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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怎么啦？”赫姆霍尔兹·华生问。
总统叹了一口气。“几乎跟你们面临的遭遇一样，年轻人。我几乎给送到了一个小岛上。”
一句话吓得伯纳魂不附体，做出了不体面的过分行为。
“送我到岛子上去？”他蹦了起来，穿过屋子，来到总统面前比划着。“你不能够送我去，我什么也没有做，都是别人做的，我发誓是这样的。”他指着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啊，请别把我送到冰岛去。该做什么我保证都做。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求求你啦！”他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告诉你吧，那都得怪他们，”他抽泣了起来，“别让我去冰岛。啊，求您了，总统福下。求……”他卑劣的情绪发作，跪倒在总统脚前。穆斯塔法·蒙德想扶他起来，他却赖在地上不动，咿咿唔唔说个没完。最后总统只好按铃叫来了他的第四秘书。
“带三个人来，”他命令道，“把马克思先生带到寝室去，给他一剂唆麻雾，送他上床，让他睡。”
第四秘书出去了，带回来三个穿绿色制服的多生子下人。伯纳叫喊着抽泣着被带了出去。
“人家还以为要割他的喉咙了呢，”门关上时总统说，“不过他如果有一点点头脑也会明白，这种处分其实是一种弥补。他要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那就是说他要被送到一个他可以遇见世界上最有趣的男男女女的地方去。那些人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特别自觉地独行其是的，他们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对正统不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总而言之都算得个角色。我几乎要妒忌你呢，华生先生。”
赫姆霍尔兹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在一个岛上呢？”
“因为我最终选择了这儿，”总统回答，“他们曾经给过我选择：是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继续搞我的纯科学，还是进入总统委员会——其远景是在适当的时候继任总统。我选择了这个，放弃了科学。有时候，”他说，“我为放弃了科学感到遗憾。幸福是一个很难服侍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特别设置得可以接受幸福而不提出疑问，那么幸福就比真理还要难服侍得多。”他叹了一口气，又沉默了。然后才以较为活泼的口气说下去。“好了，职责就是职责。应该如何选择是无法讨价还价的。我对真理感到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它的危害之大正如它的好处。它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跟我们的稳定相比，中国的稳定也只能算是最不可靠的。即使原始的母系社会也不会比我们更稳定。我再说一句，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破坏它自己办成的好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的研究范围——正是因此我几乎被送到岛子上去了。除了当前最急需的问题，我们都不让科学处理。其他的一切探索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地遏制，”他沉吟了一会，又说，“读一读我主福帝时代的人所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那时候的人似乎想象科学是可以肆无忌惮、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是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不错，甚至在那时候观念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主福帝就曾经做过极大的努力，要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轨。众人的幸福能让轮子稳定地运转；而真与美不行。而且，当然，只要是群众掌握了政权，重要的就会是幸福而不是真与美。但是，尽管如此，那时还是允许无限制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们还在谈着真与美，仿佛它们就是最高的善，直谈到九年战争之前。是那场战争让他们彻底改变了调子。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还有什么意思？就从那时开始科学第一次受到了控制——九年战争之后，那时候人们还准备好了连裤带都勒紧呢。为了安定的生活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我们进行了控制。当然，那对真理不算太好，对幸福却大有好处。有所得必须有所失嘛，获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就要付出代价了，华生先生——因为对美的兴趣太浓而付出代价。我曾经对真理的兴趣太浓，我也曾经付出过代价。”
“可是你并不曾到海岛上去。”野蛮人说，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总统笑了。“我的代价是：为幸福服务。为别人的幸福，不是为我自己的幸福服务。幸运的是，”他停了一会儿又接下去，“世界上有那么多海岛。要是没有那么多海岛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来只好把你们全送进毒气室了。附带说一句，你喜欢不喜欢赤道气候？比如马奎萨斯群岛或是萨莫亚岛。或是别的更能够刺激你的地方？”
赫姆霍尔兹从他的气垫椅上站了起来。“我宁可选一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他回答，“我相信恶劣气候会使我写得更好。比如，常常有狂风暴雨……”
总统点头表示赞许。“我就喜欢你这种精神，华生先生，的确非常喜欢。其程度不亚于我从我的职位上反对它，”他微笑了。“那么福克兰岛怎么样？”
“好，我看可以，”赫姆霍尔兹回答，“现在，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看看可怜的伯纳怎么样了。”
《美丽新世界》作者：＇法＇ 阿道斯·赫胥黎
第十七章
“艺术，科学——你好像为你的幸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只剩下他们俩时，野蛮人说，“还付出了别的什么吗？”
“当然，还有宗教。”总统回答，“以前曾经有过一种叫做上帝的东西。那是在九年战争以前。不过我忘了：关于上帝你是知道的，我估计。”
“啊……”野蛮人犹豫了，他想谈谈孤独，夜，月光下的苍白的石源，悬崖，谈一谈往阴影里的黑暗中跳下去和死亡。他想谈，但是找不出话来表达，甚至用莎士比亚也无法表达。
这时总统已走到屋子另一边，开始打开一个嵌在书架间的墙壁里的保险箱。沉重的门一晃，开了，总统伸手在黑暗里摸索，“这是一个，”总统说，“我一向很感兴趣的题目。”他抽出一本黑色的厚书。“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吧？比如。”
野蛮人接了过来，“《圣经·新旧约全书》，”他念著书名页。
“这书也没有读过吧？”哪是一本小书，封面没有了。
“《追效基督》。”
“这书也没有吧？”他又递给他一本。
“《宗教体验种种》，威廉·詹姆斯作。”
“我还有很多，”穆斯塔法·蒙德说下去，“一整套猥亵的古书。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他指着他自称的图书馆——那一架架的书，一架架的阅读机线圈和录音带盘——哈哈大笑。
“可你既然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义愤填膺，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书给他们读？”
“理由跟不让他们读《奥塞罗》一样，古老了。那是几百年前关于上帝的书，不是关于今天的上帝的书。”
“上帝可是不会变的。”
“但是人会变。”
“那能有什么区别？”
“有天大的区别。’穆斯塔法橡德说着又站了起来，走到保险箱前。“有个人叫纽曼主教，”他说，“是个红衣主教，”他解释道，“也就是社区首席歌唱家一流的人物。”
“哦，美丽的米兰的潘杜尔夫，红衣主教，”我在莎士比亚里面读到过。”
“你当然读到过。好了，我刚才说到，有个人叫纽曼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抽了出来。“我要谈纽曼的书，也想谈谈这一本书，是一个叫麦因·德·毕兰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你要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话。”
“就是能梦想出许多东西的人，梦想的东西比天地间的事物还多。”野蛮人立即回答。
“说得很对，我马上就给你念一段他确实梦想出的东西。现在你听一听这位古时候的首席歌唱家的话。”他在夹了一张纸条的地方翻开，读了起来，“我们并不比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更能够支配自己。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来看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吗？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能得到幸福吗，能得到安慰吗？少年得志的人可能这样想，以为能使一切事物按他们的想法及方式做很了不起，不必依靠任何人。对视野以外的东西一律不予考虑，不必因为总需要感谢别人，征求别人的意见，总需要祈祷而烦恼。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少年得志的人也必然会跟别人一样发现，人未必是天生独立的——独立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独立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可能，却无法使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穆斯塔法·蒙德停了停，放下第一本书，拿起了第二本翻着。“就拿这一段为例，”他说，然后就以他那深沉的声音念了起来，“人是要衰老的；他从内心强烈地感到衰弱、阴暗、烦恼，这种感觉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最初有这种感觉时他以为是病了，以为这种痛苦处境是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用这种想法来减少恐惧。他希望那病跟别的病一样，能够治好。这是幻想！那病叫做衰老，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有人说对死亡和死亡后的恐惧使人到老年之后转向宗教，但是我自己的体会使我深信：宗教情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与这一类的恐惧或想象并无关系。宗教情绪会发展，因为那时激情平静了，幻想和感受力随之减弱，难于唤起，于是理智活动受到的干扰减少，能引起人们的想象、欲望和妄想的东西对理智的影响也减少，这样上帝就出现了，宛如云开日出。我们的灵魂感觉到了，看见了，向诸般光明的源头转了过去——很自然地，无可避免地转了过去。因为现在给予感官世界以生命和勉力的东西已经被筛掉，离开了我们；那惊人的存在现在已不再受到内在和外在印象的支持；我们感到需要依靠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是的，我们无可逃避地要转向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是如此纯洁，使能够体会到它的灵魂如此愉悦，可以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他挥舞着一只手）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只能在获得青春和昌盛之时对上帝独立。独立并不能把你安全地送到最后。可是我们却自始至终得到了青春和繁荣，随之而来的能有什么？显然我们是能够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全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还要寻求那欲望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
“那么你认为上帝是没有的？”
“不，我倒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在现代期以前上帝的表现正如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上帝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呢？”野蛮人问。
“喔，他表现为一种虚无的存在；仿佛根本不存在。”
“那可是你们的错。”
“把它叫做文明的错吧。上帝跟机器、科学医药和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因此我就把这些书锁进了保险箱。它们肮脏，会吓坏人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可是，感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倒不如问：穿裤子拉拉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总统尖刻地说，“你叫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这样的老头，他叫布拉德利。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出于本能所相信的东西寻找出的蹩脚的解释！仿佛那时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理由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可是情况还是一样，”野蛮人坚持不懈，“在孤独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当你很孤独，在夜里，思考着死亡的时候。”
“可是现在人们是决不会孤独的，”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把他们制造得仇恨孤独；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孤独。”
野蛮人神色暗淡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他孤立于村庄活动之外；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社会活动，无法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道，“诸神是公正的，他们使我们的风流罪过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暗淫亵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使他失去了他的那双眼睛。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大道的车轮已经循环了过来，所以有了我。’这怎么样？这不很像有一个掌握万物的上帝在奖善惩恶吗？”
“真的吗？”这一回是总统提问了。“你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决不会有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的危险。‘车轮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现在的爱德蒙会怎么样呢？他坐在气垫椅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无疑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到底却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口授的；上帝接受着人的指令。”
“你有把握？”野蛮人问，“你有充分的把握坐这儿气垫椅里的爱德蒙不会遭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严厉的惩罚？——那个受伤流血快要死去的爱德蒙。诸神是公正的……他们难道不会因为他寻欢作乐、成为邪恶的工具而贬斥他？”
“在什么地方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同一套规则，不能按玩汪汪狗患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能够凭私心的爱憎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为估计者所重视。它的价值必须这样来确定。”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了，“这不离题太远了吗？”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风流罪过而堕落。你必须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和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我肯定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没有必要让文明人承担什么严重的折磨。至于鼓起勇气做事——福帝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每个人都独行其是，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