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打仗，许多战士都来劲了，摩拳擦掌。为了准备战斗，中央警备团制订了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3月15日的“冬季训练计划”，总的要求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以便于以射击为中心掌握四大技术，以警卫业务为中心熟练防御战术，提高指战员在战斗中的警惕性和顽强性，并组织政治、文化教育，开展体育运动，增强部队体质，使全体指战员能够胜利完成战时的新的战斗任务。”在团的统一计划之下，不论干部、战士、炊事员都热情地参加了军事学习，除了射击、投弹、刺杀教练外，进行了驻地警卫——内外卫兵一般守则、会场警戒、巡逻与搜索警戒、行军中各种警戒的教育，进行了地形认识与利用、步哨员动作、侦察员动作、夜间侦察员动作、骑哨员动作、骑兵侦察员、骑兵战斗队形等战术教育和对空射击、防空防毒教育。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不断进行思想动员，开展了革命竞赛，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教学中贯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能够紧密地联系实际，因而为备战所进行的军事训练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军事训练的同时，中央警备团还进行了时局形势、蒋介石与美国之压迫中国人民、特务罪行、当时的战况与敌我力量之变化、敌我战略战术的比较、解放区的美好和保卫边区的教育，进行了毛泽东主席的“元旦献词”的学习和讨论，进行了革命烈士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典型事例的教育，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阶级观念的教育，组织部分干部参加了当时的土地改革的工作，组织部队参加了农民的诉苦大会。
通过课内课外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央警备团官兵们认识了在日本投降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加深，那些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利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认识了敌人必然逐级削弱和最后灭亡，我军必然渐渐壮大和最后胜利，激起了对于敌人的高度仇恨，增强了胜利信心，为在战争环境中以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充满胜利信心的精神完成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保卫英雄陈少先（1）
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决定进攻延安，并扬言“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28日，蒋介石亲自飞临西安研究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并命令胡宗南在3月10日发起进攻。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蒋介石、胡宗南组织兵力23万人，第二次布置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1日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延安。看到这种现状，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们非常愤怒，都纷纷握紧了拳头，为保卫首长的安全，准备大干一场。就在3月11日敌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中央警备团就在朱总司令的指示下，将部分部队先后保卫中央各机关进行转移。
中央警备团战士护卫着任弼时在转战途中
延安自1937年1月红军进驻以后，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是坚守延安还是撤离延安，成为当时人们关心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鉴于当时陕甘宁边区非常严峻的形势，各大解放区战场领导人纷纷来电，出于对党中央和领袖的关心，请求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晋绥、晋察冀或晋冀鲁豫边区的后方去。中共中央从战略上考虑，决定保卫延安。3月8日，延安召开了1万多人参加的保卫延安的军民动员大会，口号是：“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主动撤离延安？这是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形势，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战略决策。
一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当时敌人有20余万人，我军只有2万余人，在数量上敌10倍于我，装备上我也处于劣势，如果与敌人硬拼，必定吃亏。
二是记取历史教训。在我党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有过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教训极其深刻。
三是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陕北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而且人民群众觉悟高，组织严密，安全有保障。我军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诱敌深入，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寻找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时机。同时也能拖住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预备队，使其不能投入其他战场；能为人民解放军其他战场创造歼敌条件。
对于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主动撤离延安，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毛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了一支烟，转过来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
11日晚上，由政委张廷桢带领骑兵连半个连和一个连两个排与第二连的第一排，保卫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转移到瓦窑堡以东的王家湾。抵达瓦窑堡以后，中央警备团奉朱总司令员的命令，立即派侦察员到清涧、石家湾、张家坪等地进行侦察，开展侦察工作，以掌握敌情，防止敌人偷袭。
团长刘辉山亲自挂帅，带领警卫战士们有组织地展开了对空射击，将机枪连的重机枪和各连队的轻机枪分布于杨家岭、清凉山等山头上，将人员分成许多小组，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在这场战斗中，机枪连重创敌轰炸机两架，使它落于边区南部的马栏附近。四天后，团长刘辉山收到了毛主席写来的表扬信，并随信送来一头猪。
同时，在中央各机关进行燃烧文件、埋藏各种物资的时候，中央警备团奉中央社会部的指示，组织部分人员协助社会部检查中央各机关烧毁文件、埋藏物资的情况，保证不留片纸只字，以免泄露机密。
15日，敌人向党中央所在地安塞王家湾发动进攻。当敌人逼近时，陈少先奉命率全排到杨阁老湾阻击敌人，以迟滞敌人行动，争取时间，掩护党中央机关转移。
陈少先也是中央警备团一位传奇式英雄人物。他1917年出生，贵州省黔西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9岁起就放牛，15岁给地主扛长活，17岁投奔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参军后，砍柴烧炭，开荒种地，作战训练，警卫执勤，他样样干得都很出色，先后荣获“生产模范”、“甲等劳动模范”、“保卫英雄”等7项荣誉称号。1944年，他出席了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
陈少先排的28人中，只有18人能参加战斗，共18支步枪，分散在1000多米的山坡上，冒雨监视着敌人。这两天来，大家没有睡过觉，只吃过一顿饭，加上天又下着雨，已经是十分疲劳。在此情况下，大家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决心，顾不了肚子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保卫英雄陈少先画像（1）
17日下午，敌人向我阵地发起进攻了，在与上级失去联系，处境又十分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们同仇敌忾，以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战斗持续了20分钟，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敌人再次组织进攻，陈少先急中生智，趁雨雾的不良气候条件，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不断大声发出冲锋口号：“包围敌人”、“左翼部队冲上去”、“抓活的”等。敌人搞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十分恐惧，不敢再向前进攻。就这样，陈少先带领全排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战斗了三个多小时，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粉碎了敌人妄图摧毁我统帅机关的阴谋。也正是这天傍晚，毛泽东和朱老总正坐在延安的南面，王家坪的一眼窑洞里。窑内一张桌子，几把半旧椅子，还有两张延安造沙发。墙上挂一张陕甘宁边区地图，图上画了不少符号。椅子上还坐了几位前线的指挥员。
18日上午，刘辉山在全团军人大会上高兴地宣读了毛泽东主席的信，全团指战员士气迅速高涨起来。刚开完军人大会不久，蒋介石、胡宗南就以第一线9个整编师、13个整编旅在飞机的轰炸扫射配合下，向延安再次发起进犯。这时中央警备团的部队已经保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人撤离了延安。剩下的部队由团长刘辉山带领，检查了首长和机关驻地烧毁文件的情况，至晚上的12时最后撤离延安。
陈少先英雄排部分同志的合影
在行进中，中央警备团以骑兵于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乘坐的汽车的前面进行踩路，侦察前面和两侧的情况，以少数部队乘汽车跟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首长，其余部队步行在后面。保卫毛泽东主席等首长和最后撤离的中央机关的干部沉着有秩序地向目的地前进。
19日，敌军占据了延安。但此时的延安已经是空城一座了。而中央警备团保卫毛主席等首长已经安全到达永坪刘家渠一带。由于敌机轰炸和为了不暴露目标，首长和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这天晚上，继续前行。
20日，中央警备团警卫党中央到达瓦窑堡村附近的王家湾。
21日，中央警备团三部分会合。当天，朱总司令在王家沟召集中央警备团连以上干部开会。朱总司令首先询问了中央警备团人员、马匹、武器及思想情况，随后他说：“同志们，你们必须很好地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任务，不得发生任何问题，必须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这是一个光荣的重大的任务，特别是你们这些干部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困难的，你们人员、武器不充足，以后可以补充，但不论什么困难，一定要克服。干部要多想办法，以身作则地去克服困难。你们要以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勇敢顽强的无限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精神，有信心地胜利地完成党交给你们的重大任务。”
最后，朱总司令再三嘱咐中央警备团的干部们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任务，并将他的望远镜送给了骑兵连。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后，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们个个信心大增。随着形势的需要，以及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刘辉山在团军人大会上宣布：“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我团即分三部分担负保卫首长和机关的任务：第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毛主席等首长，第二部分到山西临县保卫中央后委，第三部分到河北平山县保卫中央工委。”
朱总司令的指示深深地教育了干部。各连干部回到驻地后，针对希望渡过黄河向东转移，而与毛主席的坚持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共同患难的精神不相容的思想情况，以朱总司令指示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教育。同时，中央警备团还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由张廷桢政委作了思想动员，他说，我们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全团同志们要经得住考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表现出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无限忠于党和革命事业的精神，万一在战斗中被俘，必须要有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此时，中央警备团的警卫工作进入了十分繁重的时期。但中央警备团以自己过硬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第五章 大转移
大转移
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首长们的安全，为了保证转移的顺利进行，中央警备团根据需要，分为三部分担负保卫首长和机关的任务：第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毛泽东等首长，第二部分到山西临县保卫中央后委，第三部分到河北平山保卫中央工委。
保卫中央后委各首长和中央机关向临县转移的中央警备团团部一部分和二连、机枪连、工卫队和宣传队，于1947年3月23日由子长出发，至30日安全抵达山西临县的佛堂峪、刘王湾、三交等地。到达后，又抽出二连的第一排36人于4月17日保卫中央机关部分干部回到陕北，同时经中央社会部决定，由张耀祠同志率领干部67人，于4月20日出发，赴太行山区带领新兵800人。
另一部分于3月22日由瓦窑堡以东的石嘴驿出发，保卫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等首长和中央工委机关干部赴河北平山县。朱总司令于沿途不断教育干部、战士要提高警惕，搞好群众关系，严格地遵守纪律，保重身体。中央警备团的干部战士遵照首长的指示，一路上能够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机警灵活地执行任务，并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使首长安全地到达陈南庄。
留在陕北的中央警备团部队，在“亚洲”部（中央机关在陕北战争时期的代号）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叶子龙参谋长、汪东兴副参谋长、廖志高主任的亲自领导和在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的率领下，于陕北保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首长和随同毛泽东主席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另外，3月22日，中央警备团还派三连一个排在赵斌排长的带领下，跟随前总保卫彭德怀同志。
后来，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安全地渡过了黄河、雁门关……最后安全地到达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
转战陕北（1）
自从蒋介石、胡宗南军占领延安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为坚持彻底消灭进犯敌军、解放大西北的方针，仍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这一战斗。在陕北战争时，由于敌人常常迫近，专找首脑机关，因而在行军时，常常是敌情非常紧张，在王家湾、小河、田次湾等地距离敌人只有20里左右。驻军的时候，四面离敌人不过七八十里至百里内外。由于所保卫的对象是最高的指挥机关，所以驻军多于行军，行动时目标很大，群众反映说盒子炮多、骡马多、电线多、手电多，一看就是大机关。所经过的地区，有老区，也有新区，正当战时和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相当活跃。
在中央警备团中，虽然政治素质很高，能够忠实勇敢地执行任务，但兵力少，许多人缺少战斗经验，侦察警戒的业务也不大熟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加强侦察工作，严格地保守秘密，与地方党、政组织、人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密切联系、相互配合，不断吸收战时武装警卫工作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克服困难，积极负责、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地进行工作，随时准备战斗，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和地主阶级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确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各负责同志的绝对安全。
枣林沟会议会址1947年3月23日，由于敌人向瓦窑堡方向逃窜，中央警备团随首长在紧急的情况下，由瓦窑堡出发。24日到达枣林沟后，毛泽东主席由乘汽车改为骑马，沿途经邱家坪、高家塔、涧峪岔、石家湾、青阳岔等地，于4月13日到达王家湾。从枣林沟到青阳岔的途中，敌机不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