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敌人的兵力也比第一次多了一倍，由十万人增加到了二十万人，西起江西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构成弧形阵线，向红军中央苏区逼进。同时，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对红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层层设卡，断绝一切物资运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妄想围困红军。
由于第一次反“围剿”中，歼灭了敌张辉瓒师后，缴获了他们的电台，发报机被破坏，只剩下了收报机。有一天，特务大队无线电台队队长王诤听到敌人在发报，于是问特务大队冯文彬政委：“收不收敌人的电报？”冯文彬毫不犹豫地说：“要收。”王诤把敌人的电报抄收下来后，经过破译，原来是敌总司令何应钦向红军进行“围剿”的整个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冯文彬政委立即把破译的电报送给毛总书记。毛总书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给予了表扬，并说：“继续收听敌人的发报。”毛总书记、朱总司令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进攻方向，决心把红军主力集结在东固一带，先消灭国民党的第五路军。
3月20日，总前委下达了由毛总书记兼政治委员和朱总司令签发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要求每个红军干部战士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一天，古柏秘书长来到特务大队的住地，对吴烈和海景洲说：“总前委准备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做好警卫工作，绝对保证会场和参加会议人员的安全。”
会议是从4月17日开始的，19日结束。
这次会议是由王明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主持召开的，红军军以上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以中央代表的资格，一进入苏区，就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不问当前敌我斗争的具体情况，硬说敌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处处筑堡，无法打破，只有退出中央苏区，到其他地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才有出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块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艰苦、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弱对强、以少胜多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克服了种种困难，才创立起来的。尽管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详细讲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过，全面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敌人的弱点和红军的有利条件，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这些根本就听不进去，坚持要退出中央苏区到白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严厉批驳了他们的错误意见和这种逃跑主义的做法，并指出：第二次“围剿”，敌人的兵力虽然多，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敌军内部矛盾重重，加之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他们士气低落，军心恐慌。敌人除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以外，其余的部队战斗力都比较弱。而第五路军刚从北方调过来，不习惯南方山地作战。而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打了胜仗，全军上下士气旺盛，准备充分，以逸待劳。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加积极，更有经验，地形和民情都比较好，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加具备。第一仗先打第五路军，然后由西向东横扫。这样，战役结束后，就可以在闽赣边境扩大根据地，为打破下次“围剿”进行准备工作。如果由东向西打，打到赣江东岸，战役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打完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
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主张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了红军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同意后，便于1931年4月19日下令红军主力向龙冈、东固地区集结。
由于这个会议高度保密，就连特务大队的干部都只知道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但不知道会议的具体内容。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了集结地域，等待时机。
为了便于抓住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等其他领导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又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再向西走四十里，把部队摆在根据地前沿东固一带，占领有利地形，待国民党军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然后把他们歼灭。
红军主力到达东固后，总前委和总司令部驻在东固东边大约离东固五六里路的山坳上。特务大队住在首长和指挥机关附近，一个队住在房子里，大部分住在竹林山坡上搭起的草棚子里，担任警戒。边上政治课，讲目前的困难只不过是暂时的，消灭了敌人以后，形势就会好起来，鼓舞大家的士气；边利用地形地貌练战术，练射击，练爬山。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如同一个盆底，西北方向是九层岭、观音崖，山高路陡，十分险峻。当地老百姓都说：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要上九层岭，须走十八弯。
无疑，它是中央苏区的屏障。
越过这几座高山向北就是富田。特务大队在四周的山上挖了工事，准备敌人一进来就把他们歼灭在这个山坳里，关门打狗。由于总前委在东固先后召开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做了具体部署，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做得比较好，地方党和群众武装全部动员起来了，协助红军严密封锁消息，盘查过往行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每一条路口都有暗哨，每一座山上都有人巡逻。特务大队与红军主力一起，隐蔽在深山丛林里，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战斗的准备。
在这里，红军遇到了一大困难：物资供应困难。当时，红军主力约三万多人，且又正是农忙季节，可是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担任巡逻、放哨、侦察、运输等工作去了，剩下的全是些老年人、妇女和小孩子。
红军虽然忙于战备，但帮助群众劳动生产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部分部队便分散到各村帮老乡挑水打柴、耕地等。
第一次反“围剿”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人民群众亲眼见过红军歼灭敌人的情形。他们见这么多红军住在一起，粮食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又有敌人的封锁，粮草供应十分困难，就把自己的粮食主动拿出来接济红军，并主动地去中心区帮助部队运粮、运菜。即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糙米，掺上黑豆煮成饭，吃起来乏味，也发苦。特别是到后来，菜也没有了，红军只好到山上挖野菜，找野竹笋尖吃，下水到田里、河沟里摸螺蛳、捉泥鳅。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等首长为了节省费用，总是点着很小的油灯开会，研究敌情，看地图，写指示，发命令。
红军和群众完全像一家人，他们同甘共苦。
一天，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总部的首长看到驻地群众要出发运粮，为了使老乡吃饱饭好运粮，把煮好的饭菜让给老乡吃了，自己情愿饿肚子。见此情景，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特别感动，也很受教育。大队长吴烈马上找来一些战士，下到水田、河沟里摸来一些螺蛳，挖来一些野菜，从特务大队拿来一些糙米，交给总部的伙夫，给首长做了一些饭吃。
毛总书记知道后，便把吴烈叫过去，对他说：“你们特务大队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任务又很重，米还是留着自己吃，不要让战士们饿肚子。”吴烈说：“首长日夜操劳，还要指挥千军万马打仗，首长可不能饿着肚子。”
尽管这样，红军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粉碎敌人“围剿”的决心更大了，消灭敌人的士气更高了。
红军主力集结东固以东地区后，国民党军王金钰所属的五个师，除罗霖七十七师仍在吉安外，公秉藩的二十八师、郭华宗的四十三师、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已经进至富田、白沙、水南、藤田一带。
为了消灭王金钰部于运动战中，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总司令部在东固整整等了二十多天。到了5月15日，特务大队的电台突然截收到敌人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的电台与该部驻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的一份电报。得知敌公秉藩部企图于5月16日早晨由富田出发，经中洞向东固推进，特务大队的冯文彬把这个重要情况立即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总部首长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说电台队的同志立了一大功，并进行了表扬。
首长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公秉藩师刚从北方赶到，对东固一带地形不熟，加上水土不服，又不习惯山地作战，没有同红军打仗的经验，决定先吃掉该部，以便打胜这一仗而震撼全线，然后向东横扫。随后，总部迅速部署好一个大口袋，命令红三军团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敌人。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向中洞方向前进，迎击公秉藩师。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九层岭和观音崖。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着一座大山，只有两条路，一条经过九层岭，一条经观音崖，两条路地势极为险要。当时，总司令部指挥所预定设在白云山上。
一切部署后，红军各部队按总部计划先后出发了。激战即将开始。
5月16日清晨，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总部首长和领导机关，从原驻地东固坳上出发，沿通往中洞的大路向指挥所位置前进。特务大队走在总前委和总部的前面。毛总书记斜背着一把油纸伞，朱总司令背着一顶斗笠，腰下垂挂着一个望远镜，走在特务大队的后面。正当部队走在通往富田的路上时，一个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前边跑回来，向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报告说：“在我们正前方不远的小桥以西的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连迎面向我们走过来。”朱总司令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只见一股敌人已经爬过了一座小山，向总前委和总部奔来。朱总司令马上命令特务大队在小桥以东展开。特务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占领了一座小山，准备阻击敌人。
敌人已经离特务大队越来越近了，他们先发现了特务大队在前边正准备架线的几个电话兵。敌二十八师的尖兵部队和红军电话兵打了起来。敌人拼命地追赶红军电话兵，还不住地叫喊着：“冲呀！杀呀！”敌人乱哄哄地向小桥以东冲了过来。敌人离总前委和总部及特务大队只有几百米远了。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都在为首长们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心里非常着急。
特务大队大队长吴烈走到毛总书记面前，对毛总书记说：“首长，你们赶快先转移吧！”毛总书记十分镇静地说：“不要紧，只要你们不让敌人冲过桥来，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赶上来的。”朱总司令也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说：“这些敌人，打我们不赢的。”
敌人离总前委只有100多米远了，但红军仍然沉住气，一枪没放。特务大队大队长吴烈还是不放心，小声地对朱总司令说：“首长，你们还是先转移吧，现在还来得及。”朱总司令摆了摆手，说：“没事的。”
一百米，九十米，八十米，七十米……当敌人离红军只有约三十米的时候，朱总司令大喊一声：“打！”特务大队的步枪、冲锋枪，朝着敌群一阵猛烈的射击，投了一阵手榴弹，只见敌人像割倒的茅草一样倒下一大片，阻击了敌人的前进。
敌人的先头部队虽然遭到了特务大队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但他们没有就此认输，不久后又一窝蜂似的冲了过来，但又被特务大队顽强地击溃了。敌人恼羞成怒，再次投入后续部队向总前委发起攻击。特务大队在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以一个勇猛的反冲锋将敌人打垮。
为了赢得时间，又不至于使部队有过大的伤亡，特务大队边战边退，退到了后面的山上。敌人的机枪和迫击炮集中向特务大队所在的山上射击，枪弹的呼啸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一股股硝烟在山头与山腰间不时腾空而起。在这紧急时刻，特务大队把背包都扔了，只带枪和手榴弹坚守在山石后面。敌人刚冲到特务大队阵地前沿，特务大队向敌人一阵猛烈的射击，狠狠地把数倍于特务大队的敌人压了下去。
特务大队和敌人激战了20多分钟，子弹和手榴弹都不多了，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就在特务大队和敌人激烈战斗的时候，红三军从正面和左翼赶了上来，立即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右翼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一部分从侧面攻击敌人，一部分插入敌人纵深。红三军团绕敌后方包围过来，像一把巨大的钳子，死死地把敌人夹住，压在山谷里。敌人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夹在狭窄的山谷中，敌兵力无法展开。敌人虽然有优良的武器装备，但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经红军各路部队一压，立刻阵容大乱，东碰西撞，争相逃命，小树都被压倒了，树枝上挂着扯烂的布片，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遍地都是。
这一仗，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取得胜利。敌二十八师被红军全部歼灭。敌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俘虏了。可惜当时红军不认识他，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发给他三块银元放走了，便宜了他。
消灭敌二十八师后，红军主力于5月17日在富田地区胜利会师。在随后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8日，进攻水南，击败了敌四十七师；19日，围攻白沙，消灭了敌四十三师大部；23日，攻击中革，歼灭了高树勋二十七师一个旅；26日，红军围攻广昌，27日攻克，敌朱绍良所部第八师和二十四师逃往南丰，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被击毙；31日，红军围歼刘和鼎五十六师于福建建宁。
特务大队护卫着总前委和总部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诱敌深入、避实打弱（1）
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1931年6月，特务大队在兴国连塘附近进行了整顿。在这里，苏区中央局也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进行了改组。同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由王稼祥兼任。
在这里，特务大队改称政治保卫大队，吴烈仍任大队长，海景洲任政委。政治保卫大队直接接受政治保卫处处长王稼祥领导。并且明确了政治保卫大队的任务：保卫苏区中央局、总前委、总司令部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同时还担任无线电台队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的总前委、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有：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周以栗、古柏等领导同志。随后，政治保卫大队又准备保卫着苏区中央局、总前委、总司令部等首长和领导机关打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示意图1931年7月1日，蒋介石纠集了30万兵力，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他们甚至还从德、日、英国请来了军事顾问，想取得“围剿”的胜利。
而当时，红军的兵力不过3万余人，并且其装备根本无法与国民党军精良的装备相比。悬殊的对比，加之大敌当前，情况异常紧张。但是，经过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军指战员，都有坚定的信心，无论形势多么艰难，有多谋善断的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的领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也势在必得。
这些日子，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司令部里，围坐在一张军用地图前，没日没夜地研究敌情，不断地听取侦察人员汇报敌人的动向，部署着打破敌“围剿”的通盘计划。
不久后，根据毛总政委的作战原则，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弱点，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以“磨盘战术”，消灭敌人。首先绕到敌人后方，捣敌后路，由兴国县经万安境内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打过去，甩敌人主力于赣南，置敌于无用武之地。等敌人转回来，必然十分疲劳，再选薄弱的敌人，将其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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