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长问我“你还想不想当会计”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痛定思痛的苦涩，机械地回答“想！”由是，我稀里糊涂地于1970年初，再次出任8队的会计了。原来的8队会计董向国，就是我任团支部书记时接任我的那个董会计，此番已升任为大队会计了。
在我第一次当会计的时候，董会计是现金保管员，我力举的。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提拔”与帮助，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
有一次，他的帐目错了，少了15元现金，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出来，他认了，掏自己的腰包补上了，不想落个“贪污”的名声。在那个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只鸡下一年的鸡蛋也卖不了那么多的钱，而名声比黄金更珍贵。
我不相信这笔钱是他丢了，一定是帐目出了问题，就帮他查账。原来，生产队卖猪仔子的钱，在他的笔下多“卖”了一个，一只猪仔子正好是15元。是的，假如少“卖”了一只猪仔子，他又就会怎么办呢？
不久，一个“少卖了一只猪仔子”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是他当上了会计的时候。
那个时候，和钱一样珍贵的还有布票，一年中国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很少很少，基本上家家都不够用。1960年，每个人只得到2。8市尺的布票，做个裤头都难，很难看见有人做新衣服穿，那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对于更为困难的人家，公社像发放救济款那样发给他们“救济布票”，很有限。
我们8队有一户荣誉军人，得到了“救济布票”，由董会计领回，但那户荣誉军人却没有得到。是董会计贪污了吗？还是荣誉军人收下后忘记了？大队和生产队一致认为是董会计贪污了！这个是严重的问题，人格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的发展与前途的问题。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写着“鄙视”与“龌龊”。董会计成了道德的反面教员，形象跌入低谷，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反弹了。
后来这件事被时间的硬件消化了，中毒的董会计得到“软件”的消毒，得到强势反弹。这软件就是——他们家几辈子都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得让他彻底翻身得解放，落实“在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指示。
在“布票事件”中，我是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力为董会计解套的人，所以时间硬件才会具有消化的功能。他去当大队的会计时，就建议由我来继任那个空缺。但这绝不是“投桃报李”起到的作用，我有我的硬件，只是谁都懂得“用河水洗船”的哲理罢了。
“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又把我折腾到原位。期间，我失去了自己很是看中的“书记”头衔，但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使我真正地从书本里走向了社会，从幻想中走向了现实，从幼稚中走向了成熟，从冲动中走向了理智，从自我奋斗中走向寄希望于下一代……这就叫历练！
做第二次任会计不到一年，为了寄希望于下一代，1970年9月1日，我又第二次走进了学校。
2 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2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自1964年8月1日到1970年9月1日初登讲台，我整整当了1年零6个月的地道农民。
年轻力壮，受点风霜之苦、劳作之累，倒是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难得；经受政治的风波、遭受无端的打击，得到了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与适应，值得。所有这些，对我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毁灭性的灾难，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然而，让我在心里流泪的则是“后院”——岳父对我的冷谈。
因为他是贫农的成份，“文革”时他成为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之一，排列第“八把手”。于是，就自以为是毛主席阵营的革命派了，就忠心耿耿地同一切反动派做不调和的阶级斗争了。他笃信奉行，“家不家纲上划，亲不亲线上分”，他和我不是“一家”，更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亲戚朋友。
那时，他从来不到我们家看看他的外孙子，界线划得很清，生怕我玷污了他的革命形象，影响他光明的仕途。因之，即便是走路，他也尽量躲着我，即使狭路相逢躲不过去了，也只能用鼻子“哼”一下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如今，我成了一名非正式的教师了，岳父及岳父门上的人觉得脸上光彩了许多，“文革”期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总算有了些许缓解。
他们几近喜形于色，而我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沾沾自喜，只是“毁了”一条媳妇的裤子，就低调登场了，做一个“貌似的教师”。
走进学校，说起来我是“二进宫”了，只不过头一次当老师没有几天，光备课没上课就回家了。这次是我自己下决心去干的，不然我哪能把会计的“肥差”辞掉啊！这个“肥差”后来由董会计的弟弟董向志顶替了。他年轻手生，晚上下班后我还要帮他做帐，“巧人”永远是“拙人”的奴。
我当老师之前就和父母分居了，岳父暗示我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是为了这个不至于破碎的家庭和孩子。
我哪有钱盖房子独居啊，双方父母也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自好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了。
1968年深秋，就在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两间小草房盖得了。房子又矮又小，就像一个看瓜的窝棚，窗户上没有明亮的玻璃。这样的陋室能花掉多少钱啊，两间房一共花了78元钱，面积仅仅16平米。里屋除了一铺炕之外，堂屋地走个人都摩肩接踵。这房子小得不仅是全大队之最，也是全公社之最，就连五保户的住房也比它大多了。后来的两个孩子都生在这里，和他们的大哥一样都是大学生，这也应该是个“之最”吧。
当老师是我的职业，给自己充电是我的正业，天天看书是我的作业。为了不打扰孩子们的睡眠，也为了省下那么一点点的电费，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去看书学习。临走的时候把他们母子3人反锁在家中，免得回来时敲门惊梦。
在学校的几年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初高中的课程我又重新地温习了一遍，完全恢复了毕业考试时的水平。所以如此这般，一则是我上大学的心没死，还想“复辟”。二是我要为孩子们做一个合格的“第一任教师”，必须这样，别无选择。
教学工作一点也不紧张，没有升学的压力约束你要力争上游，也没有什么“统考”排位叫你忧心忡忡，大家都很悠闲自得。只是学校的政治学习很频繁，发言的时候你就挑拜年的话说，或者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行了。那时的学校讲的不是什么学习成绩，而是政治方向，讲的是走向社会，和工农兵相结合。
干实事不容易，也不提倡。搞花架子人人都是内行，都是一代宗师，那是社会大课堂教出来的高材生，都靠这个谋生，至今桃李满天下。
“小学戴帽”，初二就是学校最高年级的大学生。我教初二数学课的时候，进校老贫农偶尔也去听课，听听大学生的课是什么样的。他没进过学堂，现在有机会了，但他是当先生的，不是当学生的。虽然他听不懂ABCD，也不知道正弦、余弦是何许人也，但为你指点迷津还是内行的。这可绝对不是笑话，而是大实话。
一次，他十分诚恳地开导我：
“看学生认真听课的样子，你的课讲的不孬，”他吸了一口烟，接着提醒我“能不能到外面去上课，整点真格的？”
我一点都没犹豫：“可以，下周我就领学生上室外课。”
我生来就不会糊弄人，要想在室外上课，又要使学生得到真正的知识，老贫农真的给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班后，我凭着表哥慈明信的关系，从公社堤防管理所借来了水准仪和小平板仪，开始上室外数学课。其实，即使没有老贫农的话，这样的课也应该在室外去上，只是学校没有这些仪器，我不敢去想。
第一堂室外课是测量七星山的高程。同学们一听去山上上课，个个手舞足蹈，高兴得不得了。经过精心地组织与安排，教学效果很好，准确的测量出山的海拔高度，同学们也安全的返回学校。
这次室外教学虽然是成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后怕。登悬崖走峭壁，我一个人领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学校领导没派其他老师和我同往，万一出现安全的问题，放在现在责任可就大了。
在那个时候，老贫农和校长就那么粗心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娇气，倘若出现问题，家长也不会像现在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你来承担。我记得，好多家长见到老师的时候，总忘不了那句话：不听话，你就给我打他！
在农村，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大概是解放前沿袭下来的“传统”吧。那时的学校也发生过“死人”的恶性事件，没有哪个老师来承担责任的。大概是1957年吧，在罗家房小学的一次篮球比赛中就死了一个学生，事后没有任何风波搅得学校鸡犬不宁。当然了，我们不能用“觉悟”来评论当时与现今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老师有老师的样，家长有家长的样，学生有学生的样啊。
七星山离学校八九华里的路，是沈阳以北辽河以南的制高点。当年八路军解放沈阳的时候，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扼守的军事要塞。山上构筑有大小72座碉堡，沟沟岔岔星罗棋布。这次测量山高，也把碉堡的分布方位弄清了，并绘制了“地图”，一张“军事地图”。
老贫农对这堂室外课非常满意，我也得到他的赞许：“李老师教学很有一套啊，连我这大老粗都看明白了。”他指的就是那张“军事地图”。
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张“军事地图”惹出了麻烦来，被“军师”发现了，致使长眠地下的英灵“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文革”期间最时髦的就是这句话了，是告诫天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要“再受一遍苦，再遭二茬罪”。想不到，这句话轮到了革命先烈。
“军师”，就是那个“五七战士”董特派员，董连奎。得到我的手里有一张“军事地图”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他就把自己的独断专行强加给了二道房大队，还有二道房学校。
他的谋划，是产生在“政治挂帅”与“阶级斗争”气候中的，是结合“忆苦思甜”与“阶级教育”的产物。他的谋划还符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他反复发问：共产党八路军烈士的遗骨，为什么同国民党的碉堡共处一山啊？他们是为二道房这块土地牺牲的英雄，为什么葬在荒郊野外？现成的阶级教育史，学校为什么视而不见？
董特派慷慨陈辞又义愤填膺，句句在理，字字千斤。就这样，在他咄咄逼人的倡导下，两位烈士的遗骨于1971年秋迁到二道房村北的一片荒地里，那里成为新的“烈士陵园”了。
“陵园”没有围墙，也没有七星山的青松翠柏，也没有高山可依，也没有辽水环绕，只有孤零零一座用水泥红砖，临时建起的烈士纪念碑和两个墓碑。纪念碑的正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后面是烈士牺牲的经过以及悼念之词。墓碑其中之一书写着“侯其才烈士之墓”，居南；另一个是“赵瑞丰烈士之墓”，居北。
第二年春，两座墓碑被牲畜“蹭痒痒”给蹭倒了。对此，不知道烈士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反正人们见了都骂董特派“无事生非”。
当初所以把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七星山，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意愿，认为那是烈士安息的最好选择了。董特派一意孤行，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惹怒了原来墓地周围的人们，那也是人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啊！践踏了人家的感情，满足了他的自作多情，是何道理？
二道房以及周围的学校，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举行祭扫烈士墓的活动，去马虎山水库中心地带那个荒丘的一处烈士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少说也有4名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现在，二道房学校的师生用不着舍近取远了，却冷落了那四名英灵，死人不知，活人伤感。由此看来，董特派的这个谋划“漏洞”太多了，甚至是一无是处，其中包括“怨声载道”。
在董特派的思维中，“格式化”的东西体现在他敲定的碑文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背面书写的碑文，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地塞进他个人“格式化”的意志，他把“杨姓”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是杀害革命先烈的罪魁祸首，引起“杨姓”家族的强烈不满。“格式化”，就是那时千篇一律的“历史剧”情节的模式，只有这样“碑文”才能立得住。试想，人们在怀念先烈悲哀的情感中，这样的碑文不是更令人悲哀吗？
2 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2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崇敬的可以恣意亵渎，历史的就会遭到任意践踏，科学的则被随意丢弃，难以入驻人们的心中。置身那个时代，麻痹，已经是每个人的通病，且都觉得没病才是有病，病得不清。
有人说我是“貌似的老师”，就因为我自以为是真正的老师，才觉得我不是个真正的老师。除此之外，还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常常没有老师的“形象”，而难以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可，根本不像个老师。
在学校，我还是个九等人。学校校田地的农活，都是我领头去干，活少的时候我自己去干。有时候刚干完活，就灰头土脸地去上课，上完课再去干活。上课就等于体力劳动后的休息，体力劳动则是脑力劳动后最好的放松。难怪人家说我是学校中的劳动力，是生产队劳动力中最轻松的人，有道理。
和在生产队一样，学校的“活计”我样样都得拿得起放得下。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体育、图画……除了音乐课以外，我什么都教过。我不爱教音乐，觉得就像赶车不爱和牛马说话，自然也就懒得“对牛弹琴”。
“数理化”，学生爱学，感觉新鲜。在农村，别说是“数理化”的知识了解得甚少，许多农民连物理、化学这个名词都很少知道，他们的孩子对此哪能不感兴趣？
原来初中3年的课程，现在要2年来完成，课本就是这么编的，内容粗放，“深奥”得像诗，跳跃性很大，这完全背离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与规律。为了不泯灭他们的兴趣，当老师的就得深入浅出地讲解，能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就算行了，就算成功了，就算你对得起他们了，也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换来了有口皆碑，都说我真有两下子，这有点叫我莫名其妙……
哈哈，我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己都憋不住要笑。那就是，听不懂的人越是多，就越是认为你“才高八斗”啊！你越是“才高八斗”，就越是有人“高看”你一眼，你就越是像个“貌似的老师”。
1972年初春时节，德盛堡大队的李书记，也就是8队原来的队长，找到我“才高八斗”，说有要事相求。那么大个书记“求我”，我哪能不去？人家事先都和校长打招呼了，我知趣，搭个“求”字不是求我，是求校长。我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别说我不务正业就好。
李书记开门见山，要我和他一起去沈阳买硫酸。
70年代初，好多生产队对使用化肥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大家都想买回硫酸，自己用磷矿粉兑硫酸做磷肥，省钱，有效。
李书记要我和他一起去，想让我鉴定一下硫酸的含量，害怕买到假硫酸，搭进去钱还让人家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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