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如五雷轰顶。如果不是伸手能扶着墙,李雪莲会晕到地上。她万万没想到,秦玉河会说出这种话来。今天之前,她折腾的是她和秦玉河离婚真假的事,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竟折腾出她是潘金莲的事;本来他折腾的是秦玉河,没想到折腾到自己身上。李雪莲当姑娘时算漂亮的,有许多男的想跟她好;在李雪莲与秦玉河结婚之前,李雪莲谈过几回恋爱;有两个跟她好到了一定程度,就发生了关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成,最后嫁给了秦玉河。新婚晚上,秦玉河发现李雪莲不是处女,追问这事,李雪莲就如实说了。可如今天底下,十八岁靠上的女人,有几个会是处女?当时能看出秦玉河不高兴,但别扭几天,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事一直存在秦玉河心里,八年之后又旧事重提。还不是旧事重提,而是张冠李戴。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是在与武大郎结婚之后,李雪莲与人发生关系是结婚之前,那时与秦玉河还不认识;更何况,李雪莲并没像潘金莲那样,与奸夫谋害亲夫,而是秦玉河另娶新欢在陷害她。
李雪莲也能看出,秦玉河说这话也是一时冲动,说这事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尴尬和恼怒;或者,为了摆脱李雪莲的纠缠。正因为这样,李雪莲觉得这事突然变大了。因为,秦玉河说这话时,身边不是就他们两个人,周遭还有一大群喝啤酒的人。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明天早上,李雪莲是潘金莲这事,就会传遍全县,后天就会传遍全市;因为告状,李雪莲已经在全县全市成了名人。潘金莲这事,可比离婚真假有趣多了;离婚真假,马上就显得不重要了。比这些还重要的是,如果李雪莲成了潘金莲,不管秦玉河与她离婚真假,都情有可原,谁愿意跟潘金莲生活在一起呢?换句话,有李雪莲成了潘金莲垫底,秦玉河干什么都是应该的。李雪莲马上由原告变成了元凶。这话毒还毒在这个地方。李雪莲来的时候,本来是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开始找新的丈夫;如今头上戴着一顶潘金莲的帽子,想开辟未来也不可能了。世上还有谁,愿意娶一个潘金莲呢?见李雪莲在那里扶着墙打晃,化肥厂的老张倒呵斥秦玉河:“老秦,过分了啊,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
又呵斥:“俗话说得好,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又劝李雪莲:“雪莲,这事儿会越说越乱,你还是先回去吧。”
李雪莲撸了一把鼻涕,转身就走了。她走不是听了老张的劝,而是一个新的主意,又产生在她的心头。既然开辟不了未来,只好还纠缠过去。过去纠缠过去是为了证明离婚的真假,现在纠缠过去还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过去说这事纯粹为了惩罚秦玉河,现在说这事还为了证明李雪莲的清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这事,是由她跟秦玉河离婚的真假引起的;或者,为了证明李雪莲不是潘金莲,先得回头说清楚离婚的真假。两件事情本来没有联系,如今让秦玉河这么一说,两件事扭成麻花,就搅到了一起。老张那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话,也刺激了李雪莲,可见大家已经把秦玉河的话当真了,已经把这当成她的“短处”了,已经把她当成潘金莲了。本来她不准备闹了,不准备折腾了,现在又要重新折腾。可到哪里折腾呢?该折腾的地方,她过去已经折腾了,从县里到市里,能告状的地方,她已经告遍了,也让她得罪遍了;过去告了,没用;重新告,也不会有用;说不定还会被关起来;她突然下定决心,要离开本地,直接状告到北京。这件事说不清楚,李雪莲难活下去。本地都是糊涂人,北京是首都,北京总该有明白人吧?本地从法官到专委,从法院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都把假的当成真的,北京总能把真的当成真的吧?或者,总能把假的当成假的吧?真假不重要,关键是,我是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或者,我不是李雪莲,我是窦娥。
序言:那一年(十二)
李雪莲去北京没去对时候。她不了解北京,北京也不了解她。她去北京告状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两件事本来毫无联系,因为时间撞到了一起,也就有了联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北京不准闲杂人等进入。何谓闲杂人等,没有明确规定,凡是不利于大会召开的,皆属闲杂人等。过去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乞讨的,偷东西的,在发廊卖淫的,还有就是告状的,一夜之间,统统都不见了。李雪莲去北京坐的是长途汽车。本来她想坐火车,因火车票比长途汽车票贵十五块钱,她就坐了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坐了一天半夜,长途汽车到了河北与北京交界的收费站,李雪莲终于知道北京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收费站停了十几辆警车,警车上闪着警灯;每辆进京的汽车,都要接受检查。路边停满了被拦下的长途汽车、货车、面包车和小轿车。李雪莲乘坐的长途汽车,也被拦在路边。车太多,接受检查也要排队。排了两个钟头,终于有两个警察,上了李雪莲乘坐的长途汽车。警察上来,挨个检查每个乘客的证件,每个人的行李,盘问去北京的理由,盘查去北京的证明。乘客回答去北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出差的,有做生意的,有投奔亲戚的,有看病的,还有一个是寻找丢失孩子的……盘查一番,有的乘客过了关,有的人被警察赶下了车。被赶下车的,也都默不作声。李雪莲看了半天,没弄清警察放行或赶人的标准。终于,一个警察检查到了李雪莲。先看了李雪莲的身份证,又问:“到北京干什么去?”
李雪莲知道自己不能回答出差,也不能回答去北京做生意,也不能回答去北京找孩子,她看上去都不像;更不能回答去北京的真实原因:告状;便随着前排一个乘客说:“看病。”
边回答,边将头靠到窗户上,作出病恹恹的样子。警察盯着她:“看啥病?”
李雪莲:“子宫下垂。”
警察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接着问:“去北京哪家医院?”
李雪莲有些懵。因为她没去过北京,更没去北京看过病,不知道北京都有哪些医院,及各医院的深浅,便随口答:“北京医院。”
李雪莲答“北京医院”是顾名思义;警察看了李雪莲一眼,接着往下盘问;李雪莲松了一口气,知道北京确实有家“北京医院”;警察又问:“你的病历呢?”
李雪莲一愣:“病历,啥病历?”
警察有些不耐烦:“你去医院看病,过去的病历呢?”
李雪莲灵机一动:“我这是第三回去北京看病呀,过去的病历,都落在北京医院了。”
警察看李雪莲半天,不再纠缠“病历”的事;又问:“你的证明呢?”
李雪莲:“证明,啥证明?”
警察又开始不耐烦:“你咋啥也不懂?现在是‘人大’期间,凡是去北京的,都得有县以上政府开的介绍信;不然你说你去北京看病,谁给你证明呀?”
李雪莲傻了;她确实不知道“人大”召开期间,去北京要开介绍信,而且是县政府的介绍信;就是知道,她去县政府开介绍信,县政府也不会给她开;便说:“不知道要开‘人大’,把这事忘了。”
警察终于抓住了李雪莲的漏洞,松了一口气:“那不行,没有证明,你不能去北京。”
李雪莲:“耽误我看病咋办?”
警察:“‘人大’开会,也就半个月。半个月后,你再去北京。现在下车。”
李雪莲的犟劲上来了,坐在那里不动:“我不下车。”
警察:“别人都下,你为什么不下?”
李雪莲:“我子宫都垂到外边了,耽误不起。”
警察脸上的肌肉又抖了一下,接着喝道:“两回事啊,别胡搅蛮缠,也就半个月。”
李雪莲站起来:“要我下车也行,你得负责任。”
警察一愣:“我负什么责任?”
李雪莲:“其实北京我也不想去,钱花光了,病也不见好,早不想活了。你要让我下车,我不等半个月,我下车找棵树就上吊。”
警察愣在那里。李雪莲盯住警察胸前的警号牌:“我记住了你的警号,我会在遗书上,写上是你逼的。”
警察更愣了,嘴张着,半天合不拢。待合拢,朝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嘟囔一句:“你这娘们,倒难缠了。”
又摇头:“刁民,全是刁民。”
皱了皱眉,越过李雪莲,开始盘问下一排座位上的乘客。
夜色中,李雪莲往窗外舒了一口气,又坐下来。
序言:那一年(十三)
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晕头转向。她首先觉得北京大,比村里、镇上、县城和市里都大;大得漫无边际;坐在公交车上,走走是高楼大厦,走走又是高楼大厦;走走是立交桥,走走又是立交桥。另外她在北京转了向。李雪莲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北边,当她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穿过时,却发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南边;用村里的方位校正半天,还是没有矫正过来;看来在北京期间,就要以南为北,以东为西了。比这更要命的是,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待到了北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告状,该向谁告状;这些该去告状的地方在哪里,能够接受她告状的人,又住在哪里。幸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李雪莲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的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在东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头有脸;李雪莲灵机一动,决定在北京待下之后,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一静坐,说不定就能引起在大会堂里开会的有头有脸人的注意。
为了在北京待下来,为了安置自己,李雪莲投奔了一个中学同学。这个中学同学叫赵敬礼,当年在班上,与李雪莲坐前后桌,坐了六年。赵敬礼长颗大头;大头正头顶,又凹进去一坑,成了葫芦型。“赵敬礼”是赵敬礼的大名,但班上无人喊他“赵敬礼”,都喊他“赵大头”。久而久之,喊“赵大头”有人答应,冷不丁有人喊“赵敬礼”,赵敬礼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喊谁。初中三年,两人没说过话;从高中一年级起,李雪莲知道赵大头对她有意思。赵大头从小没有娘,她爹是镇上一个裁缝;赵大头有三个弟弟;一个爹,整天踏一台缝纫机,养活赵大头哥儿四个,家里并不宽裕;但从高中一年级起,赵大头三天两头给李雪莲带“大白兔”奶糖,从课桌后悄悄递过来。也不知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大白兔”糖送了两年多,也不见赵大头有什么表示。还是高中快毕业了,一天在上晚自习,李雪莲出教室解手;从厕所回来,赵大头在教室门口候着。看看左右无人,赵大头说:“李雪莲,我想跟你说句话。”
李雪莲:“说吧。”
赵大头:“得找个地方。”
李雪莲:“找吧。”
赵大头把李雪莲领到学校后身打谷场上。周围的夜是黑的。李雪莲:“你要说啥?”
赵大头啥也没说,上来就抱李雪莲,接着就要亲嘴。由于动作太直接,中间也没个过渡,李雪莲有些措手不及。措手不及之下,本能地推了赵大头一把。赵大头脚下一绊,跌倒在地。如果换一个男生,爬起来还会亲李雪莲;几经纠缠,几经掰扯,哪怕李雪莲说“我要急了”,“我要喊了”,仍继续撕扯,好事也就成了;没想到赵大头跌了一跤,从地上爬起来,看了李雪莲一眼,愣愣地说了一句:“我以为咱俩已经好了呢。”
又说:“千万别告诉其他同学。”
转身就跑了。赵大头跑了,李雪莲气得“咯咯”笑了。搂她亲她她没生气,转头跑了,李雪莲就生气了。第二天两人再见面,赵大头低着头,红着脸,不敢再看李雪莲。这时李雪莲知道,赵大头是个老实孩子。李雪莲赌气,也不理赵大头。接着高中毕业,李雪莲没考上大学,赵大头也没考上大学;李雪莲回到了村里,赵大头的一个舅舅,在省城一个宾馆当厨子,赵大头就跟他舅舅到省城学厨子去了。后来他舅舅被调到这个省驻北京的办事处当厨子,赵大头也跟来了;后来他舅舅退休回了老家,赵大头就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李雪莲到北京举目无亲,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赵大头在北京,于是便想投靠赵大头。但中学时候,她吃了两年多赵大头的“大白兔”,打谷场上,又将赵大头吓了回去,她担心赵大头记仇。李雪莲也想好了,如赵大头不记仇,她就有了落脚处;如赵大头记仇,她转头就走,另寻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李雪莲也想好了,就是火车站。虽然北京火车站她没去过,但她知道,普天下的火车站,一到晚上,屋檐下都可以睡人。
虽然知道赵大头在省驻京办事处工作,但李雪莲找到省驻京办事处,还是几经周折。李雪莲打听着,换了八回公交车;有三回还倒错了,走了不少冤枉路;清晨到的北京,一晃到了晚上,才找到那个省驻京办事处,赵大头当厨子的地方。办事处是一幢三十多层高的大厦。到了办事处,却发现这个大厦她进不去。大厦前脸有个院落,院落门口有座牌坊;沿着牌坊,拉着警戒线;警戒线处,有五六个门卫守着,不让人进。原来这里住着这个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李雪莲走上前去,门卫以为李雪莲是来住宿的;打量她的衣着,又不像住得起这大厦的人;但一个门卫仍客气地说:“别处住去吧,这里住着人大代表。”
李雪莲终于明白,自己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一次撞上了。但她并无惊慌,看着里面说:“我不住宿,我找我亲戚。”
另一个门卫问:“你亲戚也来开人代会呀?”
李雪莲摇头:“他不开人代会,他在这里当厨子,他叫赵敬礼。”
这个门卫低头想了想:“这里的厨子我都熟,没有一个叫赵敬礼的人呀。”
李雪莲愣在那里:“全县人都知道,他在这里做饭呀。”
接着开始着急:“咋会不在这里呢?我跑了两千多里呀。”
见李雪莲着急,另一个门卫加入帮着想:“后厨咱都熟呀,确实没有一个叫赵敬礼的。”
李雪莲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赵大头。”
一听“赵大头”,五六个门卫全笑了:“原来是大头呀。”
一个门卫说:“你不早说。你等着,我给你喊去。”
五分钟之后,赵大头就出现了。穿着一身白制服,戴着一顶高筒白帽子。大模样还有中学时候的模样,只是胖了几圈——上中学时,赵大头是个瘦子,一根麻秆,顶个大头,现在成了个大胖子;头倒显得小了,缩在高筒帽里。走在街上,李雪莲肯定认不出这是赵大头。赵大头一见李雪莲,先是一愣,接着马上认了出来,猛地拍了一下巴掌:“哎哟我的娘啊,你咋来了?”
开始咧着大嘴笑。李雪莲放下心来,知道十多年过去,赵大头没记中学时代的仇。李雪莲:“我去东北看俺姑,回来路过北京,看你来了。”
赵大头上前一步,抢过李雪莲的提包:“快进去喝水。”
没想到一个门卫伸手拦住李雪莲,对赵大头说:“大头,有话外边说吧,正开人代会呢,陌生人不准入内。”
赵大头一愣;李雪莲也一愣,担心进不去大厦;没想到赵大头愣后,一把推开门卫:“日你娘,这是我亲妹,是陌生人吗?”
这个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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