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这年3月22日，发生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首都召开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造反派”扬言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聂荣臻。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中苏边界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根据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正式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周恩来交待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说，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之后，根据周恩来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从6月7日开始，几位元帅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多次全面深入地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越南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做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备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十年浩劫（16）
“流放”长沙岳阳湘潭，
怀屈原吟《离骚》以自慰
由于四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折腾，不仅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且国际形势也异常紧张。美国在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直逼我国的南大门，前苏联在我国黑龙江制造“珍宝岛”事件后，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形成南北夹击、四面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中央向全国发布了战备命令。10月17日，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年老多病的叶剑英也不例外。他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下放到长沙。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他的子女那时多数被抓进监狱，有的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远在边疆服役，去湖南只跟两名随行人员，没有一个亲人同往。他在湖南历时十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总理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伙从军队系统却交待：要对叶剑英保持距离。当时叶剑英还没有摘掉“老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湖南省领导人听说来了“老机”，格外小心谨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但是，有些领导和干部出于对老帅的热爱，硬是不理那一套。他们挺身而出，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元帅一如既往，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当时省军区主要负责人黎原、李振军听说老首长叶剑英来了由衷地高兴，但又为他的处境担忧，他们同省委接待处长肖根生和四十七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决定抽调警卫排的排长胡家虎给叶帅当专职警卫员，并确定由赵福和具体负责叶帅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安排。胡家虎原来是四十七军炮团的排长，这次被抽到叶帅身边工作，十分高兴，但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胡家虎后来多次谈到叶剑英流放在湖南各地的情形，他回忆说：“那时湖南，已是深秋。叶帅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搬走。祸不单行。就在这时，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远在上海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送往大医院抢救。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很难过。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抢救情况，都没有获准。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才知道，当时赶他紧急从长沙到湘潭，是因为毛主席来长沙要住‘蓉园’。叶帅听到这个情况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事实的确是如此，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而且临来之前，周总理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说：‘剑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但是，有人封锁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叶剑英当时在长沙，更不知道因自己来而赶走叶帅。”
谈到叶剑英在湘潭的情形，胡家虎继续说：“湘潭比起长沙，不仅生活条件差得多，而且‘上边’指示，对叶帅这个‘老机’、‘老右’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密’。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这里想给远在上海受伤致残的儿子打个电话，却遭到电话员的粗暴呵斥。他气得手发抖，无奈只好含着热泪给孩子写信，安慰孩子：‘大丈夫一息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这时正值数九寒天，湘潭地区寒气逼人，冻手冻脚。叶剑英在湘潭下榻的“宾馆”，没有烤暖设备，这对一个年过七旬、身体又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了。后来，还是一位湖南好心的领导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向湘潭地区领导和有关工厂联系，四处奔走，请来工人来检修‘宾馆’的锅炉和暖气管道。技术人员和工人听说为叶帅修暖气设备，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很快解决了烤暖问题。叶帅不仅从身体上，而且从心眼里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众给自己送来的温暖。叶帅在湘潭，不但生活上很少有人关心过问，饭菜也不可口，为了改善他的生活，我和炊事人员只好‘自己采购，自负盈亏’。后来，多亏下放到江西的王震来看他，找到以前的老部下，才有所改善。”
十年浩劫（18）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但是，林彪却蓄谋干预毛泽东的大思路，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唱反调，暴露了他日益膨胀的野心。
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记录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彪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成员中多数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政治局报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本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半个月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特地就此事与林彪谈话。
在此期间，中央正在酝酿和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突然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总理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0日，叶剑英同其他中央领导人飞上庐山。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随后，林彪作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他继续大肆鼓吹“天才论”，谁反对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的”，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8月24日，全会收听林彪23日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讨论。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