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爸，你看的是什么书？
我爸说，哦，回来了。毕业了？
毕业了。
学校给你毕业证了吗？
给了。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把毕业证给他瞧。
我爸戴着老花镜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问我，不会是假的吧？
我爸这些年让我妈批评来批评去，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他突如其来的诙谐让我措手不及。我一时语塞，怔了一阵子才说，这些东西都是国家教委统一定制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
我进到我的屋子里，关上门。躺在那张我爸从非洲买来的集细腻和柔韧于一体的凉席上，这才觉得有些疲倦。接着，世界各地的倦意都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一刹那，我感到自己仿佛一辈子没睡过觉了。
于是我就睡呀睡呀。
文坛的乱与烂
何小竹
有人说，现在的文坛很乱。一是权威没有了，像作协这样的文学领导机构，过去是很有点“老子说了算”的官气与霸气的，现在只是少数人扎堆取暖的破庙，已失去了对公众指手画脚的特权和能力。二是出版社以赢利为主旋律，只要谁的书有卖相，就为谁敞开。就算你的书没有卖相，只要你肯出钱，也为你敞开。三是没有了真正的文学批评。所谓“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不受金钱和人情左右，完全依照自己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对一部文学作品说好说坏。
应该说，这一直是文学批评（扩而大之，是任何批评）的基本特征，也是起码的要求。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出了一本书，自己找来一笔赞助，去北京联系上某个机构，再邀请几位批评家，一人发一个红包，所谓的作品研讨会就开起来了，媒体的吹捧文章跟着也出来了。第四，也是更乱的，就是网络了。没有了编辑“审读”这一关，在任何一个文学论坛发表作品，就像在公厕涂鸦那么方便和随意。管它是不是诗，是不是小说，都可以自行打上诗和小说的标签，一点鼠标，哈，上去了，“发表”了。有的居然还博得不小的名声。而且，大凡人气很旺的“网络作家”，都是名利双收。
再说烂。在一些人看来，卖得好的书，不外乎男盗女娼，或假扮清纯，既媚雅，也媚俗。卖得不好的书，或者说，还没开始以书的形式卖，仅仅是非营利性质地在网络上张贴的那些“东西”，也脱离不了鸡零狗碎、杯水风波的调调儿和趣味。总之，文学不纯了，写作者既无文学本体上的野心（像过去“先锋小说家”那样的追逐大师的影子），又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像过去“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来源生活高于生活的宏大叙事）。文学烂了，跟烂白菜一样烂。连带一起的，搞文学的人也烂了。要么开口就骂人，骂的目的是为了抬高自己。要么无原则地相互吹捧，拉帮结派，哥们义气。尤其网络，发言方便自由，还可蒙面，说话不负责任，这些“烂”就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水涨船高、恬不知耻了。呵呵，照这样的乱下去，烂下去，我们的文学和文坛必定要毁于一旦了。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已经有不止两个和三个知名作家站出来大声疾呼文学的“回归”、作家的“良知”、作品的“灵魂”。连那些个刚刚才喊出要“先锋到死”，刚刚还在炫耀其“下半身”的人，也加入了“回归”行业，开始关注起“传统”，心仪起“灵魂”来了，可见事情的严重性。
“经验”告诉我们，嫌世道太乱的人，基本上是有身份，有地位，功成名就的人。所以，他们怕乱，怕砸了坛坛罐罐，使既得利益受损。就拿开作品研讨会来说，在原先，这是死人才能享受的殊荣。即使活着的人，也是身在庙堂，或已经被庙堂认可的才有那个资格。出书的情况也是这样。乱的局面是没有论资排辈了，没有章法了。有钱就可以出名，出名就会有钱。文学已经市场化了。更不能容忍的是，没钱没名的人也在闹，先在网上闹，然后被纸面的媒体追捧。前不久一个会上，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应邀出席，在座的一位老学者问曰，你跟作家协会的人有联系吗？慕容雪村说没有联系。这家伙说没联系的时候表情有点歉然，但我知道他内心里想的是，我干吗要有联系呢？老学者还是以前的观念，你要跟那个庙子有联系了才是作家。但媒体不这样看，那些小记者就要追着慕容雪村，把他当作家，同时也当新闻人物问这问那。出版社那边也是，不因为你还没和作家协会取得联系，就放弃拿你的书赚钱的机会。而好多联系很深的作家，要出书还得自己掏钱呢，是很想不过。
但慕容雪村这样的作家就算是写书赚了钱，估计也是不会掏钱给自己开作品研讨会的。大凡要自己掏钱开研讨会的人，都是想进入庙堂的人。这样的人现在还不少。不论京城，还是省城，这样的研讨会层出不穷。这说明一种旧有的秩序还在，那个庙子破虽破旧了一些，却还残留着一些让人心向往之的魅力（或利益）。所以，我认为现在其实还乱得不够。而我以为的真正的乱套，是没人喜欢开什么研讨会了，有那个给评论家红包的闲钱，不如邀三五个朋友，自己去酒吧、歌城消费。
在这乱的局面中，是不是评论家因为没得红包拿就缺席了呢？我认为恰恰相反，评论家会因乱而多起来。所谓乱世出英雄。那些狗熊自然是要缺席的。但在中心和权威被瓦解之后，真正有话要说的评论家会更加踊跃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红包刺激出来的，更不是受命于权力部门的某个指令，而是一种蕴藏于自己身体内部的激情，不吐不快。这样，我前面说的站在自己立场发言的独立批评家就可望出现。至于一些人担心的价值的失落，完全多余，甚至是心藏阴险的偏见。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不是某个机构，某几个权威（新权威旧权威）说了算。热中于给文学制定僵化的行业标准的行为是极端腐朽而反动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乃至作家越位，担当批评家的角色，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或者自轻自贱，都是值得欢迎的。这样的混乱局面就没有谁能够稳坐钓鱼台，并彻底避免了那种靠“时代造就”甚至是“时代误会”而成为“大师”和“经典”的荒唐现象。在这样混乱局面中，也不是一些人担忧的那样，读者就成了唯一的也是最终的评判者，即所谓市场决定论。读者的好恶是可以影响作品的销路，但，是不是读者多的就是好的呢？不见得。读者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任何时候，好的作品读者多和好的作品读者少，都十分正常。不好的作品哪怕当时卖疯了，也不能保证它就不会被很快遗忘。乱的好处就是，有尘土飞扬的时候，也有尘埃落定的时候，然后再有尘土飞扬的时候。这才是活力所在。所以，也不怕烂作品多。烂的总是消失得快，不烂的始终搁那里在。何况，烂个百年又算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一百年寂静无声，或者只有一种声音。
讲了很多大道理
朵 渔
一
吃过晚饭我和女友玩的捉迷藏游戏
我让老郭先呆在厕所
然后在剩余的四间房子里
寻找藏身的地方
三分钟以后
我把自己给藏好了
五分钟以后
老郭把我给找出来了
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老郭又让我躲进了厕所
然后自己在剩余的四间房子里
寻找藏身的地方
三分钟以后
老郭把自己藏好了
五分钟以后
我把老郭给找出来了
我们仍然觉得很高兴
老郭说；再来一遍
说完就进了厕所
老郭隔着厕所的门
又嘱咐了一句
“藏得高明一点”
我来到房门口；悄悄
把房门打开
来到了街上
啊；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把手插到口袋里
一直往前走
再也没有回去
我决定从李红旗的这首诗开始谈起。
红旗首先是个诗人，这是我的印象。一个诗人的成长是莫名其妙的，有的人一生勤勤勉勉，最终也是庸碌无为。红旗甚至没有过“文学青年”的经历，某一日他心地忧伤，趴在租来的炕头上抒了一下情，啊牛粪，啊母狗，于是一个天然的诗人诞生了。他是一下子就抓住了诗歌的衣摆，并迅速将诗歌脱光。这个人的诗有一种天然的、素朴的、有些天才的质地。几年来，他写的诗有限，这是一种天才的有限，像诗人于小韦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出产这么多，没有刻意的，也没有太多的垃圾。
他是如何写起小说来的，我不太清楚。诗人而为小说，这个话题被谈论得太多了，不再多说。红旗干过很多“艺术行当”，油画、摇滚、诗歌、DV、小说……一个艺术青年能够干的事情，他全干过。这是个内心表达欲望过于强烈的人，所有能够发泄的渠道他全用上了。我曾经在巫昂的小屋里听他唱歌，可以迷惑很多女孩的那种嗓音；我曾经在沈浩波的家里看到过一张红旗的油画，但看不出所以然；我曾经在小尹的DV作品《兄弟》中看到过红旗的表演，觉得有点陌生……我最熟悉的，是诗人李红旗。
这首诗在我看来是李红旗最好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东西只有这个人才能搞出来，他的语气，他的态度，他的生活……也因此成为寻找这个人的一条迷径。“吃过晚饭”是一个暧昧的时刻，百无聊赖的时刻，随时会产生厌倦的时刻，停顿的时刻。“捉迷藏游戏”则是一种童年游戏，未成年的，富有游戏精神的，互相合作的，有一定之规的，不许耍赖的。“女友”即为诗中的“老郭”，这种称呼并不多见，直到现在，我对红旗直呼女友郭艳为“老郭”而迷惑不解。与女友玩“捉迷藏游戏”，这无论如何都有点莫名其妙。这是红旗式的游戏方式，就像他热衷于玩军棋一样（七岁之后，我就基本上摒弃了这种游戏），他对待生活的态度都隐含在里面。两个人的游戏，并且就在自己的房子里，一个人躲进厕所，一个人在家里寻找藏身之地，互相不许厌倦，不许背叛，三分钟藏好，五分钟再找出来，然后“我们都觉得很高兴”，“我们仍然觉得很高兴”（这是典型的红旗式的幽默，准确说也不叫幽默，就是这个人的语气）。事实上家庭里是不可能有藏身之地的，这个游戏场所规定了游戏的结果：你找到我我找到你，找来找去并且很高兴。是不是真的很高兴，我们当然不要轻易相信他的话。
没有意外的游戏是无趣的，所有的游戏都是因为无穷的重复而走向终结。“藏得高明一点”，这是游戏双方的共同意愿。到了这里，一首天才的诗篇接近诞生。“我来到房门口；悄悄/把房门打开/来到了街上”，
游戏的一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将游戏朝“意外”的方向引导，而游戏的另一方则被蒙在鼓里，这也是游戏终结的另一种方式：打破规则。“来到街上”，时间应该是黄昏了，给我们的感觉是：空空荡荡，一个孤独者的背影迅速呈现。此时，如何走出下一步，这是一个天才的界限：
啊，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把手插到口袋里
一直往前走
再也没有回去
读到这里，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怖，像一团雾扑面而来。时空界限一下子打开了，一首诗脱离了它的躯壳，在一种出神的方向上延伸。游戏者消失了，隐喻般地摆脱了游戏场所，所去无踪。让我们想象，这个将手插在口袋里的人为何有如此突然的举动？它的合理性在哪里？游戏的另一方将如何收场？接下来的一个夜晚，游戏将如何继续？
似乎留下了太多的谜，其实在诗人看来，一切皆明朗。生活就是这样，游戏，然后想办法结束，用别人不曾有过的方式结束。在我看来，红旗的很多写作，都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结束游戏的方式。
解读完这首诗，让我们记住几个关键词：游戏、女友、语气、出走。
二
我读到的最早的一篇红旗的小说是《好多大米》，一个短篇，写于三年前。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我”，拖着一袋大米，乘车到县里去找一个人，找一个地方，然后将那袋大米吃完。那个地方叫单县，我的出生地，因此我记住了这个短篇。要找的人没有找到，于是“我”想：“这下好了，终于找不到我了。”又是一个“捉迷藏游戏”。“我”手搭凉棚向远方眺望，一大片山映入了眼帘，便做出了一个决定：在那个峰顶找一个附近有水源的山洞住下来，等吃完这袋大米再做其他的打算。
在这个短篇里，红旗为我们讲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有关食物，一个是有关臀部，形而上与形而下。“大米相当沉，但我走起来很轻快。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心里充满了感激。你们知道，对于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来说，吃饭这件事相当麻烦，而且还得持续地吃才能保障活下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大多数总是会被顺利地排泄出来。你们想想，假如一辈子吃下去的饭都要完完整整地装在身体里，生存将会变成多么繁重的事情呀。”“实不相瞒，张静有一对很好的屁股。它的好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一般女同志臀和大腿的交界处都有一道向里弯的褶皱，张静就不是这样，臀和大腿过渡得天衣无缝，我研究了好半天，也没有搞清是怎么弄的。你们应该知道，我自幼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把手放到这样一对屁股上。虽然在遇到张静以前，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没真的摸到过，可我还是坚信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屁股存在。后来，摸到了以后，感觉也就那样，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神奇。我时常摸着张静的屁股感叹：这就是生活。”
“吃饭这件事情相当麻烦”，这真是活腻了。幸亏我们还能排泄，因此我们要感谢屁股。这样的逻辑简直让人发疯。但这些道理，这个人是认定了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荒唐。吃饭，然后想办法顺利排泄，吃和排，这与‘捉迷藏游戏’完全是一致的。这关乎我们“所去无踪的生活”。必须吃饭，但又必须将吃饭这件事情解决掉。红旗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只解决了吃的问题。
另一个道理，讲述一个理想的“天衣无缝的”臀部。这样的臀部最终被红旗找到了，但感觉也就那样，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于是感叹“这就是生活”。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解决“我们的性欲”。这真是个大问题。在他有限的几个短篇里，这两个道理被他反复讲述。特别是“我们的性欲”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简直就是喋喋不休。
《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因为她们总是干和被干，而干和被干，在我们的生活里都是个问题。红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做爱就是我们骨子里的隐痛。我们借着浓缩的泪水来交流彼此的悲伤。痉挛、呻吟。痉挛、呻吟。
《出卖世界的人》通过一个妓女来讲述自己的“破旧的器官”，将器官还原为一个“洞”，还原成一个“×”。这让我想起盛可以（真实的盛可以）写的那个讲述男人的“那话儿”的小说。
红旗在长篇小说《幸运儿》的后记里说：“大约在十年以前的某天晚上，我跟某位异性约会完毕，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重重地将脑袋压到枕头上。随即我有些悲伤地想：是谁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