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本想问问她尼诺的事，一开口却变成了：“我想跟你在一起。”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表白，埃琳娜却明白了，用她那冷漠得令人绝望的方式明白了。
她拉起他的手，说：“来吧。”把他拉到床前。她拉紧窗帘，开始脱衣服。阿尔伯特也脱光了，躺在床上，当他感觉到身边的埃琳娜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鸿运当头。他和世界上最美丽、最高高在上的女人一起躺在床上。她是一个温柔而经验丰富的情人，只是，她不要高潮。“现在不行，”她说，“也许以后可以。”她又说：“这并不重要。”
这个周末之后，阿尔伯特和埃琳娜成了一对情侣，没过几个星期，阿尔伯特就下定决心，他要永远跟她相守。他开始帮她处理她的事，给她拆信，陪她去政府部门。这是很耗时间的。信件中有提醒信，有申报户口等等事宜，信来了几个星期，埃琳娜也不去管。显然，她并不在乎这些信，德国政府的大印没有能力让埃琳娜着急。对她来说，德国永远是外国，德国政府也不是她的政府。在柏林，她几乎完全在意大利人中间生活，跟德国人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在业余时间，她也偏爱与意大利有关的东西，尽管她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视业余活动安排的人。
她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作与业余的区别。她一定有很疲惫甚至精疲力竭的时候，但是仿佛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疲惫或者精疲力竭。她的住处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业余时间里得到享受的避风港，跟她的住处相比，整天亮着日光灯的蒙特斯特拉几乎算得上舒适了。
不过他们偶尔到一家意大利俱乐部去，它名叫“卡洛。勒维”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算是生活在柏林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文化协会。他们在俱乐部看电影，听报告，与其他意大利人闲坐。这里没有人玩赌钱的纸牌游戏，蒙特斯特拉也没有其他人到俱乐部来。他们在这里看过帕索里尼的《乞丐》，阿尔伯特在佩鲁贾时已经看过，便讲给埃琳娜听，说在天使桥下面的船形喷泉就是卡美洛·西里奥拉的小船。在俱乐部，人们还讨论问题，讨论党的路线，讨论欧洲共产主义，讨论无政府主义。最喜欢辩论的是卡洛，他是一个老派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留大胡子，灰白的鬈发，戴一副白边眼镜，他拥护无政府主义，只要他来到俱乐部，就会引发一场关于党的路线的激烈论争，他还把共产党历史上所拥戴的路线，从忠于苏联的正统观点，到欧洲共产主义，再到历史性妥协，都抨击一番。
卡洛在大学里学的是社会学，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无论在意大利还是柏林，他都找不到工作。为了谋生，他在舍内贝格区的贝尔齐格街上开了一家冷饮店，靠着这家店，他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这是一间小屋，有两张桌子和一个柜台，里面放着冰柜。阿尔伯特有时到这里来看他，跟他谈谈自己的老时光，就是他还穿皮大衣，读威廉·赖希的书，感觉自己像个克鲁泡特金的时代。卡洛对克鲁泡特金持怀疑态度。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代表，而无政府共产主义不是他研究的范畴，他研究的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但他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也同样大受鼓舞，尤其喜欢克鲁泡特金的《论动物界中与人类中的互助》那一篇文章。阿尔伯特原本不知道克鲁泡特金还有过写动物的文章，卡洛说，他写过呀，比如，克鲁泡特金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少的鹰和那么多的鸭子。鹰会飞，会捕食，鸭子却只会游泳，只会摇摇摆摆。然而鸭子数量繁多，鹰却很少。尽管鸭子在生物学类种上是那么弱小，却是优于鹰的，这就在于互助的能力了。鸭子会相互帮助，鹰却根本想不到要去帮助别的鹰。结果就是，鹰只是一个少数群体，而鸭子却能结成一个世界性的联盟。
“鸭子到处都有，”卡洛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克鲁泡特金总是向人们大声疾呼：“要互相帮助！，，卡洛说话的声音很大，即使顾客随时都可能进来，他也不在乎。卡洛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阐述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集体性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一边接待往往是中小学生的顾客。阿尔伯特便坐在一张圆桌旁，舀起冰淇淋来吃，望着夏日喧闹的街道，听着卡洛说话。卡洛站在柜台后面的半明半暗中，手持搅拌用的大勺子，深情回忆着葛兰西（葛兰西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抨击早已失败的论战和政治斗争。
阿尔伯特从来不和埃琳娜一起去卡洛的冷饮店。不过埃琳娜知道柏林的很多意大利餐馆，到处也有人认识她。他们偶尔会在别的餐馆遇上蒙特斯特拉的人。
有一次他们遇上了“教皇”，他不但是蒙特斯特拉的股东，在夏洛滕堡还有两家比萨饼店。另外他还做食品生意，进口意大利货物，这样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阿尔伯特还在一家餐馆里看见了尼诺，他在那儿做侍应生。阿尔伯特感到很奇怪，他毕竟也是蒙特斯特拉的一个股东呀。埃琳娜给他解释，这是以前的事了，他在玩纸牌时把他的股份全都输掉了，阿尔伯特这才明白过来。怪不得尼诺比以前更加病病歪歪的了。阿尔伯特又问，他是不是也住在吕策乌弗，她说，他已经在那儿住了很多年了，她的房子就是他给找的。阿尔伯特又说，蒙特斯特拉那些人赌的数目好像很大，埃琳娜没有做声。直到聊起别的话题，她才又给他讲起餐馆的事。那是他从信筐里又拿出几封她一直没拆的信，想拿近些看看的时候。
他发现信的下面有一张柏林赌场的一千马克的筹码，像一张一文不值的塑料片一样放在这里。阿尔伯特问这张筹码是哪里来的，埃琳娜避而不答，在他不满意的追问之下，她才说，她的工作不仅仅是吧台的活儿，吧台跟台球桌一样，主要是给牌桌装幌子的。事实上，蒙特斯特拉是一个非法的赌博俱乐部，赌的数目很大。赌客们往往在后面的房间玩，但也经常在前面赌，只是不公开把钱放在桌上罢了。餐馆的经营者都参与赌博。常来的赌客中有意大利商人、餐馆老板、汽车商，也有几个厨师和侍应生。当然，这后两种人只能在有现钱或者有信用的情况下才允许参加。整个赌博活动的问题在于，它是在一个近于封闭的圈子中进行的，大家轮流输钱，向来如此，没人会去理睬赌输的人。欠了赌债，那是义不容辞，一定要还，赢钱了呢，也是义不容辞，老实不客气地纳入自己的腰包。这样，今天你可能是来餐馆吃饭的食客，明天变成了跑堂的，今天你是个大食品商，明天变成了厨子或是煎比萨饼的。不过，跑堂的或厨子若是攒够了本钱，还可以来赌一把，将损失捞回去。常赌无输赢，人人又都有赌瘾，风水就这么轮流转，蒙特斯特拉的老板也经常换人。大多数不可能真正发财，要是赢了一大笔，本来应该收手，但这事关赌品高下，因为每个输钱的人都想翻盘。谁要是退出了，一定是已经债台高筑了。
为了给这个圈子引来更多的钱，就需要外来者参加，于是，就有人到柏林赌场去，观察那里的情况，说服某个赢钱的人，在赌场关门后到蒙特斯特拉去接着赌。埃琳娜的任务就是去做诱饵，这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当她穿上那件紧绷绷的黑裙子时，更是小事一桩。到现在为止，只要她向某个赌客抛个媚眼，人家一定也给她飞个眼风。她对职业赌徒没兴趣，也不理睬退休者和小职员，她只对生意人感兴趣。中产阶级中的手工匠人或是建筑商，那种一辈子当中会有一次将全部家当押在一张牌上的人——为了赢得这位南方美女的芳心一一是她最喜欢的猎物。等到这些赌客在深夜里来到蒙特斯特拉，眼看着就要被假赌局的规则骗倒，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餐馆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场赌局中扮演特殊角色，毫无猜忌之心的客人要对付的不是一个或几个敌手，实际上是整个餐馆作弄他一个人。
有几个人就这样输掉了巨款，事后按照一个特殊的比例将这笔钱分掉，埃琳娜也分得一份。阿尔伯特不相信，说这笔钱不见得有多少吧，她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寒酸嘛，她回答说，她是在攒钱，好尽快开张自己的买卖。她已经拿到了美容师的证书，想尽快开一问自己的美容院。不过那张一千马克的筹码并不是她去拉客而获得的报酬，而是在赌场里，一个坐在她旁边的赌客想跟她套近乎，就将这张筹码推给她。“这样您就会挨着我多坐一会儿，”他说。她冲他微微一笑，却没有碰那张筹码。她继续用自己的十马克的筹码赌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要离开赌场。她想把那张一千马克的筹码还给那男人，他却不要。“一位绅士，”埃琳娜说。
阿尔伯特想知道，她有没有将这人拉到蒙特斯特拉去。他问她时声音变了调，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胃神经也不对劲儿。这并不是因为埃琳娜干拉客的勾当，这虽然不那么道德，但这一圈堕落的光环倒是让他中意。他受刺激的原因在于那个给她筹码的男人。他觉出来自己吃醋了。埃琳娜也觉出他吃醋了，于是以成熟女人的精明劲儿一下子击中了他的要害：“不，他把我拉走了。”
阿尔伯特只说了声“啊哈”，就走进了卫生间。他站在洗脸池前，做了几次深呼吸。他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他感到眼睛湿润了。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照镜子。再说他没有理由嚎啕大哭。埃琳娜现在是和他在一起呀。他早就该想到了，在他之前，埃琳娜当然会有过一个甚至几个男友。但是他没有去想。他没往这上头想。他不能想象埃琳娜在别人的怀抱里。他难受。这种难受，被称做吃陈年老醋。他不知道这种难受劲儿叫什么，但他却是第一次尝到与之相连的痛苦的滋味。
吃陈年老醋的滋味不好过，但是还能忍受，想到埃琳娜可能还和那个男人见面，却是无法忍受的。他打定主意要问个水落石出，就回到房问，问埃琳娜，遇上那个男人是什么时候的事。“两年前，”她说。“这张筹码从那时起就放在这篮子里？”阿尔伯特问。“是啊，”埃琳娜淡淡地说。他又问她，这男人是谁，她是不是总跟他联系，她回答说，他是个波斯商人，第一，他很英俊，第二，他很有钱，第三，他是一个理想的情人。另外，他以前还是个出色的摔跤手，摔跤在波斯人当中是很普及的运动。他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有家庭，有孩子，他是永远也不愿抛开家庭的，他经常到柏林来，跟什么人都做生意。
“是地毯商？”阿尔伯特问。“不，”埃琳娜说，“卖工业设备什么的。”
阿尔伯特嘴上说什么地毯商，可他在想象这个男人时，意识里出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想到了波斯沙阿（波斯国王的称号）。风华正茂的沙阿。高大，修长，气质高贵，银灰色的额角，贵族的鼻子，冷峻的眼神。也许埃琳娜那个波斯人比沙阿更健壮，肌肉更发达。那更讨厌，阿尔伯特想。他对付不了一个生活在伦敦、到柏林卖工业设备、受过严格训练的波斯沙阿。
他诅咒那张筹码。他诅咒自己的好奇心。他为什么要问起这些呀。也许这个故事早就结束了，那男人在慕尼黑或马德里已另有新欢。“你还见他吗？”阿尔伯特还问。他想让这件事结束。“只要他来柏林，”埃琳娜回答。这个回答让阿尔伯特不高兴。埃琳娜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答话都让他不高兴。不过这个让他最不高兴。她为什么这样诚实呢。他真希望她不那么把诚实当回事，起码现在不要。
可那不是她的性格。而恰恰是她的诚实吸引了他。埃琳娜从来不骗人。这吸引了他，同时也让他沮丧。奇怪的是，还引起了他的性欲。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明白。
但他明明白自感觉到了。
原来她还跟那个波斯人见面，阿尔伯特想。但这并不是他想知道和让他烦恼的事情。他想知道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因此提出了最重要也是最糟糕的问题：“你还跟他睡觉吗？”“只要他在柏林，”她回答。阿尔伯特感觉到一根尖刺插进了他的心，一直插到左肩。他又一次萌生了嚎啕大哭的欲望。但是他必须坚持住。因此他又问：“他上次来柏林是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埃琳娜几乎是伤心地、自语似的说：“昨天。”她顿了一下，伸手到烟盒里，点了一支柔和七星，在把烟塞到嘴里之前，她说：
“还有前天。”
现在阿尔伯特已经弄明白了。他不需要再问什么了。昨天和前天，她跟那个波斯人睡过觉。现在那个男人也许又回到伦敦去了。也许就藏在床下。阿尔伯特仿佛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陌生男人的气味。他不知道这股味儿是哪儿来的。他在埃琳娜身上只闻到南方灼热空气的味道。她的皮肤是没有气味的，因此有时摸着她就像摸着壁虎的皮肤。也许这男人的味儿来自床上或是床单上。如果他们在这儿干过的话。但是这味儿不是从床上来的。它来自他自己的衬衫。它攀升到胸部，窜至领口，直接冲进了阿尔伯特的鼻子。阿尔伯特觉得自己身上有那波斯人的味儿，他很想赶快去冲个澡。在这之前，他并不想知道埃琳娜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又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那男人只是在玩弄你，”阿尔伯特说，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种话毫无用处。埃琳娜敏捷地回答：“我乐意让人玩弄。”这时阿尔伯特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个同样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词。这个词叫做“奴性”，听起来有点庸俗，有点乳酪或是菠萝波列酒的味儿。他不能责备埃琳娜为什么对那个波斯人百依百顺，但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只说：“他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家庭的。”
这毕竟是她自己说的。而她只回答：“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
如果她说这话时语调激烈或是含着泪水，如果她声嘶力竭地吼叫或是悲痛欲绝地低语，那么阿尔伯特会把这一切当成一台煽情剧，一出意大利歌剧或者是一个撒丁岛女人的闹剧。但她说出这句话时是那么平静，那么自然，让阿尔伯特立刻就相信她是当真的。阿尔伯特嫉妒那个波斯人。他嫉妒得恨不能将他杀掉。阿尔伯特知道，她已经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这个问题是：“你想让我走吗？”埃琳娜一定会问也不问就同意。让阿尔伯特吃惊的是，她回答：“不。”于是他又反问道，她是不是以为他没有自尊。这本来是一句赌气的话，埃琳娜却从字面来理解，只说：“是的，我想是这样。”又加上一句：“起码不够。”
这时阿尔伯特除了向她证明自己有着足够的自尊别无选择。于是他说了一声：“Adieu ，”而没有说“Ciao”。他离开了这所房子，没再说一句话，连头也没回。他没有把房门关上。他本来可以使劲将它撞上。但他觉得让它敞着显得更粗暴一点。
第七章
以后的几天，阿尔伯特是这样度过的，他要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起码他这样努力过。首先，他要在自己的学业上多花点心思。新学期刚刚开始，他决定去听一位来自美国的艺术史家的课，他是客座教授。他叫乔治。罗伯特·戴维森，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很有名气。另外阿尔伯特还打算逐步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尽管他对卡拉瓦乔的观点曾经让德尔布吕克很不满意，但他还是准备写卡拉瓦乔。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