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 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 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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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节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第二十九节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 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