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 第8部分

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通报了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提出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战斗任务。《训令》指出：
虽然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还只是部分的胜利，还没有能够最后地完全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在这一地区延迟了敌人的前进，但是敌人以极大的优势兵力侵入到了我们基本的苏区。现在敌人占领了石城，东西两路的敌人正向着汀州兴国前进。这一形势下在为着保卫苏区与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继续作战的战斗方式上，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的，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行动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第一纵队各梯队分别于10日17时、18时出发。并要求“保守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秘密的文字。”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在江西瑞金开始长征这天傍晚。如血残阳，正落西山。
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和中央机关，编成野战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正按军委命令，有的已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有的仍在战场上浴血苦战，顶着敌人的进攻，等待着撤退转移的命令。
由中央各机关编成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当晚开始撤离瑞金。梅坑、田心、岩背、九堡等处通往于都的大路口，集结着一队队等待出发的队伍。路旁挤满了送行的人们。站在出发队伍中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不时摸摸背包里的那颗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玺，觉得是那样的沉重。
就要告别红色首都了，出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都转头朝叶坪、沙洲坝方向凝望，都想再看一眼高耸的红军烈士塔，再望一望巍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再喝一口红井水，再给这片土地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不久，传来了出发的口令。队伍在缓缓地移动。
再见了，红都！
走好啊，亲人！
于都河边，无数的火把将呜咽的秋水映得血红。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挥手向河边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们告别，随着蠕动的队伍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
战马嘶鸣，军号雄壮。
红军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举世无双。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10万大军由顾祝同等人率领，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敌人叫嚣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绝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政治保卫团也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具有重要而又深远意义的警卫任务。政治保卫团高度警惕地保卫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他们面对着敌人围追堵截，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警卫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红星纵队的安全。

血战湘江（1）

红军要走上一条生存与发展之路，就必须突破敌人布下的层层封锁线。
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与安远县之间，这一线由国民党广东军阀的一个旅扼守，重要路口和山上修了很多碉堡。敌人发觉红军的行动，想依碉堡进行顽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这些碉堡被打得粉碎。此计不成，敌人又想从后面追击，前面堵截，但一时又布置不起来，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迅速从信丰、安远之间，冲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随后，红军主力沿江西、广东边境向汝城、城口方向前进。这时，蒋介石反动派明白了红军不是战役行动，而是战略转移，又急忙在广东境内的城口与湖南境内的汝城之间的山间，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这一线的守军，敌地方民团部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红军，有的也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红军很快就拿下了城口，占领了汝城，几乎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中央红星纵队就安全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随即，红军主力在湖南境内向西挺进，由于原来“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来，只有少数敌人尾随红军，湖南的反动军队企图堵截红军，怕被红军消灭，又不敢逼近，于是红军逼近了敌人设在沿粤汉铁路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湖南军阀何键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攻，连克宜章、良田等城镇。中央红星纵队于1934年11月15日，在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九峰山以北的地区，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进而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西窜”，于是急急忙忙地调兵布防，企图“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围歼红军。
不久后，红军主力进到湖南、广东边境，由于国民党追兵不断，红军面临的情况十分紧张和严重，加之横在红军眼前的是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由于所带的东西太多，中央决定，把一些很笨重的机器埋在山里，这样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行军速度大大增加。这时，红军先头部队抢占了道县，在道县以南九井渡架起浮架，中央红星纵队顺利地通过了潇水。但是渡过潇水，面前又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湘江。此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红军，空中还有敌机不断地扫射轰炸。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早在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6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红军。
红军写在湖南道县孔庙外墙上的标语11月26日，何键、薛岳在衡阳召集中央军和湘军各军军长、参谋长开军事会议，会商“追剿”计划。薛岳根据作战战报及搜集来的情报在会上推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之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技可能性大。”由此，他认为“追剿”军应“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会上还部署了兵分五路“追剿”红军的任务：
（一）以湘军刘建绪之二十八军率四个师开到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广西灌阳的桂军夏威之十五军取得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周浑元率中央军三十六军所属三个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三）以湘军第二十七军两个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四）以湘军第十六军一个师取道蓝山、临武，与粤军取得联系，防止红军南下。
（五）薛岳亲自率中央军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同时，何键还派代表到广西与桂军“剿共”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人协商湘江堵截计划。
这个计划企图凭湘江之险，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利用桂北湘南沿岸大大小小六百多座碉堡，在全州、兴安、灌阳长约130公里、宽约50公里的三角地带张开口袋，对红军前堵后追，左阻右拦，进行“铁壁合围”，以一举歼灭。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十分赞赏，他在给何键的亲笔信中一再叮嘱：“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为了鼓动士气，何键甚至在报上宣布悬赏：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加增赏五万元。
红一方面军在过湘江之前就已经大量减员了，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下降至六万四千人，战斗力有不少削弱，而且前面又有30万国民党军摆开口袋阵，从四面八方压迫过来。如果红军继续西进渡江，代价必然是惨重的。而且，一些不安和不满情绪也开始在部队中流露了。部队谁也不知道往哪儿去，总是一直往前走。这样，使许多战士产生了不少思想问题，新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掉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红军一天比一天少了。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提议：湘南地区有过暴动的历史，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而且不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点，兵力不多，构筑的堡垒很少，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还没有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根据对敌征战多年的经验，也向中央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进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其他兵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如果中央红军按照他们的建议改变原定计划，实行新的战略，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这两条建议都被“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与敌人面对面地硬拼，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在第四道防线上，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此前，蒋桂几度勾结，又几次分裂，桂系集团高层内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积极参加了地方实力派掀起的几次反蒋战争。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直接与桂系有关。虽然蒋介石看到了这一点，并做了不少工作，桂系只不过是表面上大张旗鼓修碉堡筑工事，积极响应何键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其实，桂系也有保存自己实力的打算。他们经过几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但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保全桂军的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具体做法是放开一条道路让红军从北部经过进湖南、贵州，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敷衍蒋介石。
然而，受博古、李德控制的中央军委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用意毫不知晓。25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才发布关于进行湘江战备，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迅速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一个师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分兵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转入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之地——广西界首11月27日，作为前锋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三军团的第四师在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右翼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十民团也逃之夭夭，所以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左翼红四师则占领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桂军，其第五师也占领了新圩、马渡桥，准备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至当日晚，红一军团在右翼、三军团在左翼，已经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涉。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边打边走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无疑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已于27日到达了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中央纵队行军速度太慢，带着很多辎重。当时红军雇了许多挑夫，绑了3000多副挑子，连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印刷机也舍不得丢。这些笨重的辎重和坛坛罐罐，导致行动十分迟缓，整整四天，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以致我军再次丧失良机，使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
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大为震怒，在电报中斥责桂军“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再次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
漫画《红军过湘江》桂军撤防，湘军未及，红军前卫部队乘隙占领了湘江渡口，使全军形成了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同样是1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但是事实上中央红星纵队和后续部队驮负辎重，行动缓慢，从28日晨至29日晚，左右两翼前卫部队和后卫掩护部队与敌军激战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30日晨，军委纵队才从界首渡河，此时，敌军已经形成南北夹击态势，情势十分危急。
早在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四个师占领道县。27日，湘江刘建绪部队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全州。白崇禧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一面指挥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回师灌阳，分兵由公路对进，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与红三军团展开激战。湘江两岸的红军将士，为掩护全军过江，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残酷的决战，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战斗主要在四个战场展开。首先打响的是灌阳新圩阻击战，其次是光华铺阻击战，再次是觉山铺阻击战，最后是水车地区阻击战。
11月30日晚，在兵力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军疯狂进攻下，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三军团的几个师伤亡愈来愈重，不得不且战且退，交替掩护向后收拢阵地。坚守在觉山铺的红一、红二师被迫退到第二道阻击阵地。敌人的炮弹都可以打到距觉山铺不到二里的屏山渡口，敌人的飞机也频繁地在渡口狂轰滥炸。
当天深夜，政治保卫团为了掩护中央红星纵队渡江，采取了夺路突围的战术，顺利过江。
而此时，湘江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