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前进！”
在日寇大举侵华（6）
叶剑英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在全场听众阵阵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他又关切地询问学校的情况，才和大家一一握别，缓步走到江边，乘上小火轮，向广州方向驶去。当年听他演讲的青年学生欧舜初激动不已。
从顺德回来，叶剑英不顾旅途劳顿，出席了他在国民党军的故旧和梅县同乡、同学、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他在席间题词署文，诗歌酬答，激励抗战斗志。
《抗战大学》的主编陈华同叶剑英是梅县同乡，对叶剑英素怀敬意。他知道叶剑英住在东山一位老同志的别墅里，便抓紧时间去拜访。陈华一见面便用客家话问候。叶剑英听到梅县口音，倍感亲切，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起来。陈华带了几本《抗战大学》和自己写的几首小诗相赠。叶剑英认真地翻看之后，见到《抗战大学》的封面楣额上有“巩固团结、统一战线”的文句，便说：“应以此为宗旨，我们应牢牢地掌握这一方针为办刊物的目标。”接着问：“现在刊物出多少？”“暂出六千，下期准备出八千。”叶剑英嘱咐：“要积极做好发行工作，争取发行到一万。”
陈华谈到“《抗战大学》正筹备出版红五月专刊，并请叶总题词”。叶剑英略想了一下说：“出红五月专刊很重要，五月从头到尾都是红的，‘五一’、‘五四’还有‘五卅’等可歌可泣的战斗纪念日，这一专刊要出好。”随即挥笔写了“民族解放的血花”七个刚劲挺秀的字，并签了名。这个题词刊载于《抗战大学》1938年5月6日出版的《红五月专刊》上。
叶剑英题了词后便问：“杂志立案了吗？”“已申请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准。”“对，要光明正大，要取得合法地位，不要偷偷摸摸。”叶剑英说罢，仔细地看《抗战大学》的封面，对黄新波画的那幅狠揍日寇的封面连声赞好，并说以后要多用这类的画作封面。
陈华郑重地把叶剑英的题词接过来放在活页本里，叶剑英看见陈华的本子里还夹有王明的“读抗战大学，大学抗战”的题词，颇有感想地对陈华说：“不要尽叫我们这些人题词，也要请国民党的党、政、军的要人和社会贤达题词。”
陈华领会到叶剑英的意思是不要着眼于小圈子，要扩大影响，使《抗战大学》发挥更大的统战作用。于是先后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题词。这些题词先后刊载于《抗战大学》上，它们体现了团结、抗战、进步的精神，对《抗战大学》的扩大发行和抗战救国的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叶同乡，云南讲武堂同学）设宴招待叶剑英，并邀《抗战大学》主编陈华和他的女朋友廖琼（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作陪。曾其清请来嘉应菜馆的名厨做菜，别有风味。开席不久，青年诗人蒲风到来。曾其清请蒲风入席，共同畅饮。蒲风带来他出版的一批诗作，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诗歌上面来。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未到三十岁，就这么丰收，真不简单。”“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大家点头称是。
谈话深入到诗歌创作上来。叶剑英问：“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诗歌中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吗？”
蒲风答：“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和锻炼自己。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
叶剑英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
在日寇大举侵华（7）
蒲风将已出版的一批诗作送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赤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抗战救国多做贡献。”
叶剑英诗兴不减，将散席时，他指着陈华和廖琼说：“你们两位都是松口人，松口是山歌状元的地方。你们晓得山歌状元刘三妹驳山歌的故事吗？”陈华说：“晓得，但歌词记不齐了。”于是叶剑英、蒲风、陈华、曾其清和廖琼一起东凑西拼，忆起了当年刘三妹与刁秀才驳歌的故事和几段精彩歌词，边说边哼起来：
“爱个（我的）山歌真系多，大船载来几十箩。
拿出几箩同你驳，驳到明年割早乐。”
“歌精唔好逞歌才，比得柬（这样）差爱认衰。
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
唱罢，叶剑英高兴地说：“大家听，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唱得多好，这位山歌状元名不虚传啊。山歌来自民间，内容丰富多彩，很受群众喜爱。”
叶剑英的儒将诗人风采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蒲风对陈华说：“那天晚上见了叶总，得益匪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艺，对诗歌有很深刻的见解。”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叶总不仅是将帅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诗人。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和诗意啊！”
叶剑英本来是因病到香港就医的，不想在广州因作统战工作，延迟下来。他赶到香港治病，又秘密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廖承志、潘汉年交谈，指导工作，并通过同乡旧友，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抗日。他还到澳门与地下党员柯麟、柯平兄弟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全国解放后，柯氏兄弟回忆往事，津津乐道：“那一年，叶剑英去香港澳门治病，又得与我们兄弟重逢。他住在柯麟家里。老战友们畅叙友情，瞻望抗日战争形势，亦喜亦忧。柯麟问叶剑英：‘我们还要坚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叶剑英鼓励说：‘扎下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他嘱咐我们兄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港澳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提醒我们，港澳的情况非常复杂，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长沙大火”，遇险不惊，处理善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迅速蔓延。
叶剑英返回武汉，面临着日军全面进攻武汉。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军民紧急疏散。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11月5日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送走了最后一批撤离同志，然后从容离去，27日，辗转到湖南长沙。
历史古城长沙，湖南首府，这时已取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由于日寇进逼，一片混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无心抗战，在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点官样文章，几天之后就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市民得知这一消息，更加人心惶惶。
在长沙危急的日子里，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叶剑英还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动员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和广大军民一起坚持抗战。同时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谈协助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叶剑英受张的邀请，同意担任省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
叶剑英在长沙期间，继续协助周恩来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加强与新四军的工作联系。
但是，出乎意料，一场大火从天而降。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密谋“焦土抗战”、“火烧长沙”。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密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12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汩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在危难中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的安全，急忙带着办事处人员从火海中脱险。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
在日寇大举侵华（8）
这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5万多栋，居民死伤2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
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大火中跑向城外，撤离到湘潭。对于当时的情形，邱南章回忆说：“我起来一看是满城大火，我就赶快叫周、叶起来，然后到楼下去叫司机，这时司机已经起来了，他顾不上叫我们，我说我上去叫他们两个，等我们下来一块走。我们还没下来，司机已经把车开跑了。不过那时不跑也出不来。后来我们三个人是手拉着手出来的。我们一出来就往江边上走，从江边走到马路边，这时天已经亮了。在马路边上有国民党的辎重团（现在的汽车团）的汽车，他们跑长途到长沙拉东西，停在马路边上。我们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拉东西，我说现在城里已经都烧光了，还拉什么东西呀，我们就叫他们和我们一块走，到湘潭去。他们看我们都是军官，也想走，又不想走，后来又给他们说了说，就叫他们一辆车跟我们一块走。这样我们就坐着国民党辎重团的一辆汽车走了。
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使好端端的长沙古城横遭浩劫，城毁人伤，惨不忍睹，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作解释工作，使张治中甚为感动。
对于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点起的这场“长沙大火”，国民党当局尽力隐瞒真相。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长沙大火一日记》中予以揭穿。
迫于当时的压力，国民党当局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人判处死刑，给了张治中革职留任的处分。
尽管如此，周恩来、叶剑英还是为张治中开脱罪责，对此张甚为感激，张治中在另一本书《我与共产党》中谈及此事，他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慰藉……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创办南岳游干班，为国民党军培训
游击骨干，与佛道界“说禅”救国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更艰难的时期。在抗日烽火烧遍全国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帮助训练国民党军官、推动游击战争的一个创举。
1938年10月，朱德到武汉出席军事会议，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第一次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事隔一个月，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示赞成，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要叶剑英去那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传授游击战战术，并决定让他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等，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课。
在日寇大举侵华（9）
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招收了1046人，编为8个大队，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其中少将52人）、八个大队的长官52人（少将4人）。学制定为三个月。训练科目中，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经过一段训练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报告在教学方面有九大特点，然后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企图。……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有利的。”
作为游干班主要领导人和首席教官，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每周讲两次课，听众很多，有时达两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