忠实于爱情，忠实于我的人。我曾冤了他，说他不爱我，爱别人，后来我已经想通了，他并非如此，只是他不太懂我所以向他撒赖撒娇的原因与目的。醒亚稍稍缺乏一点风趣，有时候有些不解风情，这也许是他的唯一的缺点——我爱他如初，我每天都在等候他的来信。我有点恐慌，也有点气忿了，我又最后一次“立志”：只要醒亚再仅来一封信，哪怕只有三五个字，我就宣布解严令，立刻跟他通信，甚至答应他回到天津结婚。醒亚也太狠心了，他居然再多一封信也不写来了。我觉得我受了太多的欺侮与伤害，从小父母说我是“不许苍蝇踢一脚的人”，如今我竟活像被兽蹄踢得遍体鳞伤——我绝不能再破坏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低的誓言——他不写第四封信来，我死也不写信给他。我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向他无条件投降。自从认识醒亚，我为他设想、向他让步的地方已经够多了，我担心我这么做惯了，一旦结婚以后，他会要求我处处做更大的让步——由报纸上我看到了他当选天津市参议员的消息，我曾想给他拍个官样文章的贺电去，看他反应如何？可是我终又阻止了自己这么做，我怕他误会我向他谄媚，我并不把参议员看成了不起，我本希望醒亚从政做官，而他偏偏又干起专门跟做官的找麻烦的民意代表来，简直是故意气我。我恨他做参议员，我想象得到，参议员繁忙的生活，会使他无暇多想到我，甚而淡忘了我。
我呕这口气，想不到一呕竟呕了一年多！日前看报，突然触目惊心地看到天津沦陷的大标题，我简直吓呆了。最近一年来，不怕你骂，我一直很少看报，看报也是专门看看电影广告及其它娱乐新闻，国家大事我一向不感兴趣，虽然偶尔听父亲讲起国军剿共战事越来越转向不利的消息，但始终没引起我太大的注意。一万个想不到天津竟这么快就失陷了。我这才发觉我曾经立过的那个志，起过的那个誓，是多么荒谬而毫无意义！如果醒亚沦入铁幕，呀，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要哭了——
书归正传，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又是我们的“领袖”，不能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犹豫了好多天，终于决定给你写信，请你设法打听醒亚的消息。我多盼望他已事先或事后逃出天津，那么他一定会到南京去的，因为南京有他的报社总社，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伤心发牢骚了，他一直爱报社甚于爱我，我知道他如果逃出天津，他必去南京找他的报社，而不来重庆找他的未婚妻——
最低领袖，请快告诉我醒亚的消息！快，快，快，用航空快信双挂号告诉我，或是加急电报告诉我！我向你敬礼！
美庄
最低领袖给美庄拍了加急电报。我全然相信，也感念美庄对我真切的关怀，我还在思考如何也写一封长信寄给美庄时，美庄迅速地先寄信给我了。那信，充满嗔怨与责怪，也充满热情与恩爱。
最低领袖已经听我把美庄上次在天津与我争吵的原原本本，以及我与唐琪相识的始末详叙一遍，他表示非常钦佩唐琪，同时他也为美庄辩护，认为美庄态度虽然不好，但仍系出于一片痴爱我的心理。最低领袖从未见过唐琪一面，与美庄却有三年同学之谊，他似乎有点偏袒美庄，这是极自然的。
我和美庄开始通信，信中双方都绝口不谈唐琪；可是，我不敢担保唐琪的影子已全部在美庄心中消逝，而我，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片刻不想到唐琪。唐琪本来是可以到上海的，为了我，她宁愿把自己关进铁幕，今天我能和美庄自由地通信，都是唐琪所赐予。尽管唐琪一再要我跟美庄相爱，跟美庄结婚；然而我却感觉我果真那么做，便越发对唐琪不起。然而，我不那么做，除了白白伤害美庄外，又有甚么特别对得起唐琪呢？
我不再爱美庄也救不出来唐琪了。我不再爱美庄也不能补好唐琪心灵上受过的太多太大的创伤了。而唐琪口口声声要我去爱美庄，并非花言巧语，她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她的处处为我设想，为我牺牲，都是来自无比的真。渐渐地，我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件违背唐琪的意志的事。渐渐地，我觉得，为了听从唐琪的话，我也得继续爱美庄。
美庄来信约我去重庆，最低领袖催促我去重庆，连在青岛的表姊和我通信时也赞成我去重庆。我不能马上去重庆，因为我刚刚担任报社主笔工作，文章还没有写几篇，就要请假，甚至借薪离京入川，实在对不起报社和厚爱我的总社长；紧接着，报社准备迁往广州出版，我被指派兼任一部分照料工作，更不好推卸责任一走了之。
最低领袖在四月初把他的杂志社迁往上海。我跟报社最后一批撤退的员工，在行车时间已形大乱的下关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始于四月二十日抢搭上一列火车。车行半途，一部分乘客被赶下来，改载军队，我们庆幸被留在车上，得以安抵上海。
在我离开南京的前几天，心情恶劣异常；可是却有一桩喜讯到来——贺大哥自青岛来信，原来他经过数月的东躲西藏，终于冒险化装逃出，沿津浦线到济南，转胶济路，抵达青岛，并且找到了表姊和表姊丈。在信中他报导了许多天津沦陷后的新闻，共产党不外仍是那一套清算、斗争、杀人、洗脑、血腥恐怖统治。另外他特别告诉我四件事：我们的报社已被封闭劫收；唐琪没有消息，听说去了北平；我的姑父全家平安，不过已被赶出那楝小楼，共产党认为姑父一家人没有必要与资格再住那么“大”的洋房；高大爷在各种欢迎共产党的场合很活跃，由于带领共产党接收电信器材有功，仍旧官居电信局处长职位。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南京沦陷，第三天太原沦陷，太原城破前夕，忠贞反共的公务员和眷属五百人集体自杀。
到上海的第四天，上海保卫战正式闻始。上海保卫战足足打了一个月，国军捷报频传，共军伤亡惨重，一时人心大为振奋；然而那却是整个大陆关进铁幕之前，国军打的最后一次硬仗了，防守上海的国军有唯一自东北强行撤退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当保卫台湾的重大使命必须靠它承担时，它只好在数度达到歼敌任务之后，向大上海挥手告别。
五月二十七日国军撤离上海，一周前我和一些报社同事搭轮前往广州。
最低领袖的杂志已不能维持，显然，他很悲观，他痛恨一些政府官员的不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痛恨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疯狂地推行马列主义的程度，几乎已达到同一水平。因此，在他极端失望之下，他几乎决定不再跟随政府到处流亡。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
“若说我本人不赤拥护政府，恐怕无人相信；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些官员们到今天还不肯大彻大悟：贪污，低能，怠惰，搞派系，互相倾轧，逃亡变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他们居然还开口三民主义闭门三民主义，简直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叛徒！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喘不出气来——”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政府在遭受过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后，能够减少甚而根除他所指出的这些病症，那仍是值得我们竭爱护的政府。我又告诉他：他和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必须负起这种善意批判政府、恳促进政府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