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声哭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如果你死了，我，我，我也要和你一起死！”杨帆听得泪眼婆娑，过了一会儿，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她已经死了，或者即将死去，但等我伸手探她鼻息的时候，杨帆竟突然睁开眼，问：“小峰，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我拼命地点头，信誓旦旦地说绝对。这时杨帆苍白的脸上滑过一丝狡黠，对我说道：“你给我唱一首歌吧，我还没听你唱过歌呢。”
这鬼灵精怪的小丫头，我伤心得要死了，她还有心情和我开玩笑。要知道我这人生来五音不全，唱歌比杀猪还难听，更别提在“杨歌星”床前班门弄斧了。见我逃避式地摇摇头，杨帆有些失望，她转过头，淘气地说：“那我死啦！”
“别，别！我唱，我唱！”为了杨帆在弥留之际的安详，我只得扁着嘴巴，动情地唱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杨帆转过去的小脑袋，在我难听的歌声中又转了回来，并且开始用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与我海枯石烂的深情对望。望了一会儿，杨帆倔强地告诉我：“小峰，这回我又不想死了。”
然后，小姑娘张开干皴的嘴唇，向我要水喝。我拍拍脑袋，这才感到饥肠辘辘，忙去加热昨晚熬好的稀饭。吃到第三口杨帆就咳嗽起来，这咳嗽牵扯出那些可怜的胃液，令她呕吐不止。我的左手、拖鞋以及大面积的地板，全都溅满了她那清汤寡水的呕吐物。杨帆虚弱地表示了一下歉意，又昏睡了过去。
我彻夜未眠，将呕吐物打扫干净后，我每一个小时测量一下杨帆的体温。这时我的手放进了她滚烫的腋窝，我完全能够触及她柔软的乳房，我的手甚至可以在不经意中碰到她身体的隐秘，但那晚上的我一点邪念都没有。我开着微弱淡黄的壁灯，含情脉脉又忧伤无比地向她凝望……
早上八点的时候，杨帆的体温已经降到四十度。虽然仍处高烧，但多少已经有了些好转的迹象。我服侍她喝完稀饭吃好药，趴在床上随杨帆沉睡过去——那是我在赵一平死后第一次没有梦境的睡眠。
下午，杨帆终于苏醒过来。或许她中午甚至上午就醒过来了，只是没有叫醒我而已。等我从流畅的睡眠中自然醒来时，小丫头正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估计她也将我瞧了个遍。
我问她饿不饿、渴不渴，她却说：“我要上厕所！”我尴尬万分，只得说：“哦，那你去吧，我先给电脑重装下系统。”不料杨帆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过了半晌，才听她小声嘀咕道：“人家脚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啦！”于是我不得不将她拦腰抱起，怀中的杨帆就像纸片般单薄透明，她羞红着脸，不说话。
面红耳赤地走进厕所，刚把她放在马桶上，杨帆就挣扎着喊：“好了，好了，我能行的！”我马上退回到卧室，同时细心留意着她的声响。但过了大半天，杨帆却绝望地小声低喊道：“小峰，能不能帮我一下下？”我又红着脸走进去，见小姑娘仍穿着我那条军绿色的休闲裤，原封不动地坐在马桶上。
杨帆的声音细如蚊蚁，说：“你把眼睛闭上，帮我脱下裤子。”
我心浮气躁地闭上眼睛，毛手毛脚地按照吩咐做了。只闻响亮窸窣的水声，跳动优美欢快的乐章。
我和杨帆暧昧地度过她生病的这段时光。那三四天我们寸步不离，杨帆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的边沿，看一部又一部的言情电影。渐渐的，我牵她的手开始攥得很紧，而她被搀扶时也变成了温柔的依靠。偶尔看到惊险或感人的情节时，我就会不经意地拉起她的手，就像两年前的那个夜晚，杨帆红着脸，不说话。
我不知道这个牵手意味着什么，是色欲的一种表达，还是对曾经暧昧的某种追忆？抑或在尴尬的处境里，我们都需要从对方的手心得到一丝温暖？但我们的出格也仅限于此，虽然我时常被一些东西撩拨起莫名其妙的欲望，但我的理智、我的道德、我的愧疚，常常鞭笞着那颗激动不安的内心，一桶桶现实的雪水，倒进我近似疯狂的脑袋。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培养起了一种奇怪的默契。那就是我们开始谈论赵一平，谈论可能发生的逃亡，也谈论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但不管谈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和对方捆绑在一起，我并不感到多吃亏，杨帆也不觉得有多愧疚。我们就这样以不明就里的暧昧关系，回忆最亲的兄弟与爱人，展望未知的命运，承担着物质的匮乏。到后来，我们开始越过赵一平死去的始末，去单纯地回忆起他生前的趣事伟业。譬如我想起和他小学偷橘子被人逮住，慌乱中赵一平咬了失主两口，最后那人倒赔了我们二十个橘子的事情时，就会觉得我和赵一平很亲很近。而当杨帆说起哪年哪月哪日与他外出旅游，途中赵一平与两个老外聊得火热，最后说丢了钱包骗得对方十美元时，就会觉得她和赵一平相亲相爱。我们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赵一平，仿佛是为了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
死后的赵一平，就像一根红线，将我和杨帆重新拴在了一起。我们的感情变得模糊不清，就像性障碍者服用“伟哥”一般，只有说起死去的赵一平时，才觉得彼此之间关系暧昧情感深厚。我真怕有一天，当我突破重围与杨帆做爱时，我们非要大叫一声“赵一平”才能激起性欲来。
那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讽刺。
直到杨帆彻底康复，赵一平已经死去七天。七天前的重庆阴雨绵绵，凄惨恻恻；七天后的小屋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杨帆舒筋活骨，要为我高歌一曲，献舞一支。那时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我的卧室，杨帆在吃下第七顿土豆泥后身轻如燕。她的舞姿轻柔曼妙，如一只在阳光下、百花中自由翩飞的蝴蝶王。
我们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去一一品味赵一平生前的喜怒哀乐，结果颓然地发现：一个人有限的生活经历，至多让人愧疚三日回忆三天罢了。我们在钻进窗户的阳光中，感受到了灵魂的救赎。
口袋里只剩下三十块钱，在与杨帆商量后我将彩电变卖得到了二百块钱，由此过上了俭朴至极的生活。接下来，我依次到码头、车站、机场、高速路入口打望。但每个地方都有许多警察，他们腰际悬着亮堂堂的手枪，手中拿着杨帆光彩夺目的照片，向入站出城的旅人一一对照。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已经加到两万块，每个街区路口都贴满了漂亮杨帆的通缉照片。报纸不断地跟踪报道，网友不断地支援投票。
回到学校，以陈菁为核心的曾为赵一平争风吃醋的女生们统一战线，成立了“救平”会。她们四处募捐，八方张贴，散发印刷着杨帆照片及恶劣事迹的传单，如海报一般。现在我的杨帆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论主题，人们都比较乐于检举这样美丽而又柔弱的杀人犯。
出乎我的意料，赵一平的死给学校、城市甚至周边的许多地区都带来了日渐高涨的影响。哥哥李小山打电话问：“死掉的赵一平，是不是我们村的那个赵一平？”
高中、初中、小学同学纷纷致电，说：“你们学校真的出现了这种事？”
然后问道：“什么，这人你认识？”
然后叹道：“啊，是一平？”
接着问道：“什么时候的事？”
接着叹道：“太过分了！我操！！”
最后问道：“抓到没有？”
最后叹道：“抓到一定要让她吃枪子！”
如此咄咄逼人的问叹，令我的回答渐渐变得漫不经心。
“网络社会，传媒效应，加上那一群女生，我想。但是再热的饭都会有被炒得索然无味的时候，就让她在我这儿待到风平浪静之后吧。”
我将这样的想法告诉杨帆，杨帆听后却表示出巨大的忧虑，她可怜巴巴地问我：“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话把我问得瞠目结舌，只听杨帆一再告诉我：“除了小峰你，没有朋友会帮我。”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么一个可爱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女孩，怎么会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呢？但稍一回想，我也感到了自己处境的尴尬：如果因为窝藏、解救她需要有人帮忙，我将找不到任何一个朋友支援，或者至少，我不敢相信他们。
我的朋友无一例外的都是赵一平的朋友，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优秀的赵一平才认识我的。我现在带着一个“杀死”他们朋友的女人，冒着对兄弟不义的危险，去请求他们的帮忙，答案将变得扑朔迷离。
我被杨帆的话，问得孤独起来。
我感到选择了杨帆，便意味着与所有的朋友、法律、舆论甚至亲人背道而驰。选择了杨帆，我将走向一条不归路，我将与她一样，永远过着阴暗卑微的生活。但我又能怎么样？我总不能眼睁睁地让“罪不至死”的初恋情人，因外界强大的曲解而被无辜地枪毙吧。也许我可以通过文字把凶杀的真相公之于众，但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这很可能让我们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从而作茧自缚！
从今天开始，我又在电脑上写东西，大多都是些忧伤、死亡、宿命或回忆友谊的东西。但这样的文字很难坚守下去，常常才写出几句话，我就能看到死去的赵一平站在电脑旁，他轻蔑地看着我，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对我说：“你竟然靠回忆我的潇洒来赚钱。”实际上这样的文字投到网上便石沉大海，一点回音也没有。那个最“罩”我的编辑问：“小峰最近怎么了？怎么写的东西都是些片段，像线条一样零乱，看不懂嘛！”
晚上月圆，杨帆想出去走走。我说恐怕不行，但她坚持说道：“一个星期都没有见过树叶了，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小峰，我感到好压抑，我快要疯了。”
我勉强答应，但叮咛她一定要化妆，一定得小心谨慎，而且我们恐怕只有在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能出去。杨帆乐不可支，她将长发卷起来，戴上我的太阳帽，又在脸上抹了些墨汁，套了我那件米黄色的外套——如果不闻香味，谁也不知道她竟然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凌晨一点，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途遇流浪猫、癞蛤蟆、小蟋蟀，来到荒废工厂后的平地。在那里，有几棵高大的榕树，两排挺拔的梧桐以及七八棵曲折的黄桷树。月亮盈如圆盘，在云彩之间悠闲地穿行，置身其间，有虫鸣，有蛙叫，有潮湿泥土的清香，也有从树芽里流淌出来的巨大生命力。
确定一切正常之后，杨帆取下帽子，轻轻一摇，黑如绸缎的头发便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简直是美不胜收！我一直巡视四周，生怕有半点动静。只见杨帆小脸墨迹斑斑，正自我陶醉地半闭着双眼，又见她一会儿左侧头，一会儿右侧头，头发颠来倒去的模样甚是滑稽，我便疑惑地问：“这是干什么啊？”杨帆对我狡黠一笑，说：“这就是我发明的‘月光浴发’，呵呵，头发在干燥中待久了，就该在月亮下晾晾洗洗，这样它们就会变得更加柔顺，还会有光泽呢。”我有些忍俊不禁，恐怕世界上只有像杨帆这样的丫头片子，才可能发明出这种唯美浪漫的歪理邪说。
远处嫩绿吐翠的小草，近处奇形怪状的顽石，甚至连蟋蟀青蛙蛐蛐都让杨帆惊喜不已。她伸出一根指头，向我数落道：“小峰，在房子里只有你一个人是活的！”我攥住这根指头，说：“错了，还有你也是活的。”杨帆不置可否，但她把手指抽了回去，将它指着一棵黄桷树，不无羡慕地对我说：“这种树很奇怪，哪个季节栽下就哪个季节长新叶子，与四季无关。秋天看到黄桷树发芽的样子，一定特别温暖。”
就在此时，废弃工厂那边传来一阵猫叫，杨帆的叙述立马变得惆怅万千：“小峰，我想妈妈了，我真的好想回家啊！”说完这句话，她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这哭声真挚、嘶哑而又悲伤，把春光与夜色搅得支离破碎。到后来杨帆越哭越难过，便索性扑进了我的怀里，我只能说些无关紧要的安慰话，任凭她满脸的墨水与眼泪，涂满我洁白的衬衫。
最后，杨帆抹着被眼泪浸泡得一塌糊涂的花脸，向我乞求道：“小峰，你能带我出去吗？”
自从那次成功的夜游后，杨帆对生活的暖意渐次向往。隔三差五的夜晚她将脸乖乖地抹黑，再装扮整齐，缠着要我带她出去。如果说前几次我们还怀揣着千分的恐惧万分的不安，到了后面，我们已经学会心平气和而又悠闲自在地待在月色之下了。
杨帆对自己焕然一新的丑陋形象甚是满意，在我看来，她似乎在镜中的一脸墨黑里，找到了一次全新的生命重生。我们长久地坐在柔软的泥土上，倾听虫鸣蛙唱，仰望明月，编织一些虚无缥缈的童话。在好几次夜游的平安无事后，我们开始变得胆大包天：从废弃工厂的侧门横穿而过，越过湮如土色的砖墙，穿过随时可能坍塌的枯木横梁，经工厂的正门来到滨江路的入口。水波妩媚，月色妖娆，时不时奔驰而过的汽车，将鳞次栉比的灯影片刻地搅乱。我们在路灯的朦胧里牵着手向前奔跑，仿佛跑过这条路，就是永恒的自由。
后来滨江路成了我们夜游的地方。杨帆喜欢那些此起彼伏的灯光，说是像一幅幅美丽氤氲的写意画。她每一次都会表演不同的舞蹈，那些昏黄路灯，就像舞台上的探照设备，将随风而舞的杨帆彰显得亭亭玉立。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忘记了杨帆所要求的鼓掌，这时她就会停下来问我：“小峰，跳得不好吗？”我傻傻地摇头，喃喃说道：“这么好看的舞蹈不上舞台，简直太可惜了！”
终于，在一次次神奇的诱惑下，我们准备走向这条滨江路的尽头。那天晚上我们边走边舞，边看边聊，最后在汽笛声中来到一处柳暗花明的别致处——古镇磁器口。
不可思议的古镇，曾经江畔繁华的闹市。小吃、饰品、餐具杯盘琳琅满目，有木墙、古门，也有尿童子、观景台和仿古式的璀璨灯笼及中国结。沿着石板路下行，来到江畔河湾的一大片空地，有游船几艘，倒映着三两盏孤灯青烟。我们踏着鹅卵石，沿着河滩寻找小动物的残骸，寻找被人遗弃的风筝，也寻找任何远古生命留下的历史见证。水潮漫长，江风荡荡，杨帆不无神往地感叹道：“小峰，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扔进这条江里！”
天上悬着半个月亮，洒下一层朦胧的清辉，杨帆捡起几块扁形的石头练习打水漂，我则捡起一块又一块的鹅卵石，铺就了一张心形的“石床”。江风吹得我们心猿意马，特别是古镇上那些文人雅士的诗词歌赋，更是将我们陶醉进世事沧桑的万千感慨。后来我们索性躺到了“石床”上，杨帆嫌鹅卵石太硬，就借了我的胸口当枕头；我又嫌衣服太单薄，便拉了杨帆的小手当背心。在那安详而恬静的江畔，我们身心皆醉，无话不谈地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就像中了魔法一般，两个人同时掉入了安逸而又危险的睡眠中……
清晨醒来的时候，天已露出些许鱼肚白，我们毛手毛脚地赶到滨江路，月亮已经毫不留情地沉在了西边。我们拼命地奔跑，杨帆摔了一跤，膝上的皮都破了，却仍然不敢停留半步。那些在清晨中奔驰而过的汽车，潇洒地留下一屁股黑烟，转眼即逝——我们多想搭乘便车，飞往我那破败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