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我有一笔不菲的存款，我还能写文章，赚许多稿费，我绝对有能力让小帆过上幸福而安全的生活！”说完这些话，见我依旧木然不动，蔡小田信誓旦旦的口吻，变成了一种苦口婆心的说服：“何况，你还有夏雨，她一直都很喜欢你，我这表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
在他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试图理智地思考：我是尊重蔡小田的，他是我梦想中最贴近的明灯；我是热爱杨帆的，她是我生命激情的全部。至于梦想、父母、夏雨，都令我长时间地难以选择。
许多形形色色的“曾经与将来”，汹涌澎湃地撞进我的思绪，令我脆弱的大脑不堪重负。就那样痛苦地寻找了许久，我这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问：“杨帆真的喜欢你吗？”
蔡小田怔了一怔，说：“她，她当然喜欢我。你也听到看到了，小帆和我在一起非常的快乐，也只有我才能够让她继续快乐地活下去。”
我的心痛痛不已，我的眼泪流不停，我知道蔡小田说的全部都是真话。我想到杨帆那脆弱而又戏剧的生命，她是该属于舞蹈、属于自由、属于野性的，而我的确不具备热爱她的资格。也许真的只有蔡小田，才能用财富与实力来改善她的流浪生活，而与我在一起，杨帆只会永远吃苦受累。当时我内心复杂，我不得不承认，蔡小田高超的语言让我人生的天平，倾向了自私的生活。我甚至觉得，杨帆已经找到了她所要的真正爱情。
我抬头看看蔡小田，在他的口沫横飞中，脸上的癞子仍然在止不住的颤动。我是不是该可怜我所尊重的人物，成全我所深爱的精灵？
就这样，我轻易地放弃了杨帆，放弃了曾试图用生命、友谊与梦想去换取的爱情。那时候我刚跨过二十二岁的门槛，第一次感受到成年世界里不得不面对的残忍与现实。我深知自己拥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我拥有着让深爱的人过上更为幸福生活的义务。我放弃的唯一砝码，就是要求蔡小田尽他最大的能力，保护好杨帆的生命安全。最主要的，是能够让她走向舞台，哪怕小舞台也好。蔡小田为难地想了一会儿，又认真地说没问题。
达成协议之后，他领我沿着另一条小路下山，途经一座木板吊桥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在上面伫望。蔡小田递来一支烟，问：“你还要不要回去看看她？”
我说：“不了。记住答应过我的话，要好好地对杨帆。”
“嗳！”然后他又问：“你现在到哪儿去？”
“回家。”我把燃了半截的香烟扔进山谷，说：“我感到很累，我想给赵一平烧一炷香。”
第六章 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
蔡小田为我买了下午四点的车票，又买了些车上吃的食物，就忙着帮我回去取箱子。
坐在嘈杂的重庆火车站，我感到大病初愈后的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一个农村妈妈旁若无人地掀开了衬衣，小孩子眯着双眼贪婪地吮吸；一个老奶奶惶恐地牵着老爷爷的手，老爷爷背着乌黑的帆布包，尽显世事洞察；四个打工仔围坐在地上打牌，疯狂地叫骂，友好地分享着劣质的香烟；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坐姿优雅，懒懒翻阅着几张报纸；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妇，甜甜蜜蜜地嚼着话梅，惬意非凡地谈笑风生；一个不修边幅的青年，背着一个硕大的旅行包，双眼火热地盯着一张流浪地图；一个面露焦急的姑娘，不断翻查着手机，又不断向外张望；一个搬运工顶着旅人庞大的包裹，拨开层层重围往里挤……我和他们乘坐同一列火车，抵达同一座城市，却走向迥然不同的幸福或痛楚。
火车站张贴着杨帆最新的通缉令，两位威严英俊的警察，手持着杨帆的照片，向行人一一对照。此外还有几位神秘的便衣，游走如猎鹰。饶是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迫切地希望能再见杨帆一面——或许明天他们就会离开重庆，逃向苏州一个无人知晓的世外桃源，我们将永远无法相见。一时之间，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苍老无比。
但提来皮箱的只有蔡小田，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句：“杨帆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蔡小田尴尬地笑了笑，说：“小帆在睡午觉，我没有叫醒她！”——眼前的蔡小田已经被爱情的功利熏陶成龌龊小人。
火车载着疲惫的我奔向了久违的故土。透过污迹斑斑的窗玻璃，我看到日渐逼近的窒息黄昏下，稻田在朦胧的炊烟中静默。哐当哐当的声响刺激着我敏感的双耳，我体味到心的疼痛与处境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我失去了最好的兄弟，失去了最爱的情人，更失去了最崇拜的偶像。以后的成功将不再有兄弟的酒杯，不再有爱人的温存，不再有偶像的赞许。我就在这种支离破碎的伤感状态里，被列车驮向了故乡的黑夜，驶向了我最原始的成长状态，我多想伏在那个放风筝的山坡上，放声大哭……
颠簸一夜，清晨抵达。麦子收获的金黄里，我仿佛看到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翠绿绿的麦苗扑面而来。不知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下，到底还埋藏着多少颗未曾生根的瓜秧，多少个未曾实现的梦想？母亲看着憔悴的儿子，不断唠叨着生活的琐碎；父亲面色凝重地吸着烟，他的思绪飘到我的工作问题之上。
我走过山坡，来到河畔，钻进山洞，爬上桑树。然后，我继续走过田埂，走过竹林，走过金黄的小麦，走过茁壮的玉米，走过繁茂的野草，走过馥郁的树林，走向赵一平崭新的坟墓。
赵一平的安息之地蜷缩在三座旧坟之间：上边是他奶奶，左边是他妈妈，右边则是他的爸爸。还记得儿时清明节祭祖，我常和赵一平到坟地上捡鞭炮，那时赵奶奶还没有死，赵大爷却已经悲观丧气。他先在儿子的坟前跪拜，又在儿媳的坟上磕头，一点都没有长辈应有的作风。然后便见他轻轻地摩挲着两坟上方的空地，对赵奶奶说：“把我埋在这里。”
后来赵奶奶先他而去，赵大爷将“风水宝地”让给了老伴，舍而求其次地指着三坟中间的一小块空地对赵二叔说：“把我挤在这里也好，挡风！”没想到今天，赵一平的骨灰，沉睡了赵大爷的最后一块安息之地。赵一平的坟就像一个畸形的椭圆，坟上的新土与三位亲人的旧土相依——他永远地沉睡在亲人的避风港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躺在赵一平的坟前，像用于祭祀的猪羊。微风呢喃，野草渐长，生活的孤独凄凉让我再一次想到永远这般沉睡下去。我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忙碌的蜜蜂，悠闲的蝴蝶，嗡嗡的蚊虫，狡诈的蟋蟀。透过这些类似的意象，我看到赵一平在阳光里奔跑，那只被我们加了十根尾巴的风筝，扶摇直长；我们“逮捕”蜜蜂，往透明玻璃瓶塞满鲜花，以期待第二天收获一大罐的蜂蜜；我们在炎炎烈日中赤裸脊背，在混浊泥浆中捡起可怜的小鱼，也拾起了恶心的蚂蟥；我们在河汊子里游泳，清凉的河水将酷夏的烈日阻挡在外，我们将刘义的裤头藏起来，坐等他歇斯底里的求饶；我们拿着自制的弹弓、神符、打狗棒，“浩浩荡荡”地前往鬼气凝重的古屋，却被一条小蛇吓得抱头鼠窜……
回忆成了不可再现的一阵风，不管我怎么叩击大地、挥刺天空、捣鼓河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再来。赵一平永远离去，刘义外出打工，其他快乐的载体都被生活的困境吹拂得支离破碎。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我沮丧。
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刘伯伯，他对赵一平的死唉声叹气良久，又对赵大爷、赵二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当我问到刘义的情况时，刘伯伯马上变得兴奋异常，他说：“你们三个一块长大，我崽不喜欢读书，我就常拿你们俩作榜样骂他。可他却偏不听，一心只想趁早找份工作。我说：‘你没文化咋工作？’他却说：‘文化是狗屎，越学得多吃的屎就越多！’于是就退了学到县化肥厂去打工。后来你们考上了重点大学，我又骂他：‘文化是屎？小峰和一平吃屎吃进了大城市，你不吃屎怎么还待在这旮旯儿？’我也就想骂他，我和崽他妈都是农民，我崽在化肥厂挣五百块钱一个月也知足了。没想到我崽竟赌气和化肥厂的两个人走了，我和崽他娘急啊，到县里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却都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崽被人骗了，谁知三个月后崽却打电话到村上，说自己到浙江找了份工作，还给我寄了一千块钱！”
“那他干的什么工作？”我颇有兴趣地问。
“不晓得。前年他给我寄了八千块，去年是一万，家里欠的钱也还清了，我就叫崽别太节省，不要把钱都寄回来了。我说这出门在外的，要多买几件衣服打扮打扮，多吃点好东西长好身体。谁知崽却说他有钱，说还有一半的工资都没寄回来，他现在都有手机了，还有女朋友……我高兴啊，小峰，你们还在读书，经常往家里要钱，但我家的崽儿都能往家里汇钱了。我算了算，崽的工资至少有这个数。”说着刘伯伯不无骄傲地竖起了两根拇指，继续叹道：“今年春节你们都没回来，但我崽却回来了，穿得，啧、啧，就跟镇长差不多，抽的烟都是十五块钱一包的！什么派头？啊，我养这个儿子也不白费！我可知足了，崽寄回来的钱我也不乱用了，我给他存在信用社，到时他结婚我要请一百桌，哈哈，一百桌……”
刘伯伯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问：“刘义手机号多少？我有空得向他请教请教。”
刘伯伯突然灵机一闪：“对呀，你现在找到工作没有？”我尴尬地说：“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
入三岔路，车速慢了下来，但见惨淡的车灯，照射着清淡的泥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启口问道：“杨帆怎么了？”
蔡小田双臂剧烈地一抖，重心失衡，车往左边的山崖倒去！刹那间蔡小田用力右倾，多亏泥土的黏稠，车才倒在路与崖的边缘——我们竟然差一小点儿命丧山崖！蔡小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