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后，也许我被一般人认为已经是“飞黄腾达”了；然而，我一直没有私蓄。贺大哥倒是常安慰我：
“老弟呀，你这几年群众基础建立得不错，经济基础却建立得太差；不过要知道，这正是一个真理——凡是用尽心思搜括，经济基础大定的人，必就是群众基础极为脆弱的人。”
然而，有经济基础的人，今天才有资格远走高飞。
姑母全家都主张我走。贺大哥也主张我走。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绝对不走。
为此，我和贺大哥一再发生争执。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甘心等着共产党来了杀头？那种死法毫无价值！你必须立刻做走的准备。”贺大哥焦急地逼我。
“我如果现在一走，对国家不忠，对姑父母不孝，对报社同事不仁，对天津市的选民不义，您不要逼我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我这么回答。
“我不要听你作文章！”贺大哥立刻接着说，“你又不是现役军人或公务员，国家需要你到自由区域继续办报鼓吹反共，你却要白白在这儿送死，你这算得甚么忠？你反共已经反出了名，留在天津不走，白白连累你的姑父母全家，你这算得甚么孝？共产党攻陷了天津，你的报纸再不能出版，你再不能替你的选民讲任何一句话，你应该跑出去增加一份自由区的反共力量，早点回来解救你的事业和选民才是正理，你不做此想，反被老掉牙的‘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的观念束缚住，这又算得甚么仁？甚么义？”
“任您怎么说，我这次是铁了心啦，”我说得坚决，“我绝对在天津沦陷前不走！”
“忘了当初日本占领了平津，你死去活来的要求我带你去南方吗？那时候你还很年轻，脑筋倒清楚，现在怎么越活越胡涂啦？”
“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没有任何职务在身；现在我虽然没有接奉任何人的命令必须与天津共存亡，可是，在道义上，我有太多的负荷。前两天还有好几位当初热烈支持我的选民来问我究竟天津危不危险？又问我究竟准备不准备走？我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偷偷跑掉，又告诉他们天津城防即将竣工，自卫队也即将编组完成，驻守天津的国军，又是大家信任的勇敢善战的‘老广部队’，所以天津不会被敌人攻陷，尤其傅作义总司令指挥若定，必要时准会调遣大军增援平津——他们都欣慰地和我握手告辞，并且表示一旦保卫战开始，绝对负责发动慰劳国军与自卫队的工作。您看，让我离开这些纯朴的老百姓，让我欺骗这些善良的老实人，我，我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怪事，想不到你和高大爷的论调竟会一样！”
“怎么？你拿我跟他比？”
“是呀，”贺大哥哼了一声，继续说：“昨天在马路上碰见了高大爷，我不想跟他多啰苏，他却拉住我猛谈天下大势，他居然对战事格外乐观，他说：‘冀东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别看我们撤退了好几个地方，那是傅老总的战略战术，想打人者必先缩回一下拳头，再挥出去才更有力，所以共产党就要狠狠地挨傅老总的铁拳了！’最后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兄，共产党想打国军呀，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嘛！’——”
“难得高大爷有这么坚强的反共意识。”
“你等着瞧吧，万一天津换了主人，第一批打欢迎旗的行列中，少不了这位高仁兄！在嘴皮上反共太容易啦，现在咱们政府要员中，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也很不缺乏这种专靠嘴皮反共的人物，他们耗费的是唾沫星子，他们要求别人耗费的却是鲜血头颅——这批人在现政权没有垮台以前永远会靠吹、拍、骗，做政府的宠儿，一旦危难到来，保险一个个都向敌人卖身投靠——”
“您说得很对，所以这次我想用真实的行动表示我的反共，必要时，我准备重新回到战场当兵，我又不是没有跟八路打过仗。”最后，我用这几句话堵塞住贺大哥的口。
十二月初，冀东重要县城相继沦陷。报纸生意却意外发达，一方面是人人关心战局，争相看报，一方面广告业务畸形繁忙——卖房产、卖汽车、卖家具的广告大批大批送上了门。
姑父忽然提议要卖房子，他说如果我决心离津，他愿意变卖房产，一半留作家用，一半交我带走，和表姊平分。显然，姑母舍不得卖掉这幢已和她发生深厚感情的小楼；可是，为了她的侄子和虽然出嫁但并不富有的女儿，她同意了姑父的计划。
我反对这桩计划。我央告姑父千万别这么做，这么做将使我终生愧疚、痛苦。我又告诉姑父母，我一人逃难的盘费还不至于筹措不出，只是，我仍然没有变更不走的初衷。
贺大哥在一个深夜，又来催劝我早做离津准备，我们辩论了几句，他突然说出来：
“唐琪来找过我两次了，她希望你早点走掉，她要我转告你。”
“唐琪？”我简直像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惊讶地，然而淡然地问，‘她又回到天津啦？她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关心我离不离开天津！”
“看你的口气，似乎对唐琪很有误会？”
“大家已然分手，各奔前程，也谈不到甚么误会不误会了；不过她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何必在胜利后还要过那种糜烂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活糜烂？”
“她第一次由东北回来，有人说她在天津做高级交际花，是吗？”
贺大哥点点头。
“她由天津重返东北以后，我想也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贺大哥再点点头：
“她都坦地对我讲了，她从不撒谎。这是唐琪的美德。”
“请您转告她，谢谢她对我的关怀。我决定不走，是您贺大哥和我姑父全家以及许多亲友的劝说，都没有动摇过的，当然，也不会由于一个女人的劝说而变卦。其实唐琪倒应该走，上海、广州、香港一些地方很适宜她的存在。”
“醒亚，唐琪劝你走，是一番好意；我不愿意看到你这种讥讽唐琪的态度，这与你已往的性格很不相似——”
猛然间，我几乎哭了出来。我一把抓住贺大哥，伏在他的肩头：
“原谅我，原谅我，您不知道我多希望她能努力向上，我们尽管不能再相爱——”
“醒亚，你要她做甚么？你要她嫁人，她不肯跟没有爱情的人结合，事实上她自从失掉唯一的爱人，茫茫人海中再没有可以做她第二个爱人的人了。你要她刻苦生，她为期待与自己的爱人重逢，不但受尽了苦，冒尽了险，任何人不能忍受的，她都忍受过了，结果，她的期待变成一场梦，没有谁还有权利要求她再继续受苦牺牲，她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一种她愿意过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那种生活方式不但可以使她免去贫穷，更可以使她麻醉，使她忘记痛苦——”
贺大哥的这片话很使我惊奇，我从来没有听他自这个角度论断过唐琪。我忍不住立即问他：
“您对唐琪的看法与以前大有变化，是吗？”
“我以前不太认识唐琪，”他似无限遗憾地说，“我曾把她看做普通的舞女、歌女，这真是我最大的过失。我感激她救我的命，而更令我敬重的是她救我的原因是为了爱你——”
“当初您并不赞成我跟唐琪谈恋爱，还鼓励我在大学里交女友好忘了唐琪——”
“别，别再说，别再说了，我求求你，”贺大哥的脸上堆满了痛苦，“唐琪的话我是给你带到了，随便你听不听吧！再会！”
我拉住意欲告辞的贺大哥，询问他唐琪的住址。他摇摇头，他说唐琪不肯告诉他，他又说唐琪的目的仅是催促我离开天津这座危城，并不想与我会晤。
七十五
十二月中旬，唐山突然撤守。平津铁路被切成数截，两地交通从此断绝。天津开始了空前的紧张，重要街道都赶修好碉堡，沙口袋更排满每条巷口，娱乐场所骤形冷落，恐怖阴森的空气，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浓厚地弥漫在每个角落。张贵庄飞机场和海河轮船码头，行李堆积如山，人群麝集，万头钻动，变成了死寂的大天津中仅有的两处闹市。
好心的报社总社社长已经给我数次函电，嘱我必要时务必设法离津，没有为印刷机殉死的必要。我回信告诉他，我绝对负责把报出版到共军进城的那一天为止。
参议员们整整走掉了一半。正式会由于人数不足，一再流会。到会的人也不再谈论粮荒，虽然粮荒仍在日益严重恶化中；大家谈话的焦点集中到如何鼓舞振奋士气军心上。人们没有比这时候更清楚军队的价值了。二百七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目前唯一可以保全的方法，就是要这支军队流血御敌——我们组成了一个参议会慰劳团，代表市民到每一个城防口向那些忠勇的国军战士与自卫队员早献上最高敬意。
表嫂告诉我，唐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有无准备离津的动向，另外唐琪还约她吃过一次饭，请她转告我务必提早南去。
我几乎无暇理睬这一次表嫂的叙述。一方面，我正忙于在参议会中拟具给行政院和华北剿总的电文，请求中央在天津被围时，派遣空军按日空投食粮与武器，另外请求剿总抽调部队驰援天津；一方面，我又忙于处理报社内部的不幸事件——一部分员工吵闹着加薪加发实物，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歹徒从中煽动，这些平素和我有着深厚感情的员工们会在这紧要关头，摊给我如此一个难题与要挟；果然，我没有想错，接着，一天报纸的大标题里把“反共到底”几个大字印成了“友共到底”！共谍已经混进了我们这家最反共的民间报社。我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感到羞愧与忿怒，若非市政当局深知我的为人，我会被“请”到警备司令部里去。
十八日，最后一艘由津驶沪的轮船——元培号，开出了招商局码头。十九日，最后一架民航机飞出了张贵庄机场。二十日塘沽失陷，距离市郊二十里的张贵庄机场也被共军占领。
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排山倒海而来，重重把天津围住。
新年到了。没有人燃放炮竹。没有人拜年。没有人悬灯结彩。没有歌，没有舞，没有欢笑。只有共军的大炮弹每天在市区上空呼啸穿梭，几处大建筑都被轰坍了楼尖，或者被轰成了一片瓦砾。
邮政已完全停摆，因为再没有一条船可以出入，再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落。报社总社社长连拍来两次电报催我离津，我回电说，目前想走也毫无办法了。
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在大雪纷飞中，津郊展开了主力战闹。国军和自卫队一连击退了共军十数次猛攻。
小型飞机场在旧英租界赛马场里抢修起来了。立刻，航空服务社的生意又抽疯似地兴隆了一阵。一个富商包了一架专机，全部装猪鬃，仅搭了两个活人，飞往上海。这一猪鬃比人值钱的消息给了天津市民莫大刺激。可是，很快地，大家便不谈论它，因为市郊战况的惨烈使市民无心无暇再管其它的事。
贺大哥急躁地跳着脚，劝我迅速搭机飞走，他几乎要跟我翻脸：
“我一个弟弟已经战死，我不愿意另一个弟弟白白在在这儿送命！你懂不懂？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
“您现在要我走，我怎么忍心走？”我大声喊叫着，“刚才我还到城防前线去看过，我们那些国军与自卫队的弟兄们的尸首和血液凝固在冰雪上，一层红、一层白，一层白，一层红，简直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肴肉冻——他们凭甚么就得那么死，我们凭甚么就得快点逃呀？”
“你把自己做成肴肉冻，也扭不转这座危城的噩了——”贺大哥阴冷凄怆地说，“没有代价的牺牲是一种愚蠢。”
“您怎么不去做总明人？您怎么一直不肯走？”
“我要是你，我一定走；你要是我，我一定不要你走！我走是弃职潜逃，政府抓住我要枪毙，我宁愿死在跟共产党拚命的战场，当然不愿意挨自己政府的子弹！”
“贺大哥，我要跟您一齐重回战场，我要跟您在一块儿，我要跟您永不分手——”
说着说着，两个大男人抱头呜咽起来。
贺大哥答应了我，如果天津一旦发生巷战，我俩便参加部队作战或突围。
小型飞机场成了共军炮轰的目标，跑道被炸毁了，一架飞的翅膀被击碎了。一连几天无飞机起落。机场抢修工作仍在炮火威胁下进行。登记飞机的乘客尚有一千五百多人，黑市机票已经高达每张十多条黄金。
大风雪卷带着火药烟雾、弹片、血腥臭，在天津市日夜飞舞。
一度冲破城防口的共军，像一股怒潮涌进市区，但在守军奋不顾身的抵抗与反击下，终被全部肃清。双方死亡惨重。敌人增援部队正源源而来，市郊杨柳青已设立了共军司令部。市民对国军的孤立无援，由钦敬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惶恐，他们发觉中央和剿总都不再管这一座危城了，而这支寡难敌众的守军，在粮绝弹尽之后势将无法再卫护他们；于是，谣言四起，有人说蒋总统即将下野，由李宗仁代主中枢，有人说南京已乱成一团，主战派与主和派正大打出手，有人说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局面即将出现，有人说傅作义讳莫如深，可能搞“局部和平”变相地向敌人投降——
天津市内粮荒之后，煤荒、水荒、电荒相继纷至沓来。天津在瘫痪中。天津在奄奄一息中。
元月十二日，几位参议员为了保全天津市民的生命财产，倡议要组织“和平代表团”到杨柳青会晤林彪，洽商休战。他们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坚决反对。我告诉大家想与共产党谈和直如痴人说梦，国军强大的时候，共党还不肯谈和，今天他们大军兵临城下，会跟我们谈和，岂非想都不用多想一下？可是，这几位求和心切的民意代表确也是出于一片至，纷纷声泪俱下地说出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为天津市老百姓说话、跑腿了，明知希望绝少，但不愿放弃死亡边沿上挣扎的机会——
我退出会场，声明出城与共产党谈和的事，我誓不参与。
回到家中，我难过极了，空虚极了。我并不恐惧。我摆弄了一会儿贺大哥日前赠给我的那支“鎗牌”勃朗宁自卫手鎗，我想我还有勇气用这支枪杀敌，并且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可是，空虚比恐惧可怕得多。空虚使我难挨，难忍。
突然，表嫂拿着一封信，闯进我的卧室：
“唐琪有信给你。”
我接信过来展读。
醒亚：原谅我的信来得唐突与冒昧，我本不准备写信给你，打搅你的精神与时间，我深知在目前这危难险恶的局势中，你的时间与精神是多么宝贵。可是，我发现，我几次拜托别人转达请你早日离开天津的口信，没有发生丝毫效果，因此，我不得不再亲笔给你写信，要求你考虑接受我的劝告。
我在东北颇久，苏俄与中共的所做所为我知之极深，他们最痛恨的对象之一就是与他们从事思想斗争的文化新闻工作人。也许你早已听说，沈阳沦陷后，好几位报社主笔和记者被共军残暴杀害。他们对拿笔杆反对他们的人比拿枪杆反对他们的人，更恨之入骨。我清楚知道：你既用过枪杆反对他们，又用过笔杆反对他们。如果天津落在他们手里，你将是他们最得意的一件战利品。
我晓得，你勇敢，不怕死；可是，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我想不出你如此白白落在他们手中死去，有何重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