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当见习教官，帮助士兵操炮。
随军驱桂返粤，策动敌军反正成功
叶剑英日夜盼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能够早日下达粤军返粤、驱逐桂系、收回广东的命令。但事与愿违。陈炯明虽然无意于久留漳州，但他存有二心，总是强调时机不到、实力不够、军费不足等理由，迟迟不动，不听孙中山调遣。而孙中山面对直系、桂系军阀的夹击，极力支持驻闽粤军，抵御桂军，返旆回粤。早在1919年6月29日，孙中山就致函陈炯明，指出“此时情势，粤军能冒险奋进，始可望生存，一发千钧，机不可失”，但是，陈炯明以“实力未充”，而加以拒绝。
1920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兵权而发生内讧，两军大战于粤北。桂军的巢穴十分空虚。孙中山复电令陈炯明“速集中军队为一支突进于东江流域，与协和联络而扑广州。”陈炯明仍按兵不动。
为了尽快实现驱逐桂系的计划，孙中山又先后派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邹鲁到漳州，敦促陈炯明回师驱桂，并答应饷源接济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承担。但是，陈炯明仍然犹豫不决，拒不出兵。
直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桂系陆荣廷确定进攻闽南粤军的方略，才打破了陈炯明对桂系的幻想，8月12日，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在漳州举行回粤誓师。
粤军兵分三路，向广东方面挺进。
粤军昼夜兼程，向闽粤边境挺进。16日凌晨3时，陈炯明下达总攻击令，向潮梅地区的桂军，发起全面的进攻。
桂系迎击的第一道防线，恰好是刘志陆部队。当时粤军在兵力上虽然处于劣势，但在政治上因为打着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却处于优势。叶剑英根据自己对刘志陆部队了解的情况，向熊略建议，要充分利用广东和桂军中有许多粤籍官兵的特点，广为宣传“粤人治粤”、“广东人不打广东人”的口号，以分化瓦解敌军。熊略采纳了他的意见，训示部队要向民众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桂军进行战场喊话，并做秘密联络工作。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3）
刘志陆的部队本来就是一盘散沙，在粤军的“攻心战”面前，有些粤籍军官私下表示，待粤军进攻潮汕时，即作内应，准备倒戈。熊略将此事报告邓铿、陈炯明，转报孙中山。孙中山非常重视，特致电陈炯明，要他速差熟人前去秘访，进行策反。待“进攻潮汕时彼即响应”。
熊略旅长特意找到叶剑英，面授机宜，要他到刘志陆那里，找关系，相辅而行，做策反工作。
叶剑英化装成归国华侨模样，只身来到汕头。他打听到炮兵营粤籍官兵不少，其中有个叫赖顺成的炮兵连长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心中暗喜。此人不仅是讲武堂十二期炮科同学，而且在校期间，叶剑英常同他一起练劈剑，两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剑英找到赖顺成，先摸摸底，说明来意，劝他反正，拥护孙中山，反对桂系军阀。
赖顺成拍拍脑袋，后悔地说：“剑兄，实不相瞒，我是轻信了刘志陆的话，饥不择食，错投娘胎，悔之晚矣！”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大丈夫做事要幡然悔悟，当机立断！”叶剑英告诉他现在正是弃暗投明、为国立功的好机会。很快以海外归来的“表兄”身份住进赖顺成连队，进行秘密活动。
赖顺成又找到另一个要好的炮兵连长与叶剑英接头，经过几次密谈之后，约定反正举事。
不久，粤军进军汕头城郊，叶剑英返回粤军本部，向熊略复命，详细报告了刘志陆部炮团的火炮配备、地理位置和兵力部署等情况，然后又回到赖顺成炮连驻地。
就在粤军向汕头发起进攻的时候，叶剑英和赖顺成指挥桂军的两个炮兵连，调转炮口向刘志陆的司令部连发炮弹，猛烈轰击。
桂军驻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粤军趁势收复汕头。
按原计划，叶剑英即奉命前去策反桂系护国军第二师师长陈得平。经过叶剑英和吴铁城、陈策等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陈得平终于宣布起义。陈师倒戈后，即抄桂军的后路，向高鹤、顺得、番禺、石滩方向进军，夹击桂军，围攻广州。
在陈得平师起义的影响下，其余一些桂系部队相继反正。陈师倒戈后，叶剑英随该部队投入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从开平一直打到广州。
叶剑英以其出色的策反工作，为配合粤军回粤和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做出了贡献。
拥护孙大总统，反对陈炯明，“请缨北伐”
1920年11月11日，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统揽全省军政大权。陈炯明一抓到军权，立即将全省军防扩编为5个军，陆海军统归其节制、调遣。一切政令均以总司令名义执行。陈炯明为此得意扬扬，又是通电就职，又是发表演说，忙得不亦乐乎，却只忘了一件事：电请孙中山返穗。
11月25日，在上海的孙中山应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电报邀请，偕夫人宋庆龄和伍廷芳、唐绍仪等等离沪返穗。
这时，吴铁城从中山县返回广州，请命孙中山，到军政府担任副官长。他很欣赏叶剑英的才干，便留他在副官处做事。副官处是主要负责承办行政事务的一个部门，人多事杂，十分忙乱，常常出漏子。吴铁城很伤脑筋。一天，他和叶剑英商量，怎样管好副官处。叶剑英向他建议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办什么事都要有个规矩，副官处刚刚成立，上下职责不明，杂乱无章，需要立个章法。”
吴铁城很赞同他的想法，便责成他起草了《军政府副官处暂行条例》。吴铁城看了十分满意，依此试行。他夸奖叶剑英既有武功又有文才，是“大观园里的探春”，把他当作个好帮手，委以重任，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自从重新踏上广州大地那天起，就为出师北伐、统一民国和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加紧筹备建立一个合法的正统的民国政府，与北方的军阀政府相对抗。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选举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宣誓就职。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4）
但是，陈炯明这个曾经发誓效忠孙中山、被孙中山认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压根儿就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他自粤军回粤以后，就成了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蜕变为封建割据的新军阀。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独霸广东，高唱“保境息民”、“联省自治”的调子，反对统一民国北伐，反对组织革命政府、选举总统，因而多日以来，避而不见孙中山，并暗中勾结在洛阳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鼓动各省自治，阴谋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陈炯明的倒行逆施，遭到孙中山和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也遭到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
叶剑英和旅粤的云南讲武堂同学目睹陈炯明的所作所为，看清了他的险恶用心，非常气愤，常常到小马站曾家祠聚会，商议对付这个新军阀的办法。决定上书大总统，谴责陈炯明，“请缨北伐”。大家推举叶剑英起草文书，电文如下：
孙大总统钧鉴：
乃者大盗移国，粤土自私，近以吾粤市政各局，抵押自肥。公设娼妓，败坏风化。开烟开赌，毒害人民。包庇走私，扰乱金融。国家税收，尽入私囊。军政大权，霸为私有。投靠军阀，卖党求荣。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陷国家于危急存亡之时。敬请大总统先行讨贼，底定后方，然后北伐，伏乞早日鞭策，我等原作先驱，誓灭国贼，不胜厚幸，待命之至。
原稿起草以后，又召集讲武堂旅粤同学二十三人在小马站曾家祠集会，全体一致通过。大家委托张国森、邓炽等人到邮局以“快邮代电”发往国内外。
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看到这封公开信，当即呈报大总统。孙中山阅后，连声称赞，亲自在信上批复：“请缨北伐，壮志可嘉，着陆军部核办，全部录用”，并要马君武出面代为接见全体同学。
粤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接到孙大总统批函后，命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发函通知张国森、叶剑英等为一等属官，前来报到，随军服务。
做大总统随员，巡行广西，整军桂林
广西前线捷报频传。
“援桂”战争进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梧州、平南、南宁、桂林，扫荡了桂系军阀的巢穴，占领了全广西。在广西作威作福的陆荣廷等头目狼狈逃亡国外。
两广统一，孙中山非常高兴，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湘、鄂军阀混战之机，出师北伐，统一全国。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由广州天字码头乘宝璧舰出巡广西，并组织大本营随行。这一天，北伐军三万余人也向广西桂林开拔。广州各界及学生数万人在街道码头列队欢送。
大本营除设文官部、参军处、兵站处等机构和官员外，还邀请一些幕僚和少数大总统随员。吴铁城到大本营任参军，陈策也在大本营供职。在他们二人推荐下，叶剑英作为大总统随员同行。
羊城的初冬，风和日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大本营的宝璧舰乘风破浪，只两天时间，17日便到达梧州。中山立即致电在南宁的陈炯明，要他来梧会商北伐事宜，但遭到拒绝。孙中山不得已亲自赴南宁与陈会晤。29日，孙中山从南宁返回梧州，于11月15日沿水路开往桂林。
大总统行辕和大本营来到桂林，驻扎王城，原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府第，前清为贡院，民国后改作咨议局（现为广西师范学院所在地），这里城开四门，相台阁轩，小桥流水，格局幽雅。尤其被喻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拔地而地，陡峭如削，高耸入云，使这座王城奇中见秀，另具风采。
孙中山北伐心切，筹设北伐大本营的结果不久就公之于众了。大本营参谋总长李烈钧、文官长胡汉民，下设幕僚、兵站、军务、军法、参军、政务、建设、度支、宣传等九处和军事委员会。叶剑英根据《大本营条例令》，负责参谋作战军令事宜。
风景如画的桂林，一时成了中国南方各路兵马的大兵营。驻扎在市内及其附近的军队极其复杂，不仅有粤军、桂军、滇军、湘军、黔军，还有赣军，这些军队名曰“北伐”，实则各怀异志，要钱要饷，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孙中山领导大本营三令五申，整顿军队，好不容易才把各路兵马组成北伐军七个军团，共四万余人，准备取道湖南出师北伐，待命出发。当时，大本营的公务异常繁忙。自从组成北伐大军，打出北伐旗号以后，北方各地的军阀大为恐慌，重新组合，各方军政首要纷纷派代表前来桂林商谈国事。孙中山日夜操劳，与胡汉民、许崇智等筹划北伐大计，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分化敌人，连续接见张作霖、段祺瑞等派来的代表，商洽联合征讨直系军阀的计划，以对付曹锟和吴佩孚；一方面调整粤军内部矛盾，与陈炯明几经会晤，劝其北伐，防备这个掌握军政实权的野心家在“后院点火”，颠覆广东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作为大总统的一个干练随员，每天要承办的事情是很多的。他同参谋处的同志一起，无日无夜地搜集研究敌军、友军各方面的情报，整理谘文，上报大本营参谋部和大总统参阅，此外还要根据上峰的部署，随时完成各种复杂琐碎的事务。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5）
一天，叶剑英和警卫团副官张国森出行，发现一个奇景：在几家不太显眼的商店门口挂着黑布帘子，门旁边贴着用红色纸剪贴的三个大字：“谈话处”。
“这是个什么去处？”
两个人说着，走进屋里，只见烟雾缭绕，一股鸦片烟味扑面而来。在一排排的床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烟客。原来这里是大烟馆。这是军政府早已明令禁止的。两人细问，原来这个烟馆竟是一个滇军团长开的。叶剑英掏出笔记本记下姓名，便同张国森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叶剑英来到参谋总长李烈钧办公室，向李烈钧报告了近几日在桂林的所见所闻，提出两点建议：
一、按照大总统颁布的《严禁鸦片令》，对鸦片烟严格执行“禁种”、“禁吸”、“禁运”法令，立即关闭各军办的烟馆“谈话处”，并对主办人追究刑事处分；
二、借鉴邓参谋长在广州整训第一师的办法，对各路军队进行整饬，使官兵明确革命职责，提高素质，否则就不能统一步调，进行北伐。
李烈钧对叶剑英的两点建议很感兴趣，随即召来副官，要他通知宪兵队立即查禁关闭桂林市的“谈话处”，滇军那个开烟馆的团长要撤职法办。接着，他告诉叶剑英，大本营正在根据大总统的指令，研究对各省的军队进行整军的问题，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说：“听说你在邓铿一师参加整军很有经验，要利用这些经验参加桂林的整军，回去准备准备吧！”叶剑英遵命告退。
孙中山根据数十年革命几起几落的沉痛教训，深深感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但是怎样才能使各系各派的旧军队变成革命武装呢？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将各省军队团长以上官佐集中到大本营，由孙中山亲自训导；第二，对下级军官举办军官教导团，分批轮训；第三，对各个连队普遍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加以整训。
叶剑英被分配到军官教导团，担任少校教官。
1921年12月10日在王城大礼堂里，上千名北伐军的团长、旅长、师长和更高级的官佐们，全神贯注地听孙大总统的演讲。题目是《军人精神教育》，已经连续讲了三堂课。叶剑英每次必到，像个虔诚的教徒，毕恭毕敬，认真仔细地听课，记了一大摞笔记。他白天听讲，晚上整理笔记，写出心得。27年之后他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中写道：
“受过孙先生亲口教诲的人们，在当时也许有些人不十分了解孙先生精神训话的全部真义，在今天看来，特别是十多年来，不断的在革命斗争中工作的同志，自然会深深地知道孙先生的大仁、大智、大勇，已成为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创造新中国的人民所朝夕奉行不倦的真理了。”
在王城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大本营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开课了。叶剑英分工担任精神教育的讲授。他根据孙中山给团长以上官佐的演说，针对初级军官的水平和特点，编写了一本教材，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
首先，讲到革命军人须有革命主义（即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军人革命精神三要素为智、仁、勇。军人之“智”：一要能别是非，二要能明利害，三要能识时势，四要能知彼己。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智何自生？由于天生者，由于力学者，由于经验者。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事智。”讲到“仁”时，叶剑英说，仁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勇”者，一往无前、临事不避之谓也。叶剑英阐发孙中山先生关于“勇”的定义，概括为“不怕”二字。有发狂之勇，有血气之勇，有无知之勇。这是小勇，而非大勇，而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此即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所以异乎游勇之勇，而为真正军人之勇。最后讲到，讲军人责任、军人之决心。叶剑英鼓动大家说，诸君此次随孙大总统出发，从事革命事业，就要有改造国家的责任感和为国捐躯的誓死决心。
在中国连年战乱的年代（6）
叶剑英在讲授这些课程时，善于用典，联系现实，举例生动，通俗明白，深受学员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