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符的首次摆局据说非常成功，意义深远，不过我只记住了成功的前一半——符小云做的一手好菜，尤其是荤腥部分：麻辣酥鱼，泡椒鸡珍，满满一大铁锅的干煸牛肉。面对这般惊人的美食，众食客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只好用消灭的迅速来表达内心的赞美。连老关也顾不上发言劝酒，大伙儿闷头吃了大概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里，十来个长发飘飘的脑袋基本上低埋着，间或抬起来一个，摆动一下又垂下去，而老符的头颅则一直高昂，偶尔才低下去夹一筷子。他真诚地，然而颇为多余地劝说着：“吃呀，吃呀，尝尝这个，这辣椒可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够得着么，我帮你夹。”
我吃饱之后便执意告辞。老关打了一个饱嗝，满足地摸了摸头顶——他年初剃了光头，在一群打绺的长发中显得格外忠厚沉稳。他亲热地呵斥我：“不许走！操，酒都没喝就走。”老符傻乎乎地瞧着我说：“怎么就要走呢——喝一点，说说话嘛。”他没怎么吃，自己先灌了不少二锅头，眼珠混浊，隐隐发红，目光中流露出疑问和不解的情绪，那不解正慢慢转化为一种受伤。我也觉得自己有点操蛋，但我顾不得这许多了。我那时正与一名有夫之妇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恋爱。我自罚了三杯，坚定地走出门去，总觉得老符叹息的目光一直粘住我的后背，湿漉漉的。
酒局的后一半，如我大致所料，是十分煽情并激动人心的。听说十来个画家是一个一个的逐渐地走掉的，这使得气氛不曾被突然打破，而是一步步地走向高潮。留下来的人，越来越显得知心，围成的圆圈不断缩紧，最后才剩下酒局的中心人物：老关和老符。老关辞职前也有过一段只身流浪的经历，这回两人找到了相知的战友。有记载说，这是嘎村历史上一次著名的精神性会师，两个人就流浪、艺术、自由、灵魂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而当天夜里，我的有夫之妇则与我商讨了私奔的种种可能性。如你所知，那真是一个抒情的年代。
接下来老符和老关便情同手足了，符家由此变成了嘎村的新兴聚会场所，我也被老关拉着，去符家喝过好几回酒。怎么说呢，在老关家无论怎么操办，似也不如在老符家舒适温暖。现在想来，那一定是因为有符小云在。她的长相普普通通，也极少说话，却做得一手江西好菜，又把家里的地扫得干净，饭桌抹得光亮，碗筷摆得规规矩矩。有符小云在，这里就像一个家。对于老符和他的女儿，这里就是一个家。每天早上，老符六点半钟准时起床，不管多冷，都要到院里的水龙头下洗漱干净，把搪瓷缸和牙刷摆在窗台上，毛巾搭好，才出门散步。在嘎村光秃秃的土路上遛上一大圈，拎回一小袋热馒头，周末是热包子。符小云吃完早饭，便骑着父亲的那辆二八车去附近一所大学旁听，父亲则留在家里画画。女儿下午回来，车筐里装着蔬菜和一份当天的晚报。他俩那种有条不紊无欲无求的简约过法，让我们简直不理解老符为何一定要到嘎村来。老符特别爱说的词是流浪，可他那些刷牙散步看报之类的老夫子习惯，让人很难想象他骑着车风吹雨打都不怕。如果不是后来出了事，瞧他在这里过日子的端平架势，似乎是打算要在嘎村过一辈子的。
在老符家喝酒还有一个特点，喝多了容易哭。那时节喝酒喝哭的人也实在不少，而老符家的酒局尤其多泪。除了饭菜精良，亲情浓厚，符家还环绕着一种莫名的氛围。一进符家门，就能看见墙上高悬的一幅狂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笔力颇为苍劲。字幅下方的木柜上，立了两只巨大的红烛——当然，嘎村是经常停电的——可即便不停电，我们喝酒时老符也喜欢关灯点蜡。应我们的要求，吃饭时必须开灯，以便夹菜送饭；一旦最后一位吃完，身子往后一仰，老符便急急地跳到门边，拉灭灯绳，几乎同时，符小云已去把蜡烛点亮。完成这一仪式后，老符坐回原位，神色安然，好像世间一切事物都回到了原初的位置，鸟儿飞向云端，苹果掉进土地。这个时候，假如谁提出要走，老符的眼神，便和上次看我时一模一样：十分地不解，乃至要伤心，甚至对受伤有一种隐隐的期待。不过，并没有人要走。屋子里暗下来，烛火赤蛇般地向上抖擞，映得墙上的草书越发黑白分明，蜡烛则红得诡异。那些夜晚我们往往先陷入了沉默，默默喝酒，酝酿感情。过不了多久，自会有人率先爆发，要么是兴奋、言志、抒情，要么是难过、伤感、愤慨。老符高耸的颧骨被烛火照得发烫，凸起的眼珠里闪动着一层朦胧的浊光。我不止一次发现，他看见别人激动，简直比自己激动还激动。而符小云一见她爸爸泪光莹莹的样子，就轻手轻脚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老符将他租来的两间房命名为“呼吸间”，他解释说，普天之下惟有这三十平方米内，能够呼吸到自由平等博爱的空气。他干脆为此写了一幅字，挂在门梁上，这回用的是肥厚雍容的颜体。久而久之，“呼吸间”三字果真具备了某种魔力。每回在老符家聚会，不管开头如何，到最后的气氛总是壮怀激烈，感人至深。席间的老符的座位也渐渐固定下来，他总是坐在柜子正前方，两根红烛刚好在他的头顶上方盘旋，这使得他的脸大部分处于阴影之下，剩下的局部的光亮，令他激动的表情显现出某种古典的又恰当的神圣庄严。
“呼吸间”的魔力还表现为，出了这道门，老符的形象就要大大打一番折扣。老符每天上午工作，下午就没事干，按年纪他是长者，他却尤其喜欢主动找年轻人谈心，谈艺术和他这些年的路途见闻。老符画的是传统山水，水平极其一般，在他的家乡小县或许还能多卖出几张去，装饰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客厅，在嘎村却显得不伦不类。比起听他谈艺术，大家更愿意听他讲述四方游记。可游记中大家关心的重点是云南女人美不美，新疆姑娘会不会主动陪你睡觉，这些显然又非老符所长。再说大白天的，即便是老符自己，也不会轻易激动，一旦不见抒情的光圈，老符就成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头。幸好他还有一个爱读报的优点，所以大家也就耐着性子，一边忙自己的，一边给他一只耳朵。
我问过符小云，每天去大学听什么课？她说她在学英语，那大概是她跟我讲过的第二句话。她说的第三句话是：她爸爸想看英文报纸，看不懂。我就没有再问——说到看报，嘎村古往今来都不会有比老符更爱看报的人了。在老符家的饭桌边，等待开饭的美好的闲暇时光，嘎村著名的泼皮破落户张破常常引逗老符：“今天有什么新闻啊？”
老符立时皱了眉头，认真思索一番，在心底把报纸的内容捋了一遍，挑出他认为最重要的讲：“云南有个老师，自愿去山沟里教书，一教就是八年，后三年国家一直拖欠工资，在山沟里还好办，自己种点菜，也能活下来。现在山区发了大水，学校冲没了，老师回家待业，连路费都没有，管国家要工资，国家居然不认账，说这个老师没办过老师身份登记，不属于国家编制……”
大伙对此类消息，听罢也只能叹口气。只有在座的云南人多问一句：“云南哪里？”
“云南玉踏山。”
“没听说过。”
老关喷了口烟，老佛爷似的问：“国际上又出什么乱子啦？”
“嗯……”老符回想了一下，汇报说，“对，美国今天早晨进攻了伊拉克。”
“打起来啦？奶奶个熊，这么大的事你不早说！”张破兴奋地叫起来。
我也赶紧问：“用的什么型号的战斗机？”老关则忧心忡忡地猜度：“这事闹的——咱国是什么态度？”
有老符在的日子里，村里人了解的国家大事比以前翻了一番。国家大事老符自己却不怎么关心，他最爱看犄角旮旯的社会新闻，谁受了贿，谁上了吊，谁被欺负了，谁被枪毙了。每看到一条揭露性的社会新闻，老符就会生气。有时候我觉得，老符看报纸简直是为了给自己找气生：这样的事儿天天都有，一个人怎么气得过来？有一回更让我吃惊，老符跟我说起西北一个贫困县的惨状，居然是从报上看的——可他自己刚刚说起，他去过那个县采风。我问他，你不是去过吗，说点你亲眼看到的嘛。老符仔细想了一想说，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好多事你光看又怎么看得到？我去那些地方是去流浪采风，我怎么知道人家家里发生什么，心里想些什么。我听得忽然来了气，操，报上说的你就信？报纸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当然不能都信！老符这回接嘴很快，又掂量着说：这种我信。信个鸟！我也不知哪里来的火气，简直想冲他那张固执善良的脸来上一拳。我忿忿地丢下画笔，掏出根烟，他见状默默地、有点讨好地伸过来火机，帮我点着。我略点了下头算是致谢，无意中瞥见他的手背上已长出了两朵褐色的老年斑。
老符当然不至于傻到全部相信报纸，大伙很容易发现他的信与不信的规律，只要是歌功颂德的新闻，他都不信，手里拿着报纸在人面前抖：这是编的，你说多无耻啊，这肯定是编的。老关出于好心，劝他一句：破报纸你跟它较什么劲呢，编的就编的呗，谁不知道啊。
老符却回答说：“那也不一定，很多人还不明真相呢——”老符就是这样，看报纸看多了，总不自觉使用报上的词汇。
而只要报上说谁被欺负了，谁被冤枉了，老符就一通唉声叹气，灰头土脸，还给人家出主意：这个人怎么不上告呢？中国人就是怕事……
告有什么用？我忍不住揶揄道，你昨天不是还念了段法院受贿的新闻吗？再说，你怎么知道谁真被冤枉了，没准是记者乱写，增加发行量。这种事谁说得清。
我不过是随便说说，低头忙着钉画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老符一直没吭声。我扭过头瞧，老符呆呆地坐在板凳上，低垂着脑袋，眉眼耷拉下来，眼珠仍是鼓鼓的。头一回，他没打招呼，就站起来默默走了。
此后我大约半个多月没见着老符。我跟老符的交情，和大多数人一样，基本上是他主动来串门，或者由老关组织，大伙去他家喝酒。我自己是不怎么上门的。这段时间，我们的中间人、酒局策划者老关上德国办画展去了，最爱串门说闲话的张破也突然消失了一阵。在嘎村的生活，经常是连续热闹许多天，然后清静得吓人。我仍每天画画、恋爱、喝闷酒、为生计忧，我跟有夫之妇的关系也到了或去或留的关键时刻。
这一天，我去小卖部买烟，撞见符小云在买酱油，她很少跟人打招呼，这回却主动点了个头，急匆匆转身走掉。小卖部的马大姐，嘎村著名的情报交流站女站长，怪好奇地盯着符小云的背影，嘴里啧啧叹道：“可怜哪。”
马大姐告诉我说，符马桥前几天被警察打了，脸上都挂了彩。“被打了？怎么回事？”我吃了一惊，马上就变得愤怒，“要打也得挑个年轻点的吧，这帮孙子也忒狠了。”村里出过几起警察跟画家冲突的事件，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嘎村的片警干的。但是马大姐接着说，听说是坐公共汽车逃票，车上刚好有名警察，带回去臭揍了一顿。见我没听明白，马大姐解释道，逃票当然没事，可这老符居然去跟警察顶嘴，那还不是找揍吗，被人带回局里关了一夜。“啧啧，失心疯了。”马大姐撇撇嘴评论说。
我回到家，想了想，便约了对门的西北画家红月，一起去看望老符。红月听了此事，一路上唉声叹气个不停。“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他愤愤不平，不知是谴责警察，还是怪老符太迂。红月是我认识的嘎村画家中最爱喝酒也最容易喝哭的。我们拐到一家小店买了两个罐头和几袋花生，怀着颇为沉重的、探望病人般的心情走向老符的院子。还没进院，就听到老符和他女儿激烈的说话声，他们使用的江西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从语气上判断，很像是在争吵。红月看了看我，我们住了脚，我高声叫：“老符，老符在家吗？”
屋里立刻安静下来。几秒钟后，符小云打开房门，面色平静，却看也没看我们一眼，径直走回她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关上门。老符盖着棉被半躺在床头，他惊人的身高似乎因为平躺而缩短了一截。他手里抱着一个记事本，脸上贴着膏药、左臂吊着绷带，可万万没料到的是，他一见我们进来，眼中的兴奋之色与语气里的喜悦，好像刚刚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喜事。“正好、正好！你们来了。坐、随便坐，你们都知道了吧？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喏，先看看我拟的稿子。”他把手中的本子递过来，又无奈地做了个手势，歉意地说，“别介意啊，小云不许我下床。”
“你躺着，你躺着。”我们赶紧在桌子边坐下。红月举起本子，我们读到一篇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大标题是“致×××的一封公开信”，第一个小标题为“论保障艺术家人权的根本意义”。过了一段足够长的心理时间，我们不得不抬起头来，迎接老符的目光。后者一直别扭地歪着脑袋冲着桌子的方向，以便和我们的目光保持对视。
“怎么样？有什么批评、补充？已经有十一个艺术家准备签名了。我的意思是不用慌，慢慢来，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要尽善尽美。你们俩有什么被迫害的经历，哎，什么感想，也跟我说说，咱们探讨探讨。”
红月愣了愣，说：“季胜有。”他转过脸，用老符瞧不见的那半边嘴角朝我笑了笑，“你去年不是挨打了吗？”
“扯鸡巴淡！”我很恼火。
“太好了。”老符由于兴奋，猛烈地动了动身子，不知牵到了哪个痛处，“哎哟”了一声，立时住了嘴，瞟了一眼里屋紧闭的房门，忽然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来，你们过来。”他轻轻掀开被子，露出裹着皱巴巴的灰色秋裤的双腿，费劲地弓着身子，用完好的右臂带动右手，一点点卷起裤脚，令我们检阅两腿上数处的淤血和青肿。他的腿苍白、少肉、青筋突暴，大腿内侧的皮肤像一片风干的猪油，小腿肚异常发达粗壮，生着稀疏的体毛。之后，他逐一撩起上身的紫红毛线衣和灰色秋衣，以便我们看到左腹下的两道血痕，以及他瘦骨嶙峋的胸腔、和一个白生生的下垂的肚子。在这一过程中，他每展示出一块局部，一处淤痕，神态就越发严肃专注乃至虔诚，使人不敢开口阻挡他将他赤裸的带伤的身体暴露在两个同性的眼中。接下去的情景我永生难忘：他只微微皱了皱眉头，便顾不得左臂的不便，毅然翻转身体，拉下裤腰，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之中，露出了两瓣青白的尖尖的老年人的臀部，上面有一大团乌油油的淤紫。
这次老符被打的真相，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楚过。老符对此事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那种展示伤痕时的无言的控诉感，受了冤枉后立志伸张正义的兴奋感，尤其是那两瓣青白的尖尖的老年人的臀部，使我们无法向他本人打听逃票的细节和挨打的原因。然而过了几天，一位相熟的北大老师来找我和红月玩，主动讲起了这件冤案——这老师姓蒋，那会儿常来嘎村访友，对身形突出的符马桥很有一点印象。蒋老师说，他那天正要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在北大西门等车，瞅见一辆公车进站，几名乘客提着大包小包欢快地冲下来，在原地排成一个半圆，咧开嘴提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