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杨度在上海的旧居（摄于2000年1月）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封。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杨度这八句诗，说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岁以前的经历：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祖父杨礼堂乃曾国藩手下一员部将，后战死疆场。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杨礼堂征战南北，后荫袭其官职，最后官至总兵。总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镇守一方的将军。所以说，杨氏乃军人世家。但尚武的门风到杨瑞生这儿竟画上句号了！因为他的三个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杨懿生（也就是杨度之父）虽说天资颇高喜舞文弄墨，但却身体羸弱，而且，还好杯中物，平时除了饮酒吟诗外，再无养家糊口之力，杨家全靠大家长杨瑞生一人维持。杨将军先为四弟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荐到曾国荃手下去当了一阵子文书。但不争气的杨懿生却因饮酒过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乡，后竟一命归天，撇下年轻的寡妻李仕和杨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个没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写进家谱里的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里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长大的杨度，十八岁那年，离湘去北京游学，并一举考中举人。两年后他在京参加了会试，会考期间，他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落第后，他返回湘潭，师从一代名儒王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载寒窗，他从恩师苦读经史，也时常跟老师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辩论学问。这个恃才傲物的湘乡才子，倒也真的诠释了“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为王运一样的当代大儒，而是要做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的
市井有谁知国士（2）
救亡志士。二十七岁那年早春，他终于不满足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毅然离开恩师和故土，只身赴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当年秋返国，在上海创办《游学译编》，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新党！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后来传回中国，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在“东洋”，专心从事“经济”的杨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孙中山的青睐，孙亲往杨的住处，与他探讨挽救中国之良策，某日因谈话时间太长而不得不留宿杨宅，两人相谈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后，他把湘籍知己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孙、黄合作之后，革命党才迅速壮大。留日期间，他还与另一位湖南老乡章士钊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章氏不仅照顾了他的晚年，而且还在他辞世三十多年之后继续关照他的遗属。此外，他还与革命党干将胡汉民、汪精卫同窗求知。当然，“吾爱吾师（或吾友、吾同乡、吾同学），我尤爱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负的他，时常与这些可以“对上牙”的人辩论救国方略。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雄辩的孙先生纵有“孙大
炮”之绰号，也无法将其说服。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膺服，湖南二百余学子投票选举同乡会会长，杨度得票八十二张，仅比公认的革命党首领黄兴少五张。日后，他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相当于会长），可见人气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湖南老乡熊希龄找到他，请他代五大臣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答卷”上交后，得到了五大臣的赞赏，其精华悉收入“考察报告”中。对杨度来说，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以致连住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也暗暗饶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绪皇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又接受了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名保荐，传谕：
市井有谁知国士（3）
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务处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统年，竟由总理大臣亲兼一把手。所以说，此机构虽为新设，且是以编译和制订新法为主要工作的务虚部门，但级别很高，算是正部级编制呐！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满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而杨度也应运而生，成为近代中华倡言宪政第一人。为筹建宪政党，他曾与熊希龄赶往神户，与梁启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宪政党干事长。所谓立宪，亦可谓政党政治。无多党，何来竞争？无竞争，何谈监督？无监督，何能不腐败？因内部人事纠纷，宪政党没能搭建起来，他又一鼓作气创建了“宪政讲习所”，后改称“宪政公会”，他任常务委员长，明确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杨度回到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湘省士民入京开展国会请愿运动，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今天，距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近百年之后，我认真读着杨氏的激扬的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标点与段落由笔者所加）：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三十三岁的“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了一
通，并具体地教导了一顿，清王朝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这厮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袁世凯，曾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王公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此“会”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