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胡搅蛮缠，而且可能对我们下面的合作产生副作用——我们的做法太不给他面子了。随后的一切证明我完全错了。Pete他们不仅很快完成了工作，而且依然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们。
尽管我在悉尼有过两年的留学生活，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在哪里学校都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随后紧张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回味Pete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但是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留在了我的心底，悄悄地引发了我的转变。我开始认真地观察美国人，思考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心中的偏见开始一点点消融。我开始逐步了解美国人的文化和行为特征，开始向他们学习用新的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与人相处。几年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Pete的启示”，讲述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Pete的启示
1993 年圣诞节前；作为一个合作项目的副主管，我与领导和同伴来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始了与美国一家著名的国防电子公司的合作。刚刚安定下来，中美双方公司的人员便迅速组成了项目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双方的工程师却出现了争执——都认为应该是对方负责电路的设计。异常紧张的项目突然陷入了停顿。事实上按合同规定，这项工作应该是美方的责任。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华裔项目经理。他看过合同后说：“嗨，这种事在美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了”。随后他将美方的主管工程师Pete找来，将合同请他看一下。Pete看过合同之后，二话没说赶紧去工作了。此事也没对我们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响。双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件事当时并没有让我特别留意。相反，第一次与美国人共事的我们，尽管与对方相处的十分友好，但是我们在背后却常常表现出了对美国工程师的轻视。普通的美国人确实有些像大孩子，头脑比较简单，好像不如我们的工程师聪明。
半年之后，完成了样机的试验我们回到了国内，开始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准备。同时我也成为了部门的负责人。又过了半年，我对管理工作的困难有了许多的切身体会。在一次从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飞机上放映了一个史泰龙主演的电影。影片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性格简单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忆起了Pete 的事情。我不禁问自己：如果Pete是一个中国人，他会那么痛快地服从合同的规定而又不影响下面的合作吗？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伤害？甚至认为是我们故意和他过不去？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别，实在不应该成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以为然的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举世公认，可是她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基本素养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使得我们与那些我们认为并不聪明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像是龟兔之间的赛跑。
美国人的普遍的单纯，自然有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彼此的无端猜疑，少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内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够就事论事，而较少发生意气用事和情绪化的冲突；在个人行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个性”，更容易服从规范的管理的约束，在整体上保证了大规模协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和情绪上。而这正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的文化社会基础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国可能由于历史的悠久，人们的心理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相当强的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敏感，多疑，内向和多变。在相互交流时，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旁敲侧击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的情况少；在工作中，横向攀比的多，按客观标准行事的少；在做事的过程中，喜欢不分场合的标新立异，不容易保持持久的专注和服从管理规范；工作的业绩表现，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的正常发挥。这些问题，在聪明，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身上表现的有时更为突出。
几年来，在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的团队。随着经验的积累，我逐步通过从小事和容易处理的事情开始让大家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公开，透明和平等的内部沟通，工作和评价管理规范。这使得我后来带的团队成员，逐步适应了抛开个人喜好去就事论事，将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而不是背对背的议论和猜测的共事原则；面对工作中出的问题，团队内部员工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评；部门的内耗明显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许多默契；员工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趋于客观，心理的稳定性得到改善。为了更有效的建立和实行平等，开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员工一样，在开放的办公室的普通工位里工作。有人认为我这是故作姿态。事实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则，对下属永远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力。那些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种“简单”和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员工，则陆续离开了团队。
应该讲，人的心理结构的改变，是相当困难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见到效果。在一次部门会议上； 当我明确要求员工今后不要将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带到工作中来时，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员工当时就跳了起来，认为这个要求太高，至少短期内他自己做不到，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正确的。理念的认同和现实的行为，常常有着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差距。但是，我们这些IT企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在经验，资金和技术积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优势，如果在人员基本素质上再不如他人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参与竞争？许多基本素质的提高，是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完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管理人员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为我们培养出一代适应未来竞争环境的新人。
现代工业发源于欧洲，繁荣于美国。美国还奇迹般地造就了影响全球的信息产业。百年以来，它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而且与我们相比——美国很多人自己也承认，它确实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但是如果不承认其社会基础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对其百年的繁荣强盛所起的核心支撑作用，那几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现代经济是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的。评价文化的优劣，实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当我们必须面对现代经济带来的国际化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我们是否具有了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没有选择，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来回避——那样做唯一的作用便是浪费我们自己发展的时间。
第一次惊吓和乱中取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项目总体上在按预期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项目计划，为了保证大家工作的有效配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碰头会，检查进度，布置任务，协调工作。然后大家分头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在大学我是学雷达的，对电视可以讲是一窍不通。因此我便承担了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车熟路。
尽管没有大问题出现，但是由于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紧张的任务，而且系统的核心芯片的设计，是TRW的人员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时看到进展。其实即使我们能了解，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设计芯片的经验，也是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依然忧心忡忡，看不出来我们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依据在哪里。
1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2月4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客户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
在他和Pete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但是在中间却莫名其妙的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Mitch叫道，他是芯片设计的负责人。瘦小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Greg站在一旁，右手支撑着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脸深沉，双眼凝视屏幕，一言不发。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覆盖在屏幕上。
这时谭自强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黑影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应该没有猜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电视技术多少有了一些认识，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信号，要远比看似神秘的雷达信号复杂。有了这点可怜的基础，我费了一些时间，听明白了谭自强对问题原因的解释。我感觉他的判断是对的。
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空气凝重而压抑。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谭自强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倒是相当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发。最后，除了一位TRW年轻的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谭自强的解释。时间已到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睡眼朦胧。周博士准备收场。“我也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这句话我怀疑是他自己谦虚）。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谭自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
这便是典型的周博士的性格，关键时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担后果。他第一次进大陆之前，是在香港出差。当时他面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如果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将被美国政府终身取消在美国从事国防机密研究的资格；如果不进大陆，自己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梦想将无从开始。在香港犹豫了两天的时间，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2月2日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这次可真的紧张了，万一不成，绝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这个项目命运的问题。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其他人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全面测试。测试表明系统实现了所有预计的功能，我们终于取得了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能够完成的任务。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
当周博士和Pete把样机展示给北京的客户的时候，客户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1993年11月听周博士讲，他会在1994年2月初完成样机研制的时候，他们认为周博士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甚至有人认为周博士是一个国际骗子。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经过周博士的推动，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混乱”状态下，竟然像变魔术一样完成了！这一切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地描述的。世界上的事情，竟然可以这样做，我大开了眼界，也对周博士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个项目立项时，他便多方游说，统一了双方的意见；在项目的进行中，他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尽管心存疑虑，却依然在无形的压力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周博士就好像是一个功率强大的推土机，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一往无前，冲破一切困难和障碍。在此之前，我的信念是，越复杂的事情，事先越要周密的策划，只有近乎滴水不漏以后，我才会开始行动——事实上常常是没有行动。而这段经历，使我猛然发现，做成一件事情其过程竟然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
当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原因会有很多。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的，你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困难；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无法预计，而心生畏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战胜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未来的不确定性，应该成为我们发挥自己潜力的舞台，而不是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
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计划的周密性永远是相对的。我们更要做好准备在实践中去学习，在困难中去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周博士的领导下，我初步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如何适度地把握计划的周密性的感觉；生出了一种勇气，一种面对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险境，不回避，不空谈，而是去果敢行动的勇气；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是成就事业的基本规律；催生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能把一个平凡的想法变成现实，远比仅仅产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
台湾来的天才博士
周博士当时年近不惑，中等身材，粗壮微胖，一副近视镜后面是一对小眯眯眼。可能由于大脑过于发达，头发已经稀少，确实给人一种充满智慧的感觉。他精力过人，当时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对周博士的敬意，使我自然产生了了解他的兴趣。经多方打探，知道了大概。他生于台湾，家境并不富裕。为逃避台湾的兵役制度，后去新加坡读了一段中学。中学毕业到美国读大学。为了给家中节省费用，保证妹妹不致中断学业，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读完了大学本科。这是一个我至今还从未听到过其他人能够达到的纪录。博士毕业后，他便进入TRW工作。中间曾和朋友创业，公司成功，但他却又回到TRW。不过创业的梦想在他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我曾经和他经过那家他参与创建公司的办公大楼，看得出，他在望着那栋大楼的时候心中颇不平静。
在TRW，他是位置比较高的华人。我好奇地问Pete；作为一个华人，周博士何以在TRW这样一家大型国防企业中脱颖而出。“Well，I cannot give you the details ’cause we are a defense pany（我不能解释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国防企业）。”Pete告诉我，“But I can tell that he once did something that nobody believed it’s possible（不过可以告诉你，他曾经做成了一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Pete讲的周博士的这段经历，尽管略去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对我的价值观影响非常大。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你认为自己优秀，就应该去做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直接导致了我后来面对各种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1996年的时候，在向一个朋友请教问题时，他对我讲：“弄斧一定要去班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固化的时候，能够与一流的高手共事过招，我认为意义极为重大。回首往事，我非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