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而对于日本的企业而言，共和国人了解得并不多。
综观由古至今的中日关系史，作为亚洲绝对老大的中国历代王朝似乎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完整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天朝”让周边国家有了“附庸国”与“蛮夷”之分，像朝鲜、琉球这样的国家是甘愿并入这个体系，而日本却并不甘心，相反的是它吸收了中华民族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所以，中华民族在看待大和民族是基于自我表面认识和感性推理，比如很多时候华夏之人都会称“东瀛乃海外岛国，蕞尔小邦罢了”，这便是对于日本的表面认识，而感性推理则是“日本自古学习中华，守华夏恩泽日深月久，实乃一中华附庸国而已”
追溯历史所有踪迹，中日的正式交往始于公元前108年，倭人到汉朝的乐浪郡献贡，直到公元240年魏国才派出使团首次“访日”，而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个被拒绝掉的请求在表露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之外，也再一次表现出对于中华而言，朝鲜的地位远远高于东瀛日本。
两大民族的交往频繁时期在隋唐时期到来，在这一时期日本曾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也八次东渡日本，不过这一时期的交往似乎有些让中华民族的当局领导者惊奇，因为日方并未像以往那样请求给予他们册封，很显然“东瀛这个不受中华所重视的附庸国已经有脱离君臣关系的念想”。
白江口战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当时唐军大败日军，而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华所主导的册封体系的桀骜都已经显露无遗，而大唐王朝并未有追究太多，对于这个曾经有所忽视掉的“臣子”，大唐王朝给予了更好的外交有待，其到华使臣的地位并不低于新罗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还将日本称为“君子国”，但日本呢？他们已经将朝鲜称为近藩、唐朝称为远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
华夏历史发展至宋代，两国官方交往进入了低潮期，但民间贸易交往和僧侣从来却有所发展。不过单纯为了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和那些始终坚持传播宗教思想的僧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华夏民族对大和民族不太了解的状况。
而蒙古帝国的兴起覆灭了华夏民族历史中璀璨繁华的两宋文明，在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的同时，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但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皆以对日方各方面情报的缺乏、仆从军战力低下而相继受挫，与国家间来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间经济往来却进入了高潮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地区商品贸易的速度进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中日民间经济贸易合作，业已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早期的跨国合资集团，并且这些集团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心头毒瘤——“倭寇”。
这一状况，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像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准军阀势力割据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开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为了实现心目中的“长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当然他也同华夏历史之前数个朝代的皇帝领袖一样，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开始重建以中华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而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昭告天下的诏书中写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从这诏书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国防守性国策”，在之后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又几经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终都对于日本这个蛮夷之国抱有忽视之意。
万历援朝战争算是中日之间第二次兵戎相见了，但明廷对日本的无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时任明朝兵部的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只得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来解释这场日本挑战大明王朝权威的战争，所以赢得战争胜利后依旧没有继续追究，依旧牢牢践行着“防御性国策”
在清朝，对日本的清楚了解的中国人也并不多。
康熙年间，有人称“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而直到历史的滚滚车轮来到近代，当甲午战争的惨败作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战，也是中华民族首次对日的耻辱性巨大失利，一举将华夏民族的“华夷”体系击溃得毫无踪迹，同时也让两国命运开始斗转星移。
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感知、认识、了解等等，都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但总的来说，了解程度大多集中于几个词汇，“东瀛、蛮夷、倭寇”，其次就是“甲午战争”，而这些词也非常清晰的体现出了对日了解程度的浅薄，而至今已是经济影响力足以撼动全世界的共和国里，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也变成了——“曾经的敌人”，能真正认识到日本还是一个“可开发的广阔市场”的人还并不多。
反观日本，这个师从中华的“东夷”自唐代开始，就非常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华夏资料，在大唐王朝留学的日本学生回国之时都会倾其所有来购买书籍，日本遣唐使也是多方入手、广泛开展，力图将大唐王朝方方面面的细致了解的他们，似乎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来朝贡的，而是来刺探情报的。
即使是后来日本有了闭关锁国之策，他们也精心通过长崎这个对外窗口来了解中华情况，在清朝浙江督抚李卫在呈雍正帝关于日本的奏折中，就称提到——“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还聘用具有法律、军事等专业知识的中国士人”，所以到了近代之后，日本已经成了比中国人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所处九州大地的国家。
所以，自以赌国运一般疯狂赢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越是对中国细节情况掌握得事无巨细，却并未有助于他们更好认知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从璀璨的中华文明变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自身民族得以更好健康发展，反倒是认为自进入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懦弱、贫穷、腐朽、卑贱等的支那人，不应该占据广袤的土地资源，应该取而代之的是大和民族。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进入近代以后就开始盲目自大的日本似乎早已将自身定位从亚洲变成了世界，俨然要学习以前中华各朝一样，建立属于自己的“册封体系”，在侵略朝鲜、琉球，渗入中国东北，在一战之际取代德国而进入山东地区等等，都是其追求梦想的一个个脚印，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并不遂愿，张宇等人所带领的复兴党从美国发家、从中国西部隐忍崛起，迅速将中国给统一之后，在其措手不及之时，在台湾地区给他们痴心妄想这吞下神州大地的他们狠狠的扇了一耳光。
这一耳光打得可不轻，废掉了日本自以为强大得无法无边的三个陆军师团，几乎让日本举国抓狂的同时，也不敢妄自与一个不甚了解的对手扩大战争，恶气还未找机会出的时候，从华尔街爆发出来、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渐渐让全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冬天，矮小的日本人也得在这冬天里，为自己的国家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壁垒”，俨然一副“闭关锁国”样子的他们。
在冬眠的睡梦中被“半岛战争、琉球战争”的相继失利给惊醒，知道国家厄运开始降临的他们这才感觉到情形危急，犹如热锅上蚂蚁的他们这才发现，与他们隔海相望的曾今敌人在这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冬天里也是成绩斐然，就像他们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出类拔萃，反观他们自己呢？此时此刻要犹如抓住救命稻草般来到中国的众多日本企业家们，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这一次访华的日本企业家们，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在另一个时空里是支撑日本博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起罪恶侵华战争的主力，而在这一个时空里，在伴随日本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繁荣已经产生了的四大财阀以及其下属的大量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他们下属的企业以及一些非财阀系列企业的命运似乎都不好过。
对于日本海军而言很是重要的日本三菱财阀，其发家史已经不用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1893年三菱正式改组为三菱股份公司，一个涵海运、金融、煤矿、化学、造船、纺织等众多领域为一体的巨大财阀正式诞生，其包括国有长崎造船厂在内的企业可为日本军队提供飞机、坦克、军舰在内的成系列化大型武器装备，海军舰载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等都能制造，所以本次访华的三菱电机、三菱造船等企业本身就是实力不俗的。
而三井财阀下的三井船舶、三井银行等企业也是派遣了高层领导到华，在德川幕府时期在大阪建立炼铜工业而渐渐发家的住友财阀也是将其住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等所属企业代表同行到华，另外还有不少时下代表着日本各方面工业的鼎力支柱型企业。
与演川制钢所、日亚制钢所等企业一同过来的石川岛重工业、播磨造船厂、吴海军工厂等都是日本重要的船舶相关重工企业，当然也是其战争时期重要兵工厂系列之内，这其中制造国赤诚号、苍龙号等航空母舰的吴海军工厂是很有名气的，这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中日朝鲜半岛战争中的中日东海海战中，提供给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航空母舰、战列舰等军舰受到了共和国海军特混舰队的照顾，其第一和第二舰队的舰艇船只先后成了东海深处的人工岛礁，之后连同其第三舰队在内的很多军舰，也在为运输舰队护航反被共和国海军截击之际成为了岛礁。
所以，吴海军工厂对于共和国的造船工业是很有了解与合作愿望的，他们深知自己提供给日本海军的产品，已经在实战中葬送了无数日本海军将士生命，同时也葬送了自己的名气，要想在未来重新在日本海军心目中树立良好品牌，他们必须在共和国做出些什么；有同样想法的自然还有之前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提供运输舰、扫雷舰的石川岛造船厂和提供驱逐舰、炮舰等的播磨造船厂，他们都深受由共和国造船工业支撑的共和国海军所害。
深受连累的自然还有由1881年成立光明社而改名为立邦漆，靠为日本海军提供舰船涂料的这家厂商，比这企业更造孽的还有日立。
日立的前身是久原矿业日立矿山附属的机械修理厂，1910年小平浪平在久原矿业公司的日立矿业修理工厂生产了第一台5马力电动发动机，从那时起日立制作所便宣告正式成立，至今日立制作所是日本军部对军舰（驱逐舰和近海防卫舰一类的轻型军舰）、中型坦克和自行火炮、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雷达等产品的主要提供商。
两国之间所爆发过的战争不仅仅是海战，还有陆地战斗、夺取制空权战斗等一系列的对决，共和国在战争中对制空权、制电磁权等战场生存权利的争夺，弄死了无数日本官兵与部队的同时，自然也害苦了不少为日本军队提供产品的日本企业。
为半岛战争期间为日本陆军航空兵提供了包括战斗机、运输机、攻击机在内大量军用飞机的富士重工，这个由日本飞机设计专家中岛知久平1917年在日本群马县创立飞行机研究所而演变来的企业，要在航空飞行器方面赶超三菱的梦想已经随着朝鲜半岛战争中，共和国空军“瞬间”夺取了战争制空权而让日本飞机尽数歼灭在了地面上，未能展翅翱翔之际便已经化为钢铁火堆的飞机提供商富士重工，“悲催”一词已经不能形容他们的处境了。
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爱知时计株式会社的爱知时计电机株式会社的，从1920年开始生产飞机，能生产了包括瑞云、九九舰爆在内的大量轰炸机和侦察机的该企业能够制造陆地和水上侦察机、舰爆机等，和川西航空机株式会社一样，后者从1920年川西机械制作所改名而来的他们，同样在侦查飞机、运输艇、教练机等产品领域里，和还能为海军提供鱼雷的渡边铁工株式会社一样，都是日本军队航空产品的重要供货商。
而共和国在战争中，快速拿下战场制电磁权，让日本军方的战场通讯受到严重干扰，这方面的战争失利也是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除了导致日军在战争中无法做到部队灵活调动、随机应变、信息互换等之外，日本本土与战场部队之间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无法做到畅通，最终演变成了两次大规模地区战争的痛苦失利，而由此祸及的企业也是赫赫有名。
松下幸之助于1918年成立的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一开始只是主要生产插座和插头，后松下幸之助将企业经营范围一再扩大，在涉入军方的枪弹制造之外他的收音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发展无线电通讯机械部件与整套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渐渐成为了日本军方通讯产品的主要供货商，日军在战场上被共和国军队干扰得无法正常通讯，以至于导致了无数难以估量的恶果，所以这家企业被共和国军队害得够狠。
由1875年成立的芝浦电气制作所，与1890年成立的东京电气株式会社于1939年合并而成的东京芝浦电气是属于三井财团的一大高技术企业，当然也是日本军工企业中最富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企业，他们为日本军方生产的雷达、军用电子管等半导体设备，生产的军用通信电子管、对空警戒雷达等。
本应该是在半岛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先进设备些，理应避免让日军遭受中日台湾冲突时期那样刚一开战就被共和国空军空袭、轰炸得体无完肤，但这些能够预警的东西却在第一时间里被共和国空军的电子战部队与担负反辐射、反雷达、反通讯指挥等的空袭打击战机，给消灭的干干净净，共和国空军夺取半岛制空权顺理成章的时候，为日本军方提供这些先进设备的该企业自然就悲剧了。
炮火纷飞的战争导致了军队的伤亡和相应企业信誉的扫地之外，一些看似与战争无关紧要的军用产品供货商也同样受到了战争失利的影响。
前身是1916年在东京都品川区成立的东京石川岛造船所自动车部门的五十铃汽车公司，能自行生产轿车的该企业于1929年改名为东京石川岛自动车制作所，后又与达持汽车公司、东京瓦斯电气工业公司、京都国产公司合并为东京汽车工业公司，是半岛战争爆发之前为日本军方提供装甲车、牵引车和军用卡车等军用车辆的重要供货商，战争的失利同样导致了该企业的重大损失。
除此之外，为日本军方提供照相机、望远镜、观瞄镜、测距仪、潜望镜等产品在内的尼康公司，为航空企业提供大量金属锻件、螺旋桨、零部件等的雅马哈，属于不公开状态但实际上是为日本军方提供毒气产品的三井矿山、日本燃料等企业也是深受日本军方战争失利结果所害，毕竟畏缩成防御状态的日本军方对各方面的军用物资需求都大大降低，不管是军舰还是飞机，哪怕是军用望远镜、军用卡车等也都不再有太多需求。
当然，这些在战争中被共和国军队造成了附带伤害的企业大多派来代表来华，这其中还包括一家很特殊的企业，那就是日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