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狗挡路，前唱：“有蹄有咬！”后唱：“唤老板娘拿绳子拴好！”
有猪挡路，前唱：“前头一个毛拱地！”后唱：“打个连环高挂起！”
这几个轿夫唱的腔调很滑稽，声音很大，惹得路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和郑美庄的头上。我怪难为情，更觉得这么“威风”地游览山景，实在过于招摇。
我们游了南山、文风塔、黄桷桠，然后沿着一条平坦的马路，到达黄山。
黄山风景很美，古树参天，在蜿蜓的山道上，自两边伸来的繁茂枝叶，交织成一片厚厚密密的绿色网盖，太阳几乎全部被隔绝在半空，走在路上，周身像突然跳进游泳池那么凉爽轻快。偶尔阳光穿过细小的空隙直泻到地上，俨若条条晶亮的金质长针。
我们步行走上黄山，轿夫留在山脚下了，是我提议要他们在那儿休息休息。郑家的别墅就在半山腰，是一栋纯西洋式的楼房。
“我的三个哥哥当初都很爱打网球、游泳。”郑美庄带我进入别墅，指着院内的一个网球场和游泳池说。
“现在他们在哪儿？”我问。
“一个死掉了，一个在川北带兵，一个在重庆替爸爸经营钱庄。”
“你没有姊妹吗？”
“有，”她说，“不过不是我母亲生的，爸爸的两个姨太太每人都生了一们女儿。我讨厌她们！”
原来这栋别墅目前正由郑总司令的两位如夫人居住。
进入房内，郑美庄俨然仍以主人的姿态与口气，指挥着别墅里的勤务兵与女佣烧咖啡、做点心。一位郑太太亲自下楼相当客气地招拂我们，另一位郑太太正在楼上打牌，我们上楼后，她也很客气地连说没有下楼迎接我们甚为抱歉。她们又坚留我和郑美庄吃过晚饭再走，还说两个小女儿很想念大姐姐（指郑美庄），不巧今天进城看电影了，晚饭前一定可以赶回来。
我们本未预定在黄山吃晚餐，玩到四时多便下山来。若不是郑美庄替那位郑太太打了两圈麻将，我们会更早离去。
“要我等那两个小鬼回来？我才不要呢！”走出别墅，郑美庄对我说，“姨太太生的没得好货！”
“不可以这样讲，”我马上阻止她，“小孩子有甚么过错？错在大人呀！”
“咦？你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硬是与众不同。”她笑一下。
“真的，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还想说一句，你那两位姨妈也没有甚么大错，算起总账来，错得最多的是令尊呀。那两个做姨太太的女人，不是太弱的弱者吗？”
“谁要她们肯给人做小？不要脸！”
“她们不肯，还不照样有别人肯！令尊那么有势力，敢说声不肯的，恐怕也太少了。”
“哼，你看她们刚才对我们好客气，便同情她们啦！是不是？哼，她们那也是‘笑面外交’呀！”郑美庄气愤地说，“她们俩是联合阵线，专门对付我妈妈——自从她们住在黄山，妈便不到黄山避暑了。妈一生气决定每年改去昆明，昆明四季如春，可比这又好多啦。去年冬天我不是去了吗，那儿夏天和冬天气候差不多，多安逸呀！今年暑假我一定带你去好不好？”
“我可没有那种福气呀，暑假我还要照旧到报馆去担任短期工作的！”
“真煞风景，”她把嘴一撇，“你常喜欢这样，在人家高高兴兴的时候浇冷水！”
“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在一道玩？讲真话！”她又追问了我一句。
“并不是——”我回答着，我还想继续很温和地告诉她，我非常感谢她今天带我整日游玩的盛意，只是她父亲的影子一直罩着我的脑际，使我的情绪奇异地恶劣。然而，我不知道这番话该如何说出来。
“美庄，你的老太爷是不是最近身体欠安？有甚么不舒服吗？”鼓鼓勇气，我这么说。
“没有呀，他近来身体很好啊。”
“那，怎么他吃鸦片呢？”
我想，她也许会替她父亲否认；她没有。她回答得很实：
“爸爸吃了很多年了，妈也吃！”
“政府不是早就禁烟了吗？”
“禁别人禁不了爸爸呀！谁敢管他呢？别说爸爸；妈妈也没人敢管呀！她每年从昆明回来，都要带回来最好的‘云土’哩！她就装在饼干盒子或是小皮箱里，飞机场里的检查员一见是我妈妈，立刻说：‘郑总司令夫人来了，免检查！’——”郑美庄说得十分得意。
我几乎叫出来：“郑总司令的千金，我们实在难以做更好的朋友了，我憎恨你的家庭！”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可是，郑美庄居然没有发觉到，她仍高高兴兴地拉住我的手，摇摆得高高地，在绿荫遮掩的山道上，蹦蹦跳跳地走。
在黄山脚下，我们重新各自坐上一抬滑干。一路我没有讲一句话。郑美庄问我：
“你疲乏啦？怎么话都累得讲不出来啦！”
是的，我疲乏了。对于和如此一位贵族小姐中间的友情，我确是感到了几分无力支撑。
四十六
暑假前夕，校内各省同乡会联合举办了“欢送毕业同学盛大晚会”，校长与多位教授也来参加，节目精彩繁多：独唱、合唱、小提琴、钢琴、古筝、踢踏舞、口技、奉天大鼓、秦腔、川戏、平剧清唱——平剧大受欢迎，由于操琴的那位教授当真拉得一手好弦儿，唱的两位同学调门高，声音洪亮，显然大卖力气，只是偶尔出现荒腔走板状况，令“琴师”皱了两次眉头，唱者似有领悟，唱完时直向老师抱歉，教授笑称：“票友唱戏，都会闹笑话，你们唱得已属难得了！”
这时，突然有人提议：
“北方佬都会唱平剧，请张醒亚同学唱一段！”
郑美庄猛古丁地站起来喊：
“你们说对啦！在我家我听过他唱小生！”
懂戏的教授与同学立刻说：
“小生，好哇！唱辕门射戟吕布，黄鹤楼周瑜！”
“美庄，”我一本正经地问她，“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唱小生？”
“糟糕，我没有说清楚，”美庄向大家宣布，“我是说：张醒亚曾在我家随着留声机小声唱，方才我说成了唱小声——他会很多老生戏。今天他可以唱大声，大声唱啦！”
掌声四起，面对热烈的鼓舞，我不好意思太使人扫兴，便恭请那位教授为我拉了一段“李陵碑”，太久不唱，我居然还记得全部唱词。台下大吼大叫：“再来一个！安可！”我深深鞠躬答谢，又唱了一段“洪羊洞”。教授居然夸奖我是标准谭派，掌声再起，我谦虚地说：“或许是嗓子里有痰的‘痰派’吧？”
赞誉声此起彼落。美庄捉住我的手：
“晓得你会唱，却不知道你竟然唱得这么好！你怕我学吗？一直深藏不露，好自私呀！你还会些什么？今天统统招出来。”
我还没有答话，美庄凑近我耳边：
“我真没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唱得这么受人赞扬！唉哟哟，射击！田径赛！写文章！讲演！又加上唱平剧，快从实招来，你还会什么？”
“谢谢你的夸奖。”
“真是十项全能呀！”她做了个鬼脸，轻声说，“我看，我看哪，你唯一不会的，就是谈情说爱——”说罢，她噗哧一声笑出来。
我一时不知如何响应，未多加思索，说了一句：
“我可以慢慢学。”
“够幽默！”她连连大笑三声，惹得同学们异口同声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
自那天起，郑美庄与我之间，多了一个两人都喜欢的话题——谈平剧。
美庄一向喜欢“请客”。“我请客！”几乎已是她的口头禅，对一般同学如此，对我更不例外。我并不喜欢大吃大喝，却乐于接受她请客看戏，好几次她请我去观赏当时享有盛名的“厉家班”与来自山东的“实验剧院”的演出。最令我看得、听得过瘾的，是“厉家班”厉慧良的武生戏“挑滑车”，与“实验剧院”院长王泊生演的关公戏。
多日来，显然看得出郑美庄心情愉快。快乐是有传染性的，常跟郑美庄在一起的同学们，似乎都感染到喜悦，老实说，也包括我在内。维他命Ｇ一劲儿地说：“郑美庄这阵子天天眉开眼笑的，变得比以前更好看了。”又说：“丈母娘”竟告诉他：她与一些女同学都真地祝福我和美庄，认为我们是天作之合理想佳偶。最低领袖则一连跟我说了几回：“我对郑美庄的印象可确实改观啦！自从那次在医院手术室，看到她那一脸焦急关心，又看到她眼眶里滚出来泪珠，我完全承认她是本质很好的女孩子——”
是的，郑美庄本质原是很善良，只因为特殊家庭环境的娇纵，使她的习性、观念与我之间有着一大段差距。我时常默想她的好处，也感念她的好心；然而冷静下来时，又会越想越觉得她和我很难成为理想的一对。许多理由如此提醒我，最大的理由，却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影子仍盘据我心，不肯让出空隙。
当我和郑美庄一起高兴地观赏平剧或谈论平剧时，心中便断续浮现当年我拉胡琴，唐琪唱麻姑献寿的情景——我尽力想排除那段记忆。对郑美庄，我觉得有一份歉疚。
我也曾如此想：果真唐琪始终真挚爱我如初，我该为她“守身如玉”，果真唐琪为我殉情而死，我该为她“守节终生”；可是，她已经背弃我，她已经不爱我，她不但未死，且正在纸醉金迷的欢乐场中过活——想到这，我很她，恨她入骨；然而，我很快地感觉出来，我所以恨她，还是由于爱她的心未曾全部冰冷；否则，对于一个丝毫不爱的人，又何恨之有？
我抱怨命，我抱怨为何不要唐琪和我在此时此刻此地开始相遇相爱！
当郑美庄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竟几次险些叫出来：“为什么你不是唐琪？为什么你不是唐琪？”
接着，我又想到：如果唐琪有郑美庄千万分之一的财富，也不会沦为舞女歌女了，如果唐琪能在沙坪坝读大学，她定是个备受师长与同学喜欢的好学生，她的美貌不知道该如何使同学们吃惊！她比郑美庄好看得太多了，同学们会给她破例地打上“五百分”！她很能吃苦，她会和我一起勤奋读书，俭朴度日，我俩会被人称羡为一对十全十美的理想爱人——如果，她愿意做护士，重庆这儿有的是医院，沙坪坝上就有好几家，那样，我们也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还可以介绍最低领袖、维他命Ｇ、郑美庄、一大堆男女同学跟她认识，她一定会热烈地拿他们当好朋友看待，尤其我更要她特别对郑美庄好，要她爱郑美庄如同爱一位小妹妹——
唐琪、唐琪、唐琪——天哪！到何年何月何时，我才能忘下如此难忘的唐琪啊？
四十七
一天清晨，我接到了自贺大哥工作的机关寄给我的一封信，急忙阅读一遍，原来是一位尚先生写来的，信上说他最近自天津辗转抵渝，在津曾与贺大哥和我姑父会晤，并且姑父托他给我转拨来一笔款子，嘱我立即到他那儿一叙。
万万没有想到的，令人狂喜的好消息呀！我立刻请假去重庆找到了尚先生。
首先他将两万法币交给我，对于我，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当时颇令我暗吃一惊。
“在天津，令姑丈托贺力兄转托我替你拨款。两千伪币，按目前行市折合约为一比十，所以我应该交给你两万块钱，”尚先生接着说，“我曾和令姑丈见过一面，他要我告诉你：你的姑母很壮实，每天烧香磕头求老天爷保佑你，听到贺力兄回去说你已在四川读大学，她高兴极啦！妳的表哥已经结婚，并且生了一个男孩，你的表姊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位在邮政界做事的。”
“贺力大哥呢？”我问尚先生，“他怎么不跟您一路回重庆来？”
“唉，”尚先生叹了口气，“我本想不告诉你的。因为他工作得太积极，他被捕了。”
当时，我觉得一阵晕眩，眼泪立刻滚跌出来。若非跟尚先生是初次见面，我想我会放声一哭！
“用不着太难过，”尚先生劝我，“我们任何一个敌后工作者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贺力兄被捕的前半小时，我们还在一起，我若再晚离开他半小时，便会一块儿被补了。我知道贺力兄非常爱你，你为了感念他，应该把悲愤化为力量。也正为此，我已写信告诉他的弟弟贺蒙了，你们都要好好充实自己，储备力量，给他复仇——”
“他已经遇难了吗？”我问。
“我临走那几天，还没有听说，现在就不知道了。”
猛然间，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尚先生握紧我的双手：
“好兄弟，男儿有泪不轻弹，哭没有用，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你该把悲愤化为力量！”
“是的，”我呜咽着，“我记住了！”
时间已到中午，我邀尚先生到两路口社会服务处食堂吃饭。他坚持要做东，当然我不肯答应。我告诉他：他是我离开天津四年以来，第一次第一位邀请的客人；四年来我从无力请客，今天我有钱了，而那钱还正是他千里迢迢帮我带来的。
吃饭中间，他继续告诉我一些敌后的状况。他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的英、法租界当即被日人接收，英、美、法、同盟国侨民一律被关进了山东潍县集中营，我们的地下抗日工作因为丢失了租界的掩护，比以前更为艰难险恶，可是那些爱国的中华儿女们却比以前更勇敢，更坚强，更创下一连串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而贺大哥正是一部分重要工作同志的领导人。他又说：日本人在表面上虽然还勉强摆着一张“撑得住”的面孔；实际上，日本人已经撑不下去，并且就要临近崩溃的边沿了，而把日本人拖到泥淖里越陷越深的正是中国，日本人目前普遍厌战，可是日本军阀和财阀们便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暴力侵略与经济压榨政策，全华北的老百姓都正在奴役与饥饿中过日子，物质缺乏达于极点，家家户户的铁门、铁窗、铁器用具，以至于小铜佛、小香炉都在“献铁献铜动”下被日本人全部劫收去，充做制造枪炮的原料，大米、白面普通人再也吃不到了，每天可以看到街头排成一字长行，人们在那儿凭配给票领食“混合面”与“麸子”——
说到这儿，尚先生突然把话题一转：
“噢，受苦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那些日本人与汉奸中的显要达官们，和一些毫无国家观念，专靠投机倒把发了财的商人们，还不是照样在花天酒地里疯狂地享乐！我临离开天津的前几天，天津正在选举什么‘歌后舞后’，结果一名叫什么唐琪的当选了！”
“什么？唐琪？”。我失声叫出来。
“是呀！怎么？你知道她呀？” 尚先生问我。
“以前见过，”我说，“她和我还是拐弯的亲戚呢！”
“噢？我在天津倒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你还有这么一位令亲。她很有魔力呀！她灌制的留声机唱盘，非常流行，报纸大捧她，叫她什么‘小白鸽’，一些登徒子和敌伪达官巨贾们都趋之若鹜——唉，真是妖孽，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第二次觉得一阵晕眩，和初听到贺大哥被捕消息时，同样地险些仰倒下去。我再吃不下一点饭。我竭力装着镇静无事；可是尚先生已经看出了我的异样。
“怎么？又难过起来啦！”他关心地问我。
“我又想起了贺大哥。”我这么答着。我并没有全部撒谎：我只是撒了一半谎。贺大哥与唐琪的消息，前后带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