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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私人的名义向袁世凯和孙中山发出了议和邀请，提议双方在我上海的家中进行和谈。两个大人物都挺给面子的，没几天就派来了谈判代表。谈判之前大家在我的客厅里拍了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进了博物馆。没几天，和平谈判居然成功了，中国实现共和了。我，一个普通的英国人，竟然在一个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真是不可思议呀！后来孙中山还向我颁发了和平使者的勋章，我的庐山挂上了和平的勋章，估计是保住了。
后代的中国人认为，当时的洋人只要进了中国就能发大财，就能撞到大运。可实际上失败者是大多数，他们都被历史淹没了。我是个机会主义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机会的，所以我这样的成功人士总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革命后的中国进入了动荡时期，诸侯并起，战乱不断。我隐约感到牯岭迟早将成为别人嘴里的肥肉，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后来欧战爆发了，超级流感又夺去了四千万欧洲人的生命。庐山成了很多西方人的避难之地，我无意中又做了一件积德的事。
1921年上司委派我到澳洲进行商务活动，6后年北伐军收回了庐山的管理权，号称是中国对西方列强的一次伟大胜利。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打败了我李德立。
第二年我决定在社会稳定的新西兰定居，于是我将庐山上的月照松林别墅卖了。
那座别墅曾经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在建筑风格上我力求能够做到中西合壁。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我只不过是向中国人表示友好。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别墅外的松林里散步，满眼是孤寂景象，令人徒添哀伤，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也不知道庐山的未来命运。这是我放弃牯岭的根本原因，但我并不讨厌中国人，祝他们好运吧。
此后我一直住在澳洲和新西兰。后来我听说牯岭成了中国人的夏都，在夏天所有的达官显贵云集在那里，牯岭的声音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再之后我听说野蛮的日本人又向中国开战了，日军逼近了庐山，山上的外国人纷纷逃走。
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到了垂危之年，快死了。
临死前我又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有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获得了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是一本写中国的书，叫《大地》。我很惊奇，难道她是庐山上那个采花的小丫头吗？
我的庐山孕育了很多伟大的人物，见证了不少伟大的事件，我相信它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进程，甚至影响世界。
但我不知道，那时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一个叫李德立的人。中国人都认为我是个骗子，至少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而历史往往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管他呢，反正我已经要死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