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滨）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定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耍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被他折腾出声音，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的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山歌天上来（5）
记者后来没有采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糊涂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四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急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他的气焰。他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里？”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起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长矮了。”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音矮”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也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音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寅的作品在地区大赛中出线，虽然在最终的评审中，被说成“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没有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失去了获奖资格，但音乐圈子里开始流传毛三寅这个名字，还有他有点奇特的来历和习惯。同行们都在向柳老师打听老寅，包括《犁田山歌》是如何来自他谷酒狂灌之下的清醒。有一种说法传出了县又传回了县里：那一天雷雨大作，又停了电，老寅到了交稿限期的前夜，从被子里钻出来，把四张竹椅子换来的钱，全部买成了酒，三大瓶立在油灯前，如同供上了三尊菩萨。
他正襟危坐，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扯开了一张报幕员登台时的笑脸。他其实没有笑。同他处久了，才可知道似笑非笑就是他酒力发作的表情，是饲养员准备工作的常规表情，只要有了这种表情，就有了主人面对音符崽崽们的现场感，有了面对油灯后面一片黑暗的激情，肯定乐思如涌，怎么写都来神。
地区文化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以前的手风琴手，对音乐有点发烧，亲自就音乐创作召集过一次讨论会，让各县的音乐主创人员参加，还特别点了老寅的将，说“那个酒癫子不要漏了”。荒唐的是，老寅不识抬举，居然不知道这次机会何等重要，把自己一个小娃崽带去了那种场合，据说是这次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看火车。他们摸到火车轮子的时候，刚好火车一声大叫，吓了他们一跳，父亲就说：“你看这家伙还怕挠痒痒。”这是娃崽报道的故事。那娃崽一看就是个上天入地的种，在会议室里跑进跑出，嘀嘀哒地狂叫，一下撕坏了报纸，一下撞倒了茶杯。大概是看到大楼外的其他孩子抱着布娃娃，他善于学习，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块木板，兴致勃勃地给木板喂水，扶木板走路，给木板抽尿，抽得自己的尿急了，便掏出小鸡鸡当着局长的面抛出一线黄水。在此天下大乱的危急之下，老寅完全不像是一个爹，不加以管教和喝斥，也不知拿一块糖来稳定局面，只是在旁边打哈欠。虽然后来扯上了儿子的裤头，但地上已有了热腾腾的尿渍，实在是不像话。
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着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副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山歌天上来（6）
“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了。“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一句，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走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吗？”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嘛。”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嗤嗤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啊。”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前仆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吗？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口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五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副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发现自己闯了什么祸。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啊，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哼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小奸小坏，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做“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能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为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癫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倌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癫，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上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觉得这硬是胡来，民歌民歌嘛，从来都是啷咯哩咯啷，宮商角徵羽，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山歌天上来（7）
老寅大概还记得她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奈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说什么？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嘛。”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啊，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难听死了。”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呵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呵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而去。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啊，好有学问的人啊，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两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对方的鼓励下，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