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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书记制度，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从重生大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就准备好了对文管集团宣战！只是，他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他是一个有城府的人！
宋太祖说：“永不杀文人！”
然而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己在上一世就说过一句名言，“是文人，皆可杀！”
同是帝皇，为什么对待文人得差距这么大？
关于宋代和明代对于文官的态度，更应该归结于两朝的皇帝问题。宋明两朝都是重文轻武的国策，但宋代是中央要员兵变得的天下，而明代是白手起家造反得的天下，对于武官的恐惧不可同日而语。宋代是惧怕，明代是警惕。所以宋代就十分注重对文人士大夫的笼络，给予政治上的优待和人格上的尊崇。至于明代，重所周知，明代是一个流氓建立的朝代，草菅人命，以后又基本上各个都是杀人如麻的皇帝坐朝。对于人的生命根本就不重视。至于崇祯皇帝的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未完待续。。）
第0831章 文官集团
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明代的末代皇帝，他接手的的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清代溥仪皇帝外接手的最烂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党争。如东林党和宦党，齐楚浙党。
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手里，中央官员基本不工作，整天都是互相倾轧，这对于像崇祯皇帝这样一个一心想当中兴之主的人来说是十分愤怒的。
所以，在上一世，崇祯皇帝朱由检也说过群臣误我的话。
一个人一心希望众人跟他一样，但整个天下，似乎就只有他一个人着急，这个人即便是急白了头发，急坏了心肝，又有什么用处？
门阀制度兴起于汉代，兴盛于唐代，灭亡于宋代。
宋代的文人地位比明代高了不是一星半点，宋代皇帝讲究与士人共治天下，这有点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的味道，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比较好，皇帝出错了，文人都还可以发牢骚。
犯了重罪，不过是流几千里，很少杀人。
明代不同，中央集权很严重，宰辅一职革除，文人集团的政治力量不能发挥，这一切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宗，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工作狂所赐。
当然，这种情况到后期有所改观（出现了大学士参政以后）。
但是，不管如何，像方孝孺因为“谋逆”而诛十族的事在宋代时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宋明对待文人集团的态度之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决定的。
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
崇祯皇帝朱由检从来就不信太监亡国的那些话，太监当权，只能说皇帝无能。而太监再怎么跳的高，这太监的权力，仍然是属于皇权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比文官集团当权，比权奸掌权的危害，要小的多！
皇帝可以将一个大太监杀掉，就可以让财富回流，而整个文官集团就不同了，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控制的集体，而是散布天下！
拔出萝卜带出泥。可以说，封建制度本身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后来的满清能存在那么久，这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现代的时候，一直都想不通的一个道理！
崇祯皇帝朱由检很清楚，明朝本身就是完于一个强势的文官政府，这个文人阶层控制室了一切，就是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灭亡。我还有个发现，凡是被文人歌颂的时代，都不是什么好的时代；而被文人痛骂的时代，对底层人民来说，却不是什么太坏的时代，有的时候却反而是个不错的时代。
为什么呢？去收税的是文官！ 地主士绅不交税，上边收一，下边收一百！清代雍正之后，摊丁入亩什么的一搞，农民负担不是很重。
大明英宗皇帝第二次登基，几个大臣带着走回皇宫，就登基了。然后，开始了大明文官一统天下的时代，成化年间更是加重了这种局面。孝宗皇帝时期史书都说国舅贪张枉法坏事做绝暗无天日什么的，但是李梦阳追着国舅打最后国舅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正德年间太监和武将势力终于有点起色，结果正德莫名其妙就落水了，落水之后回京他的心腹都被关在皇宫外面，相见正德都见不到他。
后来想想嘉靖万历死活不出宫也不是没原因的，相对于魏忠贤、刘瑾、王振等人，宦尚有王岳、徐智、范亨、覃昌等皆为一时忠良廉靖更有文雅如萧敬，谨厚如陈宽，忠谠如何文鼎，廉洁如金安，耿介如兴安，知人如金英，持正如怀恩，刚勇如张永、节义如王承恩者还有张宏修身自守，田义无私至公，陈宏以圣贤道理为准则。对比一下，太监们出坏人的概率等于文人们出清官的概率。
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爷的手里，国家反而得到了相对的稳定！至少，大部分地方是稳定的，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是一种古怪的平衡！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可能跟万历爷一般什么都不管。
但是，历史是文人书写的，文人们把天下治理着治理者就把天下治到自己家去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理学兴起在宋朝，被当成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则是在明朝。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明朝皇帝面对这群时刻以捍卫“天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难可想而知。汉唐宋三代都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由于文官集团是帝国的支柱，明朝皇帝又不象清朝皇帝那样能依靠旗人，所以在整个十六世纪，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一直在别别扭扭中展开。由于皇帝拥有行政权，而文官拥有话语权，两者的斗争异彩纷呈，格外好看。
四位跟文官斗得热闹的明朝皇帝，他们是：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正德皇帝诞生了。由于孝宗皇帝只有张皇后这一个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来不到半年就被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其相貌奇伟，面质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这个儿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张皇后的溺爱。朱厚照少年时喜欢骑射，孝宗想治国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没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叫到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并亲自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后，年仅十六虚岁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点乐子。文官集团马上来了精神，奏折如雪片似的飞来，大学士刘健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了个精装版，主要有五条内容：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
然后，几位老先生把这份精装版奏折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郑重态度交给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时间，又去行乐，另一位大臣杨守随立刻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可怜的人，他一定没有读过《汉书》的《孝武本纪》，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为。
文官集团拿已经听腻说教的皇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边有小人，必须除掉这些人，国家才能生存。”（未完待续。。）
第0832章 与张居正的不同
崇祯皇帝朱由检比较推崇的是张居正的改制！
明神宗继位时，年纪还小，国家大事完全由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张居正实际上行使了皇帝的职责，他可以指挥东厂和锦衣卫对贪官污吏进行调查；随时可以用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权力进行惩罚。还对以往独立的都察院进行控制，以避免以前弹劾奏章满天飞的情况。
他不但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人，还派人清量全国土地、创立‘一条鞭法’，而且利用科道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张居正要求政府报告中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按时解决。他要求富人的欠税必须全部征收，盗匪必须全部捕获。还要求中央政府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没有完成的公务，不然长官就要受罚。
总之，张居正就象凤姐掌管宁国府一样，在不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前提下，通过施加压力，使明朝的国家机构以惊人的高效进行运转。同样，他也受到过惯了好日子的官僚们的憎恨。
就在张居正励精图治时，万历皇帝由孩子变成了青年，这个在宫中的皇帝，有一次去慈宁宫，遇见一个宫女，宫女连忙向皇上请安，神宗叫她起来，见她面目端好，举止幽娴，问她姓名，宫女说她姓王。神宗仔细端详了一会，向她要水洗手。宫女端水过来。神宗见她双手苗条洁白。就叫周围人都下去。然后就有了一次欢愉。
万历皇帝和其他任何人没有想到，这件事在将来会深刻地影响整个明王朝！
几个月后的一天，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突然命令宫中设宴，连陈太后（穆宗皇后）也一块前来入座，和神宗一起吃饭。席间突然说：“宫女王氏蒙皇上临幸，已经怀孕。神宗听了闹了个大红脸，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没有此事。李太后却把内起居簿录扔给神宗说：“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无可抵赖，只好册封王氏为恭妃。王氏的孩子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不久张居正死了，官员们象拉车的马一样被他拿鞭子驱赶着累死累活工作了十年，早就怨气冲天，纷纷上奏折弹劾张居正作威作福、虚伪狡猾、霸道专横。这些大多不是事实，但正所谓“慌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加上万历想起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曾经强迫自己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过着俭朴生活。而老师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时，再也忍不住了，神宗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张居正的长子也被逼自杀。同时。下诏公开指责张居正的罪恶。张居正的‘罪恶行为‘于死后被揭发对万历皇帝有深远影响。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宠爱的郑贵妃。
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
开始，万历皇帝曾经想象张居正一样亲自掌管天下大事，但神宗很快发现，二十岁的自己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御史们在奉旨清算张居正追随者时，胡言乱语地给任何自己看不惯的大臣扣一顶‘张党’的帽子，最后连万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皇帝任命的人都不中他们的意，都是贪官污吏，那他们推荐几个清官和忠臣呀？”这些以忠诚勇敢闻名的御史们哑口无言。的确，除了指责别人外不做任何事的人永远不会出错。
万历皇帝很快对国务感到厌倦，但真正导致明朝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是‘争国本’（立谁为太子）事件。 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无疑是郑贵妃。传说郑贵妃父亲因为家里贫苦，曾将女儿许给一位秀才做妾，临别时父女相对抱头痛哭。秀才好心，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不要人，也不索还聘礼。郑贵妃感激万分。入宫得了宠幸，就告诉神宗说：“妾非某孝廉，哪得服侍陛下？”神宗就把秀才提拔为县令，几年后又当上了盐运使。
郑贵妃活泼大胆，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曾对皇上撒娇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的确，神宗总的来说是个宽厚的人。在他统治时期，很少让厂卫特务骚扰官吏和百姓。
郑贵妃生子后，万历皇帝立刻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官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因为皇长子常洛已经五岁，生母王恭妃尚未加封，而郑贵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明显见得郑贵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以尊宗庙，重社稷。
万历皇帝软弱无能，不敢公开说明他的意图，找出种种借口。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是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权力，不容许别人插手。但文官们不肯罢手。神宗在和大臣们往来争辩之际，又突然别作心裁地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万历皇帝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全都无效，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以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这时郑贵妃父亲郑承宪为去世的父亲请封，神宗准备封他个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父封伯爵的故事驳回，神宗只好自己拿五百两白银给爱妃父亲了事。
文官们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两个皇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乃至亲友九族。
如果神宗是永乐那样的枭雄，他可以用屠杀让文官们闭嘴；是弘治那样的君子，他可以巧妙地将文官们的意见转向；是正德那样的嘻皮士，他可以根本不考虑文官们的意见；是嘉靖那样的自大狂，他可以提拔新人来支持自己，但他都做不到。
立谁为太子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万历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已经提升了幼子，却又承认长子继承权不可违背。优柔寡断的神宗采取了逃避问题，不敢面对矛盾，终于，他想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方法。
要是像这样，整个国家的发展，全靠出一个能臣，出一个能干又贤明的帝王，就像是在赌博一般，张居正即便是再有能力，再能够看穿整个大明发展的主要方面，找到症结所在，他也毕竟仅仅只是一个人！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改制就是皇帝主导的，这从本质上就跟张居正的改制有区别，更何况，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眼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