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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方式哄劝孩子，就掀开衬衫露出干瘪的乳房。孩子的哭声终于被贪婪的吸吮代替，少妇怒意未消，鄙夷地骂了句：“牙齿都那么长了，还喂奶！切！”
车出重庆过纂江，入赶水时已夜深人静。广播播完最后一次音，一路吆喝过来四五个乘警，逐一查票。前排有个老工人牢骚道：“成都查一趟，内江查一趟，赶水再查一趟，到宁波是不是要查七八次？我坐这趟车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没查过这么勤！我说你们烦不烦？”
胖个子乘警喝道：“啰唆什么？上面有规定！查票，查票，你快一点！”
老者递过票，嘟哝道：“什么破规定？”但马上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压低了声音问：“是不是上面要抓什么人？”
瘦高个乘警抬眼瞟了瞟车票，移向下一名旅客，叹道：“嗨，还不是重庆出的那事。一个多月了，据说惊动了公安部！”
老工人立即抱以巨大的兴趣，他问：“就是重庆那个大学生？那个……”
胖个子警察咳了一声，说：“知道就行了，别瞎嚷嚷！准备好身份证吧，明早到贵阳还要检查……你别嫌烦，出了贵阳就没屁事了！”
身份证？！我和杨帆心惊肉跳。
大约是夜深了，瘦高子乘警只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两张票。那个母亲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胖个子乘警谨慎地看了看。旁边的少妇问：“同志，还有卧铺票没？”瘦高个乘警答道：“没有了。”一行人又风风火火地向前检去，在下一节车厢查到一个没票者，闹闹嚷嚷地让他双倍补了票。对面那个母亲抱着孩子的手，抖了抖。
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来了两个安全检查的乘警，从附近一青年包里搜出了三十多个打火机。那青年也是百口莫辩，尴尬地低下了头。一个乘警大声向大家求助道：“谁有报纸？谁有报纸？”对面的女士慷慨地将报纸递了过去，乘警转过身对着她，也对着旁边的杨帆和我，友好地笑了一笑。
我和杨帆惊恐对视，不知所措。
查票的其乐融融，安检的戏剧过程令车厢内的氛围活跃起来。老者还对明早查身份证的事耿耿于怀，他不无感叹地说：“好多年都没这样检查过了！”见有两三个人颔首称是，他又分析道：“都是那个杀人犯害的，现在的大学生啊……”
女士接口道：“可不是嘛！上星期我坐车去上饶，贵阳停车时上来了一大拨乘警，手里拿着张照片逐一对照。我瞟了一眼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穿的还是跳舞的衣服……唉，现在大学生的素质啊，那德性！”
老头说：“那是，听说死掉的女人脸都被砍烂了，那男的更惨，从楼上摔下去脚都断了，吓人得很啊……你说他们还是男女朋友，凶手怎么能那么歹毒？”
女士总结道：“我看她是有鱼一样的外表，蝎子一般的心肠！”
火车在黑夜中穿行，交谈声渐次低沉下去，只剩下斗地主者鹤立鸡群的吵闹声，慢慢的也有了几处鼾声。少妇伏在杂志上睡着了，那个母亲抱着婴儿愣愣地望着前面，等了很久民工才回到她旁边，夫妻间露出了一丝侥幸的笑容。杨帆隔着玻璃看夜景，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剧烈颤抖，甚至我觉得，她行将走向精神的崩溃。有的时候，舆论往往比现实更能伤人于无形。对流言飞语的歪曲编造我也挺难过，但我们即将面对的，恐怕是生命的危险。
我们将在贵阳束手就擒！
第七章 遵义 腻腻的乳房
车在桐梓停了片刻，下一站抵达遵义，然后就是恼火的贵阳。时间大约凌晨两点，那个母亲已经伏在婴儿身上睡熟了，对面少妇光洁优雅的头发也在辗转中蓬乱不堪。虽然老者安慰过大家：“身份证没带？小事，就是麻烦了一点，只要你没犯法，屁事没有！”但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摸出钢笔，在手心写下“遵义下车”，再拍了拍泪眼婆娑的杨帆……
将到遵义时，对面的孩子又响起了嘹亮的哭声，这哭声如鬼叫般尖锐凄厉，啃噬着旅人们熟睡的神经。旁边的少妇不久就从脆弱的睡眠中醒来，但见她狠狠地搡了一把伏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单调地咒骂道：“醒来了！醒来了……”但那母亲只是用呆滞的双眼看她，没有任何语言，甚至连反抗的意思也没有。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情彻底将少妇激怒了，她忍无可忍地伸出如葱似藕的戴着钻戒的右手，掴向了那个哭喊着的孩子。
那迷惘的母亲愣了愣，却将疲惫的眼神投向人群，似乎想要寻找自己的丈夫。挨了耳光的婴儿哭得如惊天雷一般，几乎把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吵醒了。醒来的人们不仅没有指责那位面如白纸的少妇，反而嘟哝着叫骂道：“这是谁带的孩子，还让不让人睡？”“你他妈怎么当母亲的？”“打的该，要我是女同志我也抽了！”那个车厢连接处探出了憔悴民工的头，竟然只抱怨地瞪了妻子一眼，又缩进了人群。
闹嚷了半天，醒来的瘦高个乘警出来维护秩序，这母亲才迟钝地将乳头塞住了孩子的哭闹。少妇不依：“你叫她滚！”瘦高个乘警有些恼了：“我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谁管得了孩子啊！”女士噎了噎，说：“我不要和她坐在一起！”乘警为难地转过身，然后看了看杨帆，温和地说道：“小兄弟，能不能和这大姐换一换？”我面如土色，赶忙抢着回答道：“我这朋友病了，还是我和这位阿姨换吧。”瘦高个警察也许是困了，烦了，他表扬了我两句，又提醒了一下那个母亲，就走了。
警察走后我憋得慌，但总算没去上厕所——我答应过杨帆，我将永远不再离开她。至于杨帆是否内急，我不得而知。
车到遵义是凌晨三点十分，我与杨帆艰难而小心地挤到车门，我们闻到遵义夜空中清新的气息。大约在站台上犹豫了两分钟，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朝出站口走去，那位检票的同志看我们是男生，瞟了一眼票就放行了。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向铁道部多贡献了三百多块钱。我们也不知道，在陌生的遵义城，只有二十三块钱的我们能够存活多久。
之后我们到候车室找了两排空座，杨帆躺在我腿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也顾不得欣赏她的美丽、嗅闻她的芬芳，这些天来的奔波让我的骨头都散架了，我伏在杨帆的胸脯上，没有任何邪念地睡去。空旷的候车厅安静无比，偶尔有旅人从狭小的凳子上摔下来，只咳了两声便又沉沉睡去。直到天将放亮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生了争吵，之后似乎又动起了手。门口的两个工作人员朝那边赶去，我们也从半迷糊的睡眠中醒来，飞快地跑出了候车室。
然后我们坐第1路公交车抵达终点站高桥，安身于滨江绿化带的石凳上。早上，我们各吃了两根香蕉，喝了一袋牛奶。杨帆右脸颊上的烟灰已经脱落大半，与其这么不伦不类地进女厕所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如光明正大地换回女儿身。于是杨帆在一个免费厕所里洗却墨黑，露出了憔悴的美态。她现在换上的是蔡小田给她买的粉红罩衫及帆布褶皱裙，看上去很美。
遵义城整体是闲适的，有着新兴城市的繁华地段，也有历史名城的旧俗民居，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翠绿青葱的山峦。但我们没时间去细细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街道上仍然贴着杨帆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的舞蹈女神满面红光，头上扎了两个小羊角辫；而杨帆现在的头发已经乌髻高卷，上面不知沉淀了多少奔波中的尘埃。她的脸虽然还那么精致美丽，但已经多了一丝憔悴苍白的病态。
顺着人迹寥寥的河道往下走，我们慢慢来到滨河公园区。太阳升起来，天空一片蔚蓝，有几位老爷爷在树阴下打长牌、下象棋，怡然自得。在枝繁叶茂的榕树下，阳光的影子生动地随风轻舞，庸凡的世界仿佛立马有了颜色与温度。
起初我们想到附近的学校避难。但当我们驻足于一所高校公告栏的《警世告诫篇》时才发现，这里已将杨帆杀人案当做反面教材进行了大肆宣传，杨帆的照片亦不例外地彩打在上面。一群学生谈笑着走来，我们快速地往回走，走了很远很远，仍然心有余悸。
办法是黄昏时才想出来的——卖手机。我的手机是诺基亚3100，用了两年，已经锈迹斑斑。那个路摊者来回翻看了几遍，说：“顶多一百块钱！”我彻底泄气了，心想一百就一百吧，我现在真想到旅馆好好地睡一觉，再坐车离重庆更远些。其他的，我什么都来不及多想。但那人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机后盖后问：“你这手机修过？”我点点头。去年与夏雨打羽毛球时手机哗啦一下掉出来差点没摔得粉碎，但高价修理后一年多来没出过问题。路摊者为难地摇了摇头，狡黠地说：“这样的手机我可不敢要！”见我无可奈何地准备拿回手机，他又假装漫不经心地抛出橄榄枝：“最多给你五十块钱！”我屈服了，但杨帆没有。她抢回手机，拉着我离开。
杨帆与我商量说，要论持久战，这部手机姑且当做我们精神沙漠里的一瓶雪碧吧，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动它。
疲惫地游逛了一个下午，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凤凰山。山上埋葬着无数英烈的精魂，拾阶而上，我们与许多散步归来的老者相遇。在烈士墓前我们无地自容，便折向了右侧的小径。走了二十多分钟，天色开始暗下来，我们就索性停在路上的一个亭子中。
杨帆还在为流言飞语闷闷不乐，她一再认真地问我：“小峰，我真的是个坏女人吗？”我说当然不是，之后随便讲了几个笑语逗乐了她，再吃了一些东西。夜已经浓稠得化不开了。这时倚亭展望，但见一座繁华城市的霓虹分外妖娆。望着天空那一轮新月，我们开始对二十三块钱进行详细的规划，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女性一个月必有的那几天，便问杨帆：“你的那个来了吗？要不要我去买那个？”
杨帆羞涩地说：“还没有。”
我们吃了两个苹果，干嚼了两包方便面，准备从明天开始：拾荒。
在亭子里度过了在遵义的第一个夜晚。植物的水分将干燥的皮肤滋润得湿漉漉的，头发上的污垢让我们的大脑处于恼人的灼热之中。半夜里杨帆从我怀中醒来，将我摇醒后感叹道：“小峰，这可是我第一次超过四天没有洗头，痒死啦！”她这么一说，我也感到头皮上有虱子在嬉戏，突然滋生出一种伸手挠痒的冲动。但我实在没辙，便伸手灭掉了杨帆腿上的蚊子，向她保证道：“快睡吧，等明天拾荒挣了钱，咱们就去洗澡！”
第二日清晨我们就开始了行动。行走在公园中，由于我提了一只大箱子，行人顿足观望，惊讶万千。他们看着我那不修边幅的脸，小声嘀咕：“疯子？艺术家？”再看到美丽杨帆肮脏的脸时就更加迷惑了。当看到我们把手伸进垃圾筒时，他们几乎惊讶得叫出声来。——这样的拾荒也太过张扬，人潮渐涌的时候，我们已经退回到凉亭休息。
有山必有泉，早上的转悠让我们发现：随栈道往西的两峰之间，有一眼小泉。泉水的源头已经枯竭，但是被冲积出来的土坑里，大约还留下一个十米见方的水池，因未遭污染，虽浅却仍显清澈。我们在凉亭一直歇到了天黑，觉也睡足了，饭也吃饱了，再将箱子藏到大树后面，这才摸黑启程。一路下只收获了十来个矿泉水瓶，但我们仍然从中看到了希望。
之后我们来到那片水池。月光透过树倒映在在水池中，冰凉的水汽笼罩着恐怖的雾霭。我们壮着胆携手来到水边，先掬了两口喝下，然后便张罗着让杨帆洗头。我用矿泉水瓶舀出几瓶水，淋向她粘腻的发际，杨帆发出咝咝的冷颤声，同时又感到快慰的冲刷感。用了整整五十瓶水，杨帆的头发才稍见柔顺。然后她依葫芦画瓢，又用二十瓶水洗却我头皮的麻木。洗好头的我灵感四溢，便建议道：“我们洗澡吧！”
杨帆点头应允，但见她褪下衣服，美丽的胴体在黑夜中如一朵娇艳盛开的玫瑰。我将一瓶凉水倒下，“啊……啊……啊……”杨帆尖叫着蹭进了我的怀里。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冲动呢？！杨帆赤裸着身体水淋淋地扑进我的怀里，还不依不饶地娇声道：“你快脱衣服！”我被她色情的语调迷惑了，三下五除二脱得干干净净。
在荒山野地，我与杨帆发生了第三次交融。这一次我们以泥土为床，苍天为盖，水池为乐，良久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起初我们是被彼此赤裸的身体勾搭得心猿意马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则是慢条斯理的，用两具欲望之外的裸体，相见于我们的人生，相融于我们的苦难，相触于我们的逃亡，相拥于我们的灵魂。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身体的温度超过了外界所有的寒冷，我们已经在水池旁，私定终生。
我们用双手，将对方身体的每一处污垢擦拭得干干净净；我们用嘴唇，将对方灵魂的每一段污浊亲吻得晶莹剔透。
神清气爽之后，我们又翻寻了几个垃圾箱，收获不多，总共也就二十来个瓶子。饶是如此，第二日清晨，我们还是在废品收购站拿到了在遵义的第一桶金：三块五毛钱。我们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那包子实在是香极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至少不会饿死在遵义了。但包子中的那点肉刚一吃完，我们又看到了生活必须面对的惨白：拾瓶子最多也就能凑够饭钱，哪怕我们再节约一些，一天存两块钱，等攒够到浙江的车费，估计也要一年半载。在亭子里过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夏天有蚊虫，杨帆就被蚊子缠上了，这些母蚊子对杨帆的天生丽质嫉妒得很，对我倒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冬天更不必说了，绝对能把我们给冷死。
流浪在这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另择他路。
但在想到更好的方式之前，我们还得继续拾瓶子。这一天，我们打扮成小两口，手挽着手在小区街道转悠。没有人敢来仔细辨认杨帆，她此时的气色、打扮与通缉令上的照片已经判若两人。再说牛高马大的我还在旁边呢，谁会冒昧地当着一个大男人的面，去细细打量一个女孩子的模样？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垃圾筒，斜眼朝里望望，心中记下其间宝贝的多少。如果发现地上有一个瓶子，我就假装用新新人类的不羁，踢它，踢它，将它踢进我们所能找到的花枝间。此外，我们还在滨河公园旁瞅到一块挺粗的赤铁，它将杨帆的心都快勾出来了。那地方人挺多，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杨帆突然拥抱，畸形地用脚拂啊拂，把铁块拂到大树后。在别人还以为我们会在大树后做出更激烈行为的时候，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铁拾起，欣喜若狂地装进荷包——它至少值两块钱，二十个瓶子呢！
然而就在杨帆为这块废铁抿着嘴偷笑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劫难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用特务般的身份搜寻了一上午的垃圾，我们回到了亭子，准备睡上一个下午，晚上好带回那些战利品。杨帆到附近的树林“小解”去了，我饥肠辘辘地转到大树后面拿食物。
然而，箱子不见了！
我的喜悦僵硬在脸上，整个人如遭猛烈一击，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杨帆急得都快哭了，她后悔莫及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