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女同桌对着我和毛亮站立的方向倾了倾手中的课本。
她用这种方式提醒张震。
她仿佛是在无声地说，看那儿。
于是，张震便看到了我和毛亮。
张震往外走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热忱的肉欲。
“你们跑哪去了，一上午都不见踪影。”他一出教室门就说。
“都啥时候了，”毛亮说，“你还有闲心坐在学校摸大腿玩。”
“咋了？”
毛亮把他的消息说给了张震听。
张震说，“咦，学校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我刚才还去那间宿舍拿我落下的衣服。”
说着，张震便捏着衬衫的衣角让我们瞧。
我瞧了那个衣角。
毛亮也瞧了。
毛亮瞧完就糊涂了。他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明明看见有辆警车停在男生宿舍前，还有好几个警察围在那儿，鬼鬼祟祟的，要不是死了人他们在那干吗。”
说到这里，毛亮梗起脖子问我，“你说是吧？”
我没理他，我为他的判断力感到羞耻。
听了毛亮的说法，张震带着残留在脸上的最后一抹肉欲亮开嗓子笑了好一阵子。
张震说，“嘿嘿，操，嘿，操操。”
6
张震笑得我心里直发慌，我担心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降下来。你不知道，平时张震可信赖我的智力了。
所以，当他提出请我们去新青年餐厅喝酒，压压惊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一来，是没脸去喝；二来，我刚下定重新做人的决心，该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我对张震说，压个鸟惊，我要读书！
下午第一节课是政治。早晨出门前，我特意看了贴在床头的那张课程表。
课程表是班主任发的，人手一份。我贴在床头已经快两个月了，充其量也就看过两三次，这两三次包括早晨看的那一次。记得我刚把课程表张贴起来的那天，我妈特开心。这些年来她一直为诸如此类的、形式上的东西感动不已。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与喝酒比起来，我当然更倾心于后者。但是，我想我必须要学会自律。生活是残酷的，由不得我们为所欲为。一想起我爸拿棍子将我驱逐出门的那个梦，我就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爸爸在信中称我为“亲爱的儿子”，只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不可当真。
我很清楚，如果继续胡作非为，有一天让他觉得有我这个儿子还不如没有的好，保不准他真的就会装出不认识的样子把我轰到大街上，任我自生自灭。
倒不是我贪生怕死，主要是我妈，她喜欢哭，特别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使她黯然神伤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我真的就是她的命。
我常常想，假如有一天我不幸被人打得就要断气了，临终的眼里闪现的一定是我妈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妇女的形象。
一旦想起我妈那伤心的样子，我怕是死也死不充分。
不说这些了。
我和毛亮、张震下楼时，刚好碰上高二八班的班主任阎东祥，他急速地扫了我们一眼，转脸与我们擦身而过。好像多看我们一眼就会危害他的身心健康。我们昨晚刚刚为他打抱不平。妈了个×的。
在楼下，张震又邀请了我一遍，看我是否在下楼的过程中改变了主意。我拒绝得更干脆了。然后，他们去喝酒，我去教室。
我在复课班，班上都是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刷下来的渣子，许多人已经进入了育龄，但他们还想再试试。学校没有理由拒绝这些积极进取的育龄青年，况且这也是创收的好机会不是吗。无奈求学的年轻人太多，校方的经济实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所有这些迫切要求进步的“大男孩、大女孩”们创造良好的就学环境，除了少数复课的干部子女插入应届毕业班外，大多数人不得不被搁置在一间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今早已废弃不用的食堂里。
我的班主任正站在作废的食堂门口与两三个簇拥在他周围的育龄青年谈笑风生。看到我以后，他笑着说，我怎么觉得好像一辈子都没看见你了呢？
他这是在那几个育龄青年面前表现自己的幽默感。
我讨厌幽默的人。其次是搞笑。搞笑，搞笑，搞你妈个×的笑。我甚至都没有正眼看他。这让我的班主任很尴尬。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大量不得善终的幽默正忙不迭地在我班主任的脸上搞笑。
五十年代在这里就餐的人用大红油漆把理想涂写在墙壁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迹有些斑驳了，但依然巨大、醒目。咄咄逼人的。这些年来，整个社会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观念并没有进步。几代人了，他们始终围绕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想成长，这真令人纳闷。
除了这八个大字，就数北墙根矗立的那面整整用四块纤维板钉起来的“落地式”黑板最惹眼。从黑板到“教室”的另一端，估计有半里路，在这之间，几百张不同年代淘汰下来的课桌和板凳歪歪扭扭地排列着，复课班的育龄青年们穿插在其间，被知识的气氛陶冶着。
我的课桌虽然破旧，却没有灰尘，课本也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角。我不在的这几天，女同桌帮我打理得挺好。落座以前，我先感激地看了看她，她也看了看我，然后我们就各自把头转开忙别的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爱打听这些东西。
虽然是同桌，我们却一直是点头之交。
我总是记不清她的长相。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一种人，是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的。他们生来就好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正如古人所说——大象无形。
他们是一些没有相貌的人。
第一天来这儿的时候，我提着一大塑料兜课本，站在这间空旷的“教室”门口打眼一瞧，便相中了后排那个位置。
当时还不是我同桌的那个女生除了长着一张让人放心的脸，还穿了一件印满了蓝花花的白衬衣。那种简朴的衣服也让我觉得很舒坦。于是乎，我就穿越人海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与同窗比起来，我简直像是他们的后代。再说又是新来的，他们难免好奇，利用课间十分钟呼啦一下围过来问长问短。
我对这些芜杂的好奇心视若无睹，把脑袋侧卧在课桌上，透过污渍斑斑的窗户看外面的风景。我来这儿的目的是学习，不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上课铃再次敲响后，我的周围又变得安静起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倒数第二排一个独自占了四五张课桌的、长满了粉瘤的家伙迟迟无法转移对我的兴趣。他虽然也回了自己的座位，却一直用左手托着腮帮子拧着脖子看我。
我忍不住对他多看了两眼。
他长得太可怕了，几乎可以单独列为一个物种。
我想像着假如让他坐在一间普通的房子里，拿摄像机对准他的脸拍上90
分钟，便是一部出色的恐怖片。有一会儿，我不禁注视着那张脸陷入了沉思。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鼓舞他活下来的呢？
他很快便误会了我的意思，腆着脸微微一笑，脸颊上还蓦然升起了一丝非人的羞赧。他犹豫了一下，趁老师转身往黑板上写字的功夫，一溜烟地窜了过来。接下来的连续两节课他就在我旁边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还把我的女同桌挤到一边。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他说什么。我只是不断说服自己要冷静。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这个世界不是为你一个人制造的乐园，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忍耐。
可我忍着忍着就忍不下去了。那个家伙为了不让老师注意他，用书挡在嘴前，说话时几乎贴到我脸上，密密麻麻的粉瘤像噩梦一样在我眼前飘来荡去，嘴里呼出的气息由课本几乎一丝不漏地折射回来，挤跑了那些我本该呼吸到的正常空气。最后，我终于对他的口臭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揪住他的头发疯了似的往课桌上撞。我边撞边说，说你妈个×呀！说你妈个×呀！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我胸中的愤怒才平息下来。我把他的脑袋扔到课桌上，在上面啐了一口，大步流星地走出“教室”找毛亮喝酒去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久，我们最好别再过多地谈论它。
正如黎明前的黑暗和乍暖还寒的初春，上课铃敲响之前的一分钟，“教室”里尘嚣腾腾，喧闹声登峰造极。
年近六旬的政治老师穿过尚未散尽的噪音走上讲台。
政治老师是个精致的瘦子，身上的皱纹很发达，肉，却乏善可陈。对此，他似乎也挺惭愧，所以，尽管赶上这种百年不遇的大热天来上课，他仍然穿着那件皱巴巴的、尿布片般的中山装。
他一会儿面对学生喃喃低语，一会儿在黑板上写点什么。胳膊伸向黑板的时候，中山装的袖子就难免滑下一截，露出他那比粉笔粗不了多少的前臂。握着粉笔的手颤颤巍巍，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我的同学们坐在古朴的椅子上，一会儿看政治老师，一会儿看置放在更加古朴的课桌上的课本，仿佛在政治的氛围中陶醉了。而政治老师显然对他正传授的知识深感厌倦。这些年来，不同版本的政治教材几乎将他耗成了史料。
我觉得自己不是活在当代。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很久以前的西柏坡会议。那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我们可以联想不是吗。
我不否认史料般的政治老师所传递的是一些可以提高自身素质的信息，可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真实感让我精神涣散。我望着那个长满了粉瘤的同学的侧影，再一次陷入了沉思，一上一下地追忆着自己是怎样沦落到这个地方来的。
第二章
1
刚读初中的时候，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学生，虽然喜欢调皮捣蛋，但思想很健康。老师们都夸我是个聪明的好孩子。我一度觉得这种赞扬声会始终伴在我健康的调皮捣蛋的一生中。不幸的是，初一下学期我爸爸休假的时候，一切全都变了。那一次，我爸出去了两年，在此期间，我妈的身体发生了质变。由于我爸常年不在家，很久以前我妈的内分泌就出现了紊乱的端倪，这种状况始终得不到改善，导致她的更年期提前到来。那一年我还不到十二岁，就迎来了我妈的更年期。我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我爸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刚刚睡着，忽然被一声晴天霹雳般的怒吼吵醒。我妈在另一间屋子里喊着我爸的全名说：李宗盛，你给我听着！接着我妈说了一些我不能领悟的话。我还听到我爸小声地劝慰我妈，但我妈怒火万丈，我爸越劝，她越愤怒。我吓坏了，那时候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常的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度过一生的。我听到姐姐从她的房间出来，哭着想去解决他们的纠纷。但是她对这种事情也毫无经验。我从她无助的哭声中可以判断出来。
那时我真的怕极了。
我缩在自己的被窝里想像我妈蹦起来吼我爸爸时的样子，想着想着就不敢想了。因为不堪设想。
幸好我姐姐的哭声渐渐压过了那恐怖的咆哮。
经过那夜之后，我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成了个忧心忡忡的人。更可怕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多，我妈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发作一次，在两次发作之间，她终日面色阴郁，沉默寡言，我和姐姐像两个失魂落魄的孤儿，每天的表现倒是跟她的脸色十分贴切。
她的每次发作都不尽相同，我记得，大多数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很压抑地吃着饭（那些日子，吃饭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天底下最苦的差事，每次在饭桌前坐下来面对我妈那张脸，我的食欲就荡然无存），忽然，我妈就会把筷子使劲一掼，指着我爸的鼻子吼：李宗盛，我告诉你！
我妈喜欢称惹她发怒的人为“我的祖宗”。小时候我要是不小心摔破了脑袋（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总是莫名其妙地摔破脑袋），被她看到，她就会很激动地叫嚷，哎呀，我的祖宗！我姐姐要是干了什么出乎她意料的事情，她也会用同样的语气说出同样的话来。我妈骂我爸爸的时候，仍然沿袭了这个习惯。在吼完“李宗盛，我告诉你”之后，她往往要加上一个后缀——“你才是我的祖宗呢”，然后才会把想告诉我爸的话一五一十地大声说出来。每当此时，我和姐姐只好轻轻放下手中的筷子，低下脑袋落泪或者抽泣。我妈在叱咤我爸的间隙会抽查我和姐姐几眼。我们的表现每次都让她满意。
这样的次数多了，我渐渐从我妈的吼叫中理出了一些线索，但是她跟我爸一生中的线索太多，不是我小小年纪就能够参透的。
那一年多，公司几次发来电报催我爸上船，都被我妈阻止了，我妈将她的丈夫软禁在家庭里，随时随地都准备着灵感来了，就拍案而起对他进行一场声色并茂的控诉。
那段日子，我始终怀着一个热切的梦想：早晨醒来，忽然发现世界不见了，要不就是世界上的人都不见了，连我也没了；或者至少发现我爸不翼而飞，最好从此杳无音讯。但是，每一天的早晨我都感到很失望。有几次我发觉爸爸单独呆着的时候，很想跟他坐在一起促膝畅谈一下，像挚友般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服他走吧。走吧。乘着夜深人静，一路狂奔到你心爱的轮船上，在漂泊中了此残生。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之所以没有拍着他的肩膀把这些话说出来，是因为我对他算不上了解，真的。我无法把他当成自己的挚友。我只知道这个人是男性，是我爸爸，其他的一无所知。那么，我了解我妈吗？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其实我对她也不了解，像不了解我爸爸的一样多。只是我跟我妈生活得太久了，像病一样已经在彼此中渗透得难以割舍。我只希望我爸能远走高飞，他已经是成人，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把这些烂摊子都留给我和姐姐。别他妈的顾虑重重。别他妈的用那种假惺惺的目光看我，爸爸。我知道你这个陌生人曾在我和姐姐毫不知情的某些深夜与我妈这另一个陌生人沉迷于床笫之欢，将我们种植在她的体内。我妈觉得受了委屈。或许你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不怪你。我们还小，没有希望，也不打算有希望了。
那一阵子，我甚至这么期望过，我们全家都会在一场横祸中死掉，或者至少让我爸和我妈死掉，然后，我和姐姐相依为命，四海为家，不管前面有多少艰辛等我们去遭遇，也不会比现在更差。绝对不会。我们将在艰苦中满怀着无所谓的快乐舒缓地打发掉自己的一生。
2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后，没看到我妈那张阴郁的脸。我爸摆着忧伤的姿势坐在沙发上抽烟。他忧郁地看了我和姐姐一眼，缓缓吐出一口烟，说，你妈已经出去好久了，去找找她吧。
那一阵子，我妈除了坐在家里阴沉着脸外，偶尔还会独自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的一座小山上散心。我和姐姐在半山腰的一座凉亭上找到了我妈。我妈一见到我和姐姐就哭了起来。我妈说，她刚才在一座悬崖边徘徊了好久，想跳下去，她已经一点都不想再活下去了，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很苦很苦。可是看到我和姐姐放学回家，又从家里出来，知道这是来找她了。我妈说，我不能让我这两个好孩子没有妈呀。说完，她就抱着我和姐姐的脑袋放声大哭。姐姐一边给我妈抹眼泪一边咧开了嘴。这种时候，我能做些什么呢？哭吧。当时的气氛一定很感人，许多在山上散步的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