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袋、摞石块。这一招真灵，他们成功了。就这样，几名守护桥的战士，在纪永昌的带领下，经过一天多的艰苦奋战，先后加固了所有桥柱的根基，稳固了桥身，保证了延河桥的安全。当大会警卫处长陈龙等领导同志检查安全时，发现他们连夜加固桥柱的感人事迹后，当即给予表扬。肯定了他们为大会安全警卫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这次警卫工作充分动员、严密组织、明确分工、密切与各方面的配合，在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历时50天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就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中央接着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中央警备团的警卫能力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三千米处。中共中央在此领导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解放战争。这里修建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及百余孔窑洞、百余间房屋。1942年5月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讲座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及中央各机关旧址等。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此迁往枣园，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仍留驻这里，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护送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神州大地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场面，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有了自己的如意算盘。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顿时，全国人民的视线全部聚集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
实际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原因十分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不过，毛泽东主席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
第一，他借美国的飞机已经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
第二，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岗位也做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主席还是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自然，作为贴身护卫毛泽东主席的中央警备团对此高度重视。全团指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有诚意同我党和谈，都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而担心。此次去重庆任务重、情况复杂，且要求跟随的警卫人员十分少。中央警备团只有优中选优，选出几个政治思想十分过硬，军事素质好，并有为革命为毛主席献身的准备的官兵。
1945年8月26日深夜，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延安来，要中央警备团的防空部队不要射击，在延安东边机场周围布置警戒。吴烈团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
8月27日下午两点，从延安的西南方向飞来一架标有美国字样的运输机。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后，从里面走出不少人，其中有1944年11月曾来过延安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治中。他们的到来，人们都非常怀疑，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些家伙不知耍什么花招；还有的猜测说，会不会又来搞瞒天过海的所谓“调停”之类的骗人的鬼把戏。
赫尔利与张治中是来接毛泽东主席的。
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但中央警备团，甚至延安、全国的解放区的军民们，都在高度关注着。虽然不是战争，这种氛围却远远胜于战争。
没多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几名中央警备团的警卫人员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8点左右，毛泽东主席站在机舱门口，面带着笑容，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们告别。
飞机起飞了，向重庆方向飞去，渐渐在天空中消逝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第一次坐上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的那天起，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战员每时每刻无不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战士们每天早晨不约而同来到连部、营部、团部门口，等着看解放日报，争着看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消息。
枣园、侯家沟一带的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安危同样十分关心，每天都有很多老乡，到中央警备团团部来打听毛泽东主席的消息。一天，两天……成千上万的人一直等到10月10日。
重庆谈判，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怎么着，还眼巴巴地看着毛泽东挖自己的墙脚，却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毛泽东是他请到重庆的，目的又是和平谈判。
中央警备团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全程警卫任务。
毛泽东主席回来后不久，美国五星级上将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身份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在延安迎接来访的马歇尔，党中央特地指示我军驻南泥湾某团组织一支仪仗队。从全团精选500名年轻、精干、姿态好的战士，编成三个连，组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队领导向大家讲了执行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欢迎马歇尔，表明了我党要求和平的诚意，表明了我们的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因此，这项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讲明了意义的重大，使大家心胸豁然开朗，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仪仗队员穿着普通的军衣，许多战士的衣服都打了补丁，直到执行任务那天，才换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1946年3月4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陪同马歇尔在延安机场停机坪检阅了这支仪仗队。仪仗队三个连队呈横队排列，每连排头是炮班，其次是机枪班。战士们穿着崭新的军装，紧握从日寇手中缴获的武器，昂首挺胸，精神百倍，向马歇尔行了注目礼。受阅后，他们回到原部队，担负起保卫延安的任务。
中央警备团分成两个团（1）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打败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第六两个连和团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共220名，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这个连100多人均系干部），共400多人，组成先行中央警备团，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任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同时，配给先行团一部电台（台长、报务员、机要员、摇机员共6人）。同时，延安中央机关和学校有几十名干部，分批去东北，也随先行团一起行动。
接受任务后，中央警备团进行了思想教育，稳定大家情绪。会上，吴烈耐心地对大家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到前方去，是革命的需要，留在延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一个革命战士，要以革命工作为重，要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吴烈团长还讲了保卫好党中央和延安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改变了不愿意留在延安，要求到前方去的想法。表示留在延安，安心工作，完成好警卫任务，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吴烈等人在做好留下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了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思想动员，明确了任务，讲了行军途中注意事项，准备了行军宿营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冬季被服等物品。李富春副秘书长还批给先行团一部分陕甘宁边区的钱和粮票，作为路费。
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后，留在延安的团，由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刘辉山任团长，政治处主任张廷桢任政委，二营教导员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任副参谋长，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
1945年10月1日上午，在延安枣园一片茂密树林下，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先行团成员。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分别讲了话，作了重要指示。他们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此时，吴烈虽然暂时离开了自己钟爱多年的警卫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吴烈与警卫事业已经无缘了，相反，他的更好机遇还在后头。194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成立，主要担负警卫中共中央首长与机关、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他重要民主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等任务，吴烈当上了司令员，并兼任第一师师长，他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吴烈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警卫事业，这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1945年10月2日一大早，先行团从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县到碛口东渡黄河。当他们在穿越晋西北行军宿营途中时，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们毛泽东主席由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胜利回到了延安。吴烈团长立即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全团指战员。大家听后，欣喜若狂，异常高兴。有的说，毛主席平安回来了，也就放心了。在经过广武、张家口、怀来等地后，吴烈带着先行团终于于11月中旬到达了承德。
到达承德后，有了新的情况，原来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在向东北运送他的反动军队，占领交通要道和城市，抢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这一变化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党中央不迁移承德了。并决定：李富春同志到东北西满中央分局任书记。同时电令先行团就地隶属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同志指挥，将电台和工作人员交给了中央分局。
先行团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根据当时形势和工作需要，李逸民调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冀察热辽军区任命吴烈为热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常委、地委书记，樊学文任军分区副政委。先行团的干部战士，有的被留在军区工作。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吴烈又调往东北战场。
随着日本投降、时局形势的变化和中央警备团部分人员的调往东北，引起了部队思想上一时的波动，一些干部、战士希望走出延安，一面可以到别的解放区扩大眼界，一面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而提升自己的职务，因而不安心于延安的警卫工作。这种思想和人员减少而警卫任务并未减少的情况是矛盾的。针对这一问题在进行“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的学习基础上，中央警备团普遍而深入地进行了蒋介石阴谋篡权夺取胜利果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地克服了上述错误思想。
但是随着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的签订、改编军队问题的提出、马歇尔等伪装调解而到延安等等，中央警备团中有些官兵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了解蒋介石反动派以“和谈”为名而拖延时间、准备力量、布置内战的阴谋，产生了以和平方式求得国内和平、民主的幻想，滋长了太平麻痹的思想。甚至有人产生了“军队吃不开了，拿笔杆的以后吃开了”的糊涂观念。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警备团及时地根据蒋介石反动派不让我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谈判中提出极端狡猾的条件，向我军的某些进攻或拦阻去路等具体事实，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说明蒋介石阴谋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毫无谋求国内和平的诚意，这样使部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警惕敌人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
此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发动内战，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斗争，转为以阶级矛盾为主的斗争。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了。针对革命斗争的这一新的发展形势，中央警备团进行了一系列的为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和阶级观念的教育。一方面，在学习“党章”的基础上，通过改选支部与整顿党支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时局形势的教育，揭穿了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继续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大大提高了部队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战前准备
1946年4月8日，在保卫王若飞等首长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由于飞机失事，中央警备团的警卫战士魏万吉与王若飞等人一同在黑茶山牺牲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人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向各解放区的进攻中，敌军约有155000人的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到11月初的时候，蒋介石、胡宗南积极布置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因而时局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了。11月3日，中央警备团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和指示。李克农在会上说：“现在时局十分紧张，我们必须有打仗的思想准备，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是强求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可能暂时撤离延安，以便消灭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中央警备团全体指战员必须加强战争观念，转变九年来在延安相对和平环境中所产生的太平观念，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以便在战时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任务，对不必要的文件都要进行烧毁，迅速疏散重要物资，实行轻装，准备随时行动。”
听说要打仗，许多战士都来劲了，摩拳擦掌。为了准备战斗，中央警备团制订了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3月15日的“冬季训练计划”，总的要求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以便于以射击为中心掌握四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