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带头作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强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
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风向突变。8月25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并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
8月29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十年浩劫（19）
毛泽东及时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自始至终同周恩来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与林彪一伙进行斗争。
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会议临结束时，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通知叶剑英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
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于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陈伯达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人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作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的个人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合的反革命集团，打响了第一炮。
林彪叛逃，危难中受命挑大梁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写下的这首诗是林彪“九一三”叛逃机毁人亡的真实记录。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动“批陈整风”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日益暴露。林彪、叶群一伙已感受到末日来临，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毛泽东采取宽大政策，等待他们转变回头，但他们篡党之心不死，又不肯善罢甘休。
1971年3月初，林彪自比李后主，自怨自艾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说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一向视“枪杆子”如命的林彪准备动用武力“决一死战”，夺取中央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
这一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区负责人谈话，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
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决心铤而走险，将毛杀害于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
9月13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不顾周恩来下达命令的警卫部队阻拦，疾驶山海关机场，乘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接报告后即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并采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等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立即通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并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叛逃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叶剑英当晚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去待命，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9月14日，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人亡。
周恩来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叶剑英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对黄等四人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随即，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通知：宣布黄、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决定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经毛泽东批准，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3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做初步总结。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开展工作。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十年浩劫（20）
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10月4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他在信中最后向毛泽东主席表示：“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泽东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毛泽东收到叶剑英的信，当天即同周恩来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们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为了重振军威，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叶剑英一方面着手筹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方面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放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经过一系列工作，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12年来把持军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流毒，恢复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军队各条战线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叶剑英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同志说：“你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他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坐在床头的陈毅女儿珊珊，让她再念给陈毅听。珊珊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又一次陷入昏迷。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陈珊珊回忆这段往事，流着热泪说：“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能够听到由叶帅亲自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为‘二月逆流’、为这些老同志平反，为他洗刷在‘文革’当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觉得，我父亲可以瞑目了。”
排除“四人帮”干扰，力请邓小平复出
然而，叶剑英仍然处在新的斗争的漩涡之中。
这个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是“文革”孕育出来的一个畸形儿。早在“文革”发动阶段，它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集团借“文革”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革”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动乱中分别加强各自的势力。自从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集团加紧策划，制造混乱，同林彪集团貌似“团结合作”实则分庭抗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借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江青一伙无法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使得他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的批判，必然造成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这种揭发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他们也必然耍两面手法掩盖自己的罪责，挑起新的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艰难。这场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江青一伙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为己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封锁和控制了毛泽东。第二，“四人帮”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群众的思想，而许多人受他们的欺骗和利用而不自觉。第三，“四人帮”垄断了党内信息，控制了舆论工具，要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世和罪行相当困难。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窃取的特殊地位，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摆出“女皇”的架势，飞扬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泽东“点名”的接班人、上海滩的“帮头”、“花花太岁”；张春桥、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代“文霸”、“学阀”和“理论家”，不可一世。这四个人结成“黑帮”，互相利用，互相依赖，互相吹捧，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跟着跑。他们出席中央会议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横起哄，争取同情，制造压力，迫使众人就范。对于这种状况，叶剑英作过精辟的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这种状况，使斗争更加艰巨复杂起来。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四人帮”斗争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讲究策略，注意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十年浩劫（26）
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并明确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但是，江青一伙根本听不进，继续耍两面派，捣乱破坏。
这时，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抵长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行前，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这是政治任务。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略事休息，即与王洪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