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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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也要爱-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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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箱子不见了! 

  我的喜悦僵硬在脸上,整个人如遭猛烈一击,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杨帆急得都快哭了,她后悔莫及地向我数落道:“里面还有两包瓜子、三个面包、半袋方便面、两个苹果,还有二十四个空瓶子啊!”不久,她就意识到丢失的远不止那些食物,我们所有的衣服、笔记本、二十块钱、银行卡以及我箱底的那些琐碎之物全都不翼而飞!这其中还包括夏雨曾经送我的ZIPO打火机和高级剃须刀,当时贵得用掉了她两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直将它们放在箱底,放在我外出流浪的心灵深处,哪怕在最缺钱的时候,都没有动过它们的主意。但现在,除了两条性命、一张身份证、三块两毛钱及一部破手机,我们恐怕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逃亡遇到了空前的困境。没有了箱中东西的支撑,我一点底气也没有!还来不及抱怨或忧伤,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那座亭子——这个偷盗者或许是其他的拾荒乞丐,但也可能是人民警察的正义追捕。 

  在偏僻的商店买了两个馒头,干咽过后,烈日的灼热让我们的嗓子都生了烟。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到河边,拣了处稍显清澈的河水喝下去。在无比绝望中终于熬到了晚上,我们重新振作精神,沿着白天的行程一路拾荒。 

  这个城市的拾荒者似乎很少,我们除了拾起白天已经盯好的垃圾,一路下来还有不少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垃圾筒,杨帆总是抢先探下手去,像往抽奖箱中摸奖券一般。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神秘而滑稽地望着我,用手去感受垃圾筒中可能会有的财富,我能轻易地从她眼神里的兴奋或者沮丧,判断出垃圾筒的肥沃或者贫瘠。有时杨帆双眼放光,她快乐的声音在夜色下仿若天籁:“两个瓶子!”甚至有一次,她蹲着木然不动,兴高采烈地回过头说:“小峰,你猜!”在我“破铜?烂铁?塑料?薄膜?凉鞋?瓶子”等的一大串猜测后,杨帆乐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本崭新的《读者》。

  这本书让我们动力十足,笑逐颜开——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读过书了啊!只见杨帆倚在垃圾筒上,用纸将小手擦了又擦,这才将书摊开,像捧读《圣经》一样读起了书。橘黄色的路灯沐浴着杨帆满脸的虔诚,我妒火中烧地坐在一旁,牢骚满腹。良久,杨帆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陶醉,欢呼雀跃地朝下一个垃圾筒跑去……

  这晚上我们几乎将遵义城逛遍,来来回回地走过一些“富饶”的垃圾筒,总觉得再走一次,里面又会如肥沃的土地一般,长出我们无法预知的希望。在这么一个晚上,不夜城是属于我们的,遵义城的所有垃圾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到幸福的酸楚。夜晚的护城河倒映了五彩缤纷的霓虹,桥上的彩灯将河水映照得格外妖娆健美,汽车游弋而过,荡起清晨五点的凉风。我们在河边洗手洗脚洗了头发,再坐回到僻静的巷道,等待着收购站开门。 

  废品收购站的阿姨为我们的年轻大为感动,故而给我们多结了三毛钱。因此,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辛苦的翻寻,翻找出了这城市二十一块钱的额外价值! 

  买了四个馒头,早上十点,我们来到一个最荒僻、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房间十元,洗两个澡另加三元,借用万能充电器再加五毛。在那个简陋至极的两米见方的厕所,我和杨帆分别洗了一个久违的热水澡,这令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又遇到了生活最完美的馈赠。 

  再来说说我们的房间,大概也就四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凳。电灯开关是裸露出来的,黑色胶皮大致地包好了黄色的铜丝;插座镶在开关上,一点也不牢靠。窗户对面是同等小旅馆中晾晒的破旧衣服,看来这次的确选对了地方。我与杨帆就那样和衣而睡,躺在这如坟墓般窒息而狭小的空间里,睡过了白天。这一觉睡得尤其香甜,甜得超过我们此前经历过的任何荣华富贵。 

  黄昏时我们双双醒来。本来年少轻狂的我们准备做点什么,但看到棉被上的黄斑茶垢,我们马上就扼杀了这样的邪念。我们站在床上搂抱了一会儿,杨帆就教我跳起了交际舞。不过在小小的单人床上,这个交际舞跳得更像是变了态的贴面舞。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杨帆气得“脱”给我一个肮脏的枕头。 

  笑过之后,她跳了一支现代舞。之所以说这舞现代,不是她脱了什么,露了什么,而是那屁股扭得真是太艺术了,那胯那腰那腿那手那眼神,其形其速其态简直动感得惊世骇俗。杨帆跳着跳着竟然流出泪来,我也不禁为她这舞蹈坯子沦落到在这么不伦不类的舞台而黯然神伤。 

  杨帆问:“小峰,你说我还能跳舞吗?” 

  “怎么不能?只要我们活下去,就绝对会有机会。这种案子至多查几年就冷了,到时你就能在浙江跳舞啦!”我以为自己这样的安慰能起作用,没想到杨帆却大哭起来,她楚楚可怜地告诉我:“小峰,我们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与青春赛跑,到那个时候,哪怕我能活下来,人也老了,脸也丑了,腰也粗了,腿也短了,骨头架子也都散了……”

  杨帆就是杨帆,哭了一会儿她又破涕而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小峰陪我,我还是赚啦,再说我还可以读书嘛!”说着又翻开那本《读者》逐字逐句地阅读,每读完一个小故事,她总会抬起小脸,含情脉脉地对我叹道: 

  “写得真好。” 

  在昏黄破旧的旅馆中,在杨帆崇拜向往的赞叹下,我那沉寂已久的文学梦想幡然醒悟。我突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杨帆也不甘示弱道:“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 

  “不行!”我反对。 

  杨帆吓了一跳,她委屈地问:“小峰,怎么啦?” 

  “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夫人!”我笑着说,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老公也是可以的。” 

  杨帆嘿嘿地笑,她说:“那我们成为夫妻作家吧,说不定以后市场上就火这个。” 

  我也色情地笑道:“那我们还是写黄色小说吧,一边写一边做!”我本以为杨帆会哈哈大笑,没想到她却正色道:“小峰,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霎时间,我的心曲拨动起往事中的一块硬石,我想起两年前赵一平与她的“先斩后奏”,不禁淡淡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了。 

  手机充好了电,我收到了蔡小田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首七言绝句,洋洋洒洒地表达出对我们的愧疚,似乎用诗化的语言就能把他的罪恶洗涮干净。第二条是我们与他分开两天后发出的,他似乎经历了什么事,短信上说:“我们两清了。”此外,我还收到一条大哥的短信,他以兄长的身份询问我现在的情况,并指出了生活的难处,想让兄弟我挣钱后先支援他一把。另外一条是陈菁的,她暧昧地问我在广州工作怎么样,又告诉我赵大爷已经康复,人还继续留在重庆。最后一条是陌生的号码,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简单地问了句:“小峰你还好吗?”

  杨帆在那儿继续品咂《读者》中的笑话,我到楼下电话超市拨打了这个陌生的号码。果然是夏雨!夏雨开口就问:“你见过我表哥没有?他被歹徒伤了大半边脸,又没有报警,哎,好像伤口感染,左边的脸都给毁了!”我有些愧疚,这种愧疚有一大部分源于对夏雨的欺骗。只听她又问:“你现在在哪儿?区号好特别呀,在哪儿工作呢?”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答,她又问了我的身体,问了我的父母,问了许多我们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小秘密。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断地滴答,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夏雨,问:“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夏雨愣了愣,又马上坚定地说:“行呀!” 

  “可能暂时还不了?”我实话实说。 

  “没问题,要多少?”她干脆地问。 

  “四百!” 

  白天睡足了觉,晚上精神就特别好。打闹游嬉了一会儿,杨帆仰望天花板,突然说道:“我恨我爸爸!”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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