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接触。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期望在东欧国家打开任
何大门，除非莫斯科给它的盟国亮了绿灯。”
纳赛尔对法塔赫响应他建议的迅速感到高兴，他建议法塔赫应当确定解
放斗争的目标，以便在他的支持下，在政治行动中承担它自己的一份职责，
他是第一个赞赏法塔赫领导人沿着现实的道路迈出巨大一步的人，承认在巴
勒斯坦的300 万犹太人的具体存在并与之共处是一个生活中的现实。他现在
必须说服阿拉法特，继续假想解放——即使如现在被法塔赫所定义的那样—
—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任何东西部不会得到，或许会失掉更多东西。在
卡拉玛战斗之前，正如哈拉德·哈桑和其他领导人根据他们的经验所知，说
服阿拉法特接受这样一个建议，将是相当困难的。在卡拉玛战斗之后，纳赛
尔设想这将变得更为困难。第四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证明，对
军事道路的支持正在增长。除正式拒绝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之外，巴勒斯坦
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们还通过了一个对宪章的修正案，它体现在第9 条当中。
第9 条是这样说的：“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因此，它是一
个全面的战略方针，而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阶段。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表明他
们自己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毅力，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和努力从事人民武装革
命，以解放他们的国家，返回家园。他们还坚持他们在巴勒斯坦正常生活的
权利，坚持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
此外还有：宪章第21 条说：“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的巴勒斯坦
革命来表达他们自己坚强的决心，拒绝一切取代巴勒斯坦全部解放的所有解
决办法。”宪章第28 条宣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坚信他们的民族革命是
真正的和独立的革命，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托管和附属关系。”①
纳赛尔无需被告知，第28 条是针对他同阿拉法特的发展中的关系的。纳
赛尔确信，没有法塔赫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制定一条走向灾难的路线。
① 巴勒斯坦民族宪章。
他现在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法塔赫一定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
以现实主义统治它。但是，他首先必须说服阿拉法特放弃武装斗争的想法。
纳赛尔知道，他必须以谨慎态度对待阿拉法特。这位法塔赫领导人会拒
绝对它组织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和对巴勒斯坦人决策独立性的任何侵犯。纳
赛尔也知道，如果阿拉法特有一点机会劝说那些即使是他自己的在阿拉伯反
以色列组织成员运动中的普通支持者们，使他们相信用政治方式比用战斗方
式能够获得更多成果，那么阿拉法特需要在幕后秘密使用的论点要具有说服
力，也只有这些论点是他自己经验知识的产物。纳赛尔已经发现阿拉法特的
真正秘密，那就是他总能说服他的人民接受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正地相信
他所正在宣传的东西。
在1968 年困难的夏季里，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战斗机作为飞行火炮来袭
击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的基地，使冲突逐步升级，纳赛尔必须找
到一种完成其对阿拉法特进行教育的方法，向他揭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现
实，然后由他自己作出结论。
纳赛尔即将访问莫斯科。他决定带着阿拉法特与他同行，但是，这位埃
及领导人不可能征得他苏联主人的同意，因为他们肯定要说他们没有兴趣同
阿拉法特会晤。因此，他安排阿拉法特作为埃及代表团的一位正式成员，用
姆辛·阿明这一名字的埃及护照。只在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时，纳赛尔才使
他的苏联东道主小小一惊。阿拉法特不反对这个计划。他对有这个机会开始
同苏联领导人建立关系感到相当高兴。
结果，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阿拉法特的希望。然而，它要比纳赛尔所预期
的做得多。纳赛尔确切知道苏联人要告诉阿拉法特的是什么。他们开宗明义
地要说，苏联接受在“六天战争”前夕以色列国在其边界内的存在，而当阿
拉法特在这爆炸性的事件的冲击下醒悟过来之前，苏联人还会告诉他，他们
没有一丁点儿支持或鼓励巴勒斯坦人尚武精神的意图。
止如同阿拉法特本人对我确认，这确切是他在莫斯科这样被告知的，但
是，显然不是苏联领导人说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
主席波德戈尔内不同意接见阿拉法特。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没有兴趣同
我对话。他们通过纳赛尔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处理这里局势。我说242 号决
议不能给巴勒斯坦人任何东西，但是，苏联人始终强调他们支持一项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方案。”
苏联的官方立场的态度是通过克林姆林宫的亚非团结委员会成员的谈话
告知阿拉法特的。
三个星期以后，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为继续同亚非团结委员会
会谈而赴莫斯科。据两人讲，讨论“非常艰苦”。阿布·伊亚德说：“苏联
人对我们十分清疑，他们想知道关于我们的组织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我们
同中国关系的详情，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向我们提供武器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布·伊亚德同他的苏联主人要么是大发脾气，要么是几
乎大发脾气。“我气愤，并且非常直截了当。我说：‘我们已经不是一次敲
过你们的大门，而是两次，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我们已经敲过你们的大
门十次——你们没有一次回答。你们怎么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转向中国人寻
求我们的武器呢！’”
像在他们之前的阿拉法特一样，阿布·伊亚德和哈拉德·哈桑带着一清
二楚的印象离开莫斯科，即巴勒斯坦人不会得到苏联对他们事业的支持，除
非他们准备接受以色列在“六天战争”前夕所在边界内的存在。
因此，在1968 年，苏联人采取的立场可以实实在在被称之为亲以色列、
反巴勒斯坦的。我问哈拉德·哈桑，他和他的法塔赫领导层中的同事们当时
有多大的失望，他回答说：“从感情上讲，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失望和非常沮
丧。但是，我们也开始了解国际政治。在我们同苏联人的谈话中，一次我说
了这样的话：‘对我认为你们正在告诉我们的事，请让我作一个概括。你们
在说，要你们特别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和通常为我们阿拉伯人的原因，而被卷
入同美国人的对抗，那是没门的。’苏联人十分坦率。他们回答的意思是：
我是完全理解他们的。
“关于这几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必须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苏联
人对待我们法塔赫总是非常非常直率，也非常非常诚实。他们从不、从不、
从不鼓励我们的武装斗争。他们总是、总是、总是说，以色列应当继续存在，
我们阿拉伯人和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犹太国进行一项政治解决。我们对苏
联领导人以直率方式对待我们，终于表示尊敬。我们对他们十分诚实。一次
他们曾告诉我，他们宁愿同自称不是共产党人的法塔赫的右翼分子打交道，
而不愿同我们的解放运动的‘左派冒险家’打交道。”
阿拉法特对莫斯科的访问实际上是现实旅程中的一个终点。这个旅程开
始于上一年的11 月，其时他为了同纳赛尔的会晤来到开罗。现在是清点存货
的时候了。假使两个超级大国都要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要求在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之间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媾和，同样，埃及、约旦、黎巴嫩，或许还
有叙利亚，也都是这样，那么，事情就清楚了，在和平进程甚嚣尘上时，法
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则被要求在两个痛苦之间作出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与那些准备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一起工作。这个选
择要求解放运动放弃武装斗争思想，采用政治方式继续它的战斗，如果纳赛
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为赢得对巴勒斯坦人的公正对待取得成功，或者至少
取得进展。这个选择，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把巨大的和当时完全不合理的信
任，寄托在他们所需要获得支持的阿拉伯领导人和政权的善意和能力上。它
还要求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和人民接受阿拉伯政治现实的表演。
另外一个选择则是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的谈判
解决，对抗那些赞成并在幕后努力寻求这样一项解决的阿拉伯政权。这要求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使自己成为第一个真正的阿拉伯革命的先锋。这个革命的
首要目标，是要推翻那些正在打算或者已经同以色列在242 号决议基础上媾
和的政权。这个真正的革命的第二个和更长期的目标，是要创建一个新的、
激进的和统一的阿拉伯社会。它要由民主政权所领导，这些民主政权又转过
来要准备集结他们的所有力量——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为了同以色
列和它的那些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支持这个犹太国的大国同盟者进行一
场最后的决战。那些赞同这项选择的人认为，为这项选择获得成功所需要的
一切基本上就是阿拉伯的对抗意志和使之成为可能的阿拉伯的团结；而军事
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则已经存在。
以色列人无疑要争辩说，巴勒斯坦人有一个第三种选择——他们应承认
以色列和它的存在的权利。这个建议的问题是，如果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承
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之前承认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要放弃曾经是
他们自己领土的要求，并且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这是按照国际法的见解。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之前，巴勒斯坦没有而且不
能承认以色列的原因。
在1968 年终临近时，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高级同事们
秘密地倾向于把他们的信任寄托于纳赛尔的思想，并且在采取第一种选择。
对纳赛尔的感情和对他判断的尊敬给阿拉法特很大影响。纳赛尔的判断
是，在这个被外国势力支配和控制下的世界，它们在以色列的存在中具有既
得利益而不顾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那么，阿拉伯人
和巴勒斯坦人又能获得什么呢？阿拉法特自己的结论或多或少与纳赛尔的相
同。当我在同阿拉法特谈论关于他同纳赛尔个人关系的性质时，我问他，他
把这位埃及总统视为父辈是否是真的。阿拉法特以一种对纳赛尔充满感情的
语调回答说：“噢，是的。噢，是的。确是这样。我可以说他对待我们的事
业如同一位教父一般。”
阿拉法特事实上没有改变他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和通过武装斗争所能取得
成果的想法。如同伊亚德神父的证词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阿拉法特从未认
真地相信巴勒斯坦人能够单独地用武装斗争解放他们的国家。尽管他不能公
开地这样说，但他一直把军事道路看成是确立巴勒斯坦人地位的手段，以防
止阿拉伯政权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撒手不管。在一开始时，纳赛尔
曾经反对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思想，并曾力图消灭它。现在，他
准备好支持它。如果纳赛尔支持的代价是采用政治方式继续斗争——如果在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媾和或者媾和的前景发生——那么，情况就是这样
的。纳赛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阿拉法特也是。
阿拉法特对采取第二种选择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深谋远算，是拒绝它的另
一个理由。完全撇开他自己的“不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首要准则，
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现存制度的政权之间的对抗，必然给巴勒斯坦人民带
来更多死亡、更多损害和更多苦难。除非绝对必需，阿拉法特不准备使他的
人民遭受更多损失，特别是能作另一个选择的时候。哈马德·阿布·西塔说
“阿拉法特憎恨流血”，从我了解的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全部情况看，
我确信他告诉我的是确切事实，阿拉法特绝非是一位凭藉幻想的革命的或者
甚至激进的领袖。第二个选择不是他的保守的和中产阶级的准则所允许他采
取的——除非可能作为一项最后手段的政策。
当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确定，同阿拉伯政权对抗以阻止它们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与以色列媾和——假定以色列人想在此基础上媾和——不
会很好地服务于巴勒斯坦事业时，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理智和感情之间一场
意志战的舞台被设置了起来。这将给予它的强大的敌人以打击的机会，他们
希望在中东方程式中永远取消巴勒斯坦这一因素。
第十五章阴谋四伏和在约旦的灾难
在1970 年9 月15 日，约旦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拜会了侯赛因国
王。这些代表人人都是强硬的反巴勒斯坦派。这次会见是应这些将军们的请
求而举行的。他们对国王说，如果他不下命令消灭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
他们将把他软禁在他的住处，并且无需他的准许而自行其是。侯赛因后来对
我证实了这件事。
按照西方报道的说法，在约旦的这场双方内战是为决定谁统治约旦而战
的，是侯赛因还是阿拉法特。事实上，约旦危机的发展表明，侯赛因和阿拉
法特实际上是站在一边的。两人都在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避免由他们自己的
极端分子挑起的一种全面对抗。两人都很清楚，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同时
在积极活动，在尽他们各自力量以确使在解放运动内部的一场危机变成对巴
勒斯坦人民的一场灾难。
如果必须要把它归纳为人的因素，那么导致内战的对抗实质中的真正问
题，在于谁统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是乔治·哈巴
什。但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它也不真正是人的问题。
解放运动中的分歧在于政策。阿拉法特代表领导层中的某些人，他们认
为解放运动必须同阿拉伯前线国家一起干，即使这些国家准备同以色列媾
和。哈巴什则是那些赞成采用革命方式的人的领导人，他们认为革命必须从
约旦开始，通过激发对抗以打倒侯赛因。导致内成的对抗不是发生在整体的
均一的巴勒斯坦运动和约旦政权之间。它发生在这一运动中的一翼——就人
数来说，是巴勒斯坦活动分子的一个小小少数派——同约旦政权之间。事实
是，阿拉法特在他成为巴解组织主席之后不久，失去了在他自己一方对事态
的控制。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对这场既非阿拉法特也非侯赛因想要的内战，
阿拉法特在处理巴解组织内部分歧和危机方面应当受到多大指责呢？阿拉法
特应当使用法塔赫占有巨大优势的军事力量去镇压那些正在挑起同侯赛因政
权对抗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左翼分子吗？就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人
数来说，他们是一个少数派。
当侯赛因回忆紧接在“六天战争”之后在大马士革的阿布·卡马尔饭店
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的情景时，他说，“从第一次谈话来看，显然，阿拉法
特同我对如何在阿拉伯失败后的新形势下指导我们的解放斗争，有着很不同
的看法。”
在1967 年底，哈巴什和其他相信他们能将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应用于斗争
的人们组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人阵是由哈巴什的阿拉伯民
族主义运动和艾哈迈德·贾布利勒的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