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还有部分官印契约，有的粘连契尾。
明清时期的契约数量巨大，其内容所反映的问题也很多。除一般财产关系，家庭关系外，明代官印契约、契尾上讲到用契税支援辽垧，练垧，剿垧问题，清代北京地区的契约上反映出清朝后期满洲贵族卖地卖房给汉族商人的事，清代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契约上反映出很多蒙古人出卖或出租房地产给汉族商人的事。江南不少地区的卖地契约中有杜卖、有活卖、有卖田骨、有卖田皮，有找价绝卖等，反映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复杂的土地关系。一些口岸地区的契约，反映出外国教会、外国商人恃强占田占房屋的情况。还有一些契约反映出在农村中买卖人口的情况很严重。
宋元时期，今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西夏人，畏兀儿人和吐蕃人留下了一些契约。有用汉文写的，亦有用民族文字写的。有用中原王朝的年号纪年的：有用民族政权的年号纪年的，如西夏人用 “天庆”年号：吐蕃人则用生属纪年，有买卖田园，房屋、牲畜契约，也有典当契约。我国前辈学者如黄文弼。冯家异诸先生，生前做了不少这一方面的工作。
李强说完继续笑着说道：“在青铜器中，只有西周的青铜器上有契约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没有这种资料。
西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不许买卖。《诗，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王制》曰：“田里不鬻。”这些记载都证明了上述情况是事实，土地既为国家所有，不许买卖，就是尚未变为商品，因之也就没有土地买卖契约。其他动产多已成为商品，重要商品在买卖时，已使用契约，而且有专任官吏“质人”负责管理、监督此事，当时的买卖契约叫做“质剂”。《周礼，地官，质人》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邦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种买卖契约亦叫做“小约剂”。因广泛用于民间，所以称办万民约。”
西周中后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鬻”的原则虽未变化，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贵族之间已发生了土地的抵押、典当，赠送，赔偿等关系，并出现了相应的契约，与上述民用质剂相应，叫做“大约剂”。因只行用于贵族封君之间，所涉及的是封国、采邑疆土之事，所以称办邦国约”。这种契约也是先写在竹简木牍上，再折券为二，双方各执其一。然后再铸于鼎彝上， 《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唐人贾公彦曰：“使人畏敬，不敢违之。”闻载有这种资料的铭文不是照录契约原文，主要是记载此事的经过。中间或详或略地述及立约之事，如周恭王三年（前916年）的卫歪，五年的五祀卫鼎，九年的九年卫鼎同，恭王时的格伯”孝王二年（前883年）的口鼎，厉王二十五年（前833年）的，从篮，厉王时的矢人盘等【6】。都是如此，对契约内容记述较详的，有立契时间、缔约双方名字、标的、契价和交割、见证人等内容，与“万民约”基树目同。在日后土地国有制破坏，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土地买卖关系发展的情况下，此“邦国约”之名不复存在，使用于土地转让关系之中的契约也是“万民约”。青铜器上的契约资料的发现，为研究先秦契约和土地制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李强的话，满足的点点头笑着说道：“李叔叔，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寂寞了，因为有这么多我学不完，发现不完的东西，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来发现这些，还是太爷爷说得对，既可以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还可以让自己多学到一点东西，如果以后学得有李叔叔那样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别人一问我也就知道了。”
钟文秀点点头笑道：“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啊！你的李叔叔的确学得很好，只是你不知道的是，你的李叔叔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都是很厉害的，以后你要记得，你想要学会有样东西，会的东西就必须要多，因为其他的知识也很重要，他们都是联系到一起的，不能够只选择一样，而不去学其他的东西。”
第005卷
第474章 … 年少坚定的信念
扎西多吉的孙子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子，正是因为他的懂事，才会惹得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不要看同样是小孩子，如果只是一般的小孩子，我想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小孩子说这些事情的吧！况且还如此的惹人喜欢，对于钟文秀的话，扎西多吉的孙子全部都记在了心里面，对着钟文秀笑了笑，亲切的说道：“谢谢姐姐，我会记住的。”
李强看了看时间，现在也不早了，直接对着钟文秀和扎西多吉说道：“扎西多吉老爷子，我们现在也该走了，外面的车还在等着我们”，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再和扎西多吉客套了几句便离开了这里，望着钟文秀和李强的背影，年幼的扎西多吉孙子，也显得十分的不舍，不过还是站在了原地，看着这两个人的离开。
扎西多吉见自己的孙子心里面不高兴，眼神之周还流露出少许的忧愁和伤心，这才笑着说道：“其实没有什么的，因为李主席和他的夫人都是一个大忙人，他们和我们可不一样啊，他们每天面对着很多的事情，你自己也很清楚吧！李主席懂的东西有多么的多，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就有多少，现在你就乖乖在家里，大不了爷爷去给你请一个老师回来。”
“请回来教我这些考古的东西吗？”扎西多吉的孙子激动的问道。
扎西多吉点点头，笑了笑说道：“其实现在想起来，李主席说得还真是对啊！如果现在就将你送到那样专业的地方去学习，还会造成你的其他成绩不好，这样反而就是一种拔苗助长，我扎西多吉的孙子可不能够这样，如果你以后站出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不是丢人吗？况且你还不知道吧！考古本来就是一门文学”。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皱起了他那幼稚的眉头，不解的说道：“爷爷，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和考古的事情是一点边都巴不上，怎么考古会是一门文学呢？如果考古真的就是一门文学的话，我想现在我们学习的课程里面就应该有了吧！我觉得考古本身只是一颗，不能够算是什么文学。”
扎西多吉听完自己孙子的话，摇了摇头叹道：“你这个傻小子，难道你刚才没有听那个姐姐告诉你吗？这些东西都是以后考古需要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打好这些基础，以后怎么学考古，你知道不知道，考古最重要的就是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没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只能够从文献上面得到答案，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就要从这些难懂的文字上面得到答案。”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眼睛顿时就亮起来，笑着对扎西多吉说道：“爷爷，你以前一直都是管理这些文献资料的，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吧！文献当中有难题记载着契约的事情啊！”看来这小子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只要遇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就一直会问到底，这也许就是天才和普通人的不一样吧！
天才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身边的一切事情，将这些事情看到它的最重点之处，但是一个普通人只能够看到事情的表面，永远也不会看到最深邃的地方，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多少的天分，而是他付出的努力有多少，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事情的领悟能力，这些也与后天多少有些关系。
扎西多吉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们的文献就是一部大型的历史资料，历史资料上面记载的只是一些大的，或者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文献却是连最细微的东西都记载进了里面去，你说的这些契约，在我们的文献之中也会记录到一些的，只是李主席还有一种契约没有告诉你，那就是摩崖碑记中的契约。
摩崖碑记中的契约资料以汉代的为最早，也以这时的为最珍贵，因为此时的契约原件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多，能有摩崖碑记为之补充，确是难得之事。
摩崖以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的《扬◆买山刻石》为最早，稍晚的是东汉建初元年（76年）《大吉买山地记》＇7＇。这是两则记事刻石，也像是简化了的契约录文。
碑记中最宝贵的是，1973年发现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瑶大队南村的汉碑《东汉建初二年（77年）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8＇，这是里民为轮流担任里父老时得使用集体所购田地而立的合同。参与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宝贵的是《唐大中五年（851）剌内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阴，文字基本完好＇9＇。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田地不许买卖。《唐律琉议》卷12《户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
《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发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轨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
金代《金大安元年（1209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八寸八分”，两截书写，上截是牒文，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怀州马愈卖地契》【10】，两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挥。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我国的古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内容极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约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文献资料。
开始李主席所说的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发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说过：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近干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
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旧让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刘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
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刘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发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发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一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回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发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