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孙慎行和王永光，还有皇帝新近圣旨招入中枢院内阁的侯恂，四位老臣彼此都是很熟悉的，面面相觑，不知道皇上要干什么？
孙慎行今儿可是准备好了要当殿撞死，以死来护卫大明传承了二百多年的律法，整个大明的纲纪，在孙慎行的心中，比天还大，在万历朝，他就曾经抬着棺材直谏。
“现在，二十两银子也买不到一石粮食。大明贩卖粮食是最赚钱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淡淡道。
众大臣们都有些了解皇上的脾性了，毕竟经过了一年多的磨合，君臣之间，已经不像是去年一般的陌生。他们都以为崇祯皇帝朱由检肯定一上来就是要说新法的事儿，没有想到皇帝居然只字未提。
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等于一千铜钱。有一种说法是明朝是因为国外输入的白银太多了，导致经济出大问题，最终亡国！荷兰和西班牙输入了大量白银，早期经济战争！！！
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就是377。6斤。（未完待续。。）
第0710章 铜钱
崇祯皇帝朱由检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到新法的事情，而实际上，自从昨天将王承恩派出去，让他去亲自负责了弄库利南钻石的原石的事情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整个人就像是醒了一般，执政的能力，和执政的耐心，瞬间就恢复了，甚至比刚刚重生的时候，状态更好！
人不怕低潮，不怕消沉，就怕没有了热诚，等到有了热诚的时候，却忘记了该怎么做，该怎么飞，想飞就能飞，还能够飞的高，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争气！要争气！
崇祯皇帝朱由检今儿压根就不想再提新法的事情，他知道，提也是白提，既然他让女官上朝，就等于已经迈出了新法的重要一步！何必要让这些老头子们点头承认他的新法呢？他要加快速度，尽快的让大明的高级官员们多起来，用自己的那些各地从九品们，用周延儒这帮人，迅速的将这帮老臣们给顶掉，他已经让这些个大臣们都知道了自己的新法，只要今后都按照新法去做，便也就是了！何必要他们点头承认呢？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政治手段，至少是一个省长的水平，他不信以他在两世为人所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不能够帮助他完成大明帝国的复兴！他需要的仅仅是耐心！
耐心，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耐心的人，将一事无成！
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元年（1628…1644年）1628年始铸。《续文献通考》载∶天启七年12月，户工二部进崇祯新钱式，帝令每钱一文重一钱三分。务令宝色精彩。不必刊户工字样。钱文真书。通宝之“通”字有单点、双点之分。有小平、当二、当五，又有当十型大钱四种。小平钱径一般2。45厘米（实测最大径2。47厘米），重3克；当二钱径一般2。7厘米，重3。7克；当五钱径3。3厘米，重6。2克，南都钱较轻。
崇祯通宝钱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第一个铸币高峰，而其版别之复杂、品类之繁多，尤以其繁缛的背文、含义。至今有的都难以辨识。
其间的轻重没有什么规律。钱文崇祯通宝四字，以楷写，从上而下而右而左直读。钱背有星月，也有的有奔马图形，俗称跑马崇祯。另外有一种背文为满文的宝泉二字，据说为清兵入关时所铸，也有人怀疑可能是民间私铸钱。小平、折二、折五钱背文繁杂混乱，有记重、记天干、记局、记地、记局兼记值、吉语钱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其中以光背及记地平钱为最多。传世当十大钱光背无文，若见有文者。必为伪作。另外崇祯通宝还有合背钱。
明代以白银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一般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和铜钱组成了货币主体。但明代初期曾用钞不用钱，后改为钞钱兼用，以纸币为主，奇怪的是明代只发行一种大明宝钞纸币。明代基本是一个皇帝铸一种年号钱（亦有几代未铸钱），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避讳皇帝朱元璋之元字，明代所有钱币统称通宝，忌用元宝。
大臣们都不知道皇帝为什么会将话题从通宝开始，崇祯皇帝朱由检拿出一枚铜钱，“这样的铜钱，就是制约大明经济，特别是制约北直隶，由朕亲自统辖的地区的经济复苏的一个重大阻碍！”
见皇帝并不再提新法的事情，让一大帮东林党大臣们早就想好的联合反对皇帝的策略落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新近被皇帝的圣旨重新招入庙堂的户部尚书侯恂，钱币是户部的事情，而这个时代的钱币，并不为大臣们所重视。
侯恂急忙出班，“由于与日本及欧洲间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从海外通过东南沿海流入内地。 国初虽然铸有“洪武通宝”铜钱，洪武八年又发行宝钞作为法定货币，但铜钱形制滥恶、使用不便，宝钞贬值严重，白银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的主要通货。碎银通货的便捷，使得前期由于币制混乱造成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经济得以发展。这些都是从太祖手里就沿用的古法，不可轻易更改。”
崇祯皇帝朱由检点点头，选了这个侯恂，基本也就是给东林党多了一个老臣出来说话罢了，什么都不能改！朕还没有说怎么改呢，你就先来个不能改！
“大明宝钞是大明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该纸币贯行于大明二百七十多年。明太祖洪武八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大明宝钞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宝钞分六等：壹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但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且大明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以失败告终。
明代币制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钱，且品类繁杂。大明铸钱，自大中始，开始背文纪地纪值，这是明代铜钱的一个特征，一直影响到清末铸钱。且明代钱币，一反往朝，均为通宝，而无元宝，主要避朱元璋之“元”字讳。自洪武之后又铸了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货币。
但是，现在问题的核心是，老百姓买一点粮食，就得提整整一麻袋的铜钱，又重，又多，还只能买一小袋的米，造成了钱比货物还多，还重，你说该当如何？”崇祯皇帝朱由检并不驳斥侯恂的话，而是将问题继续抛出来，这不能改，那不能改，朕就不跟你说怎么改，朕只跟你说该怎么办？（未完待续。。）
第0711章 交子
要想了解纸币，就必须大致的了解纸币在古代中国所发展的历史，和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也是崇祯皇帝朱由检这几天在反复思考之后，先不去管自己的新法，而是将重心放在了货币的改制上面，只要在经济上抓稳了脚跟！牢牢的抓住了北直隶的经济基础！他不担心这帮老臣能翻什么风浪！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个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人！
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可谓源远而流长。到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纸币——“交子”。
历史考证，“交子”最早在成都万佛寺内印制。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在2009年，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全蜀艺文志》，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金花桥侧。
二、产生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三、发展过程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四、影响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金融业在世界上的贡献。
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并留下了不少纸币管理言论的皇帝。他管理纸币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会子能保持对政府的一半的法偿能力；二是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在会子贬值时就实行纸币回笼政策。淳熙十年，当他看到新印会子的数额时，说道：“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2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朴素地反映了纸币流通的规律。由于财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会子的发行，但对会子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诫朝臣要谨慎对待会子流通，会子的发行数量决不能过多。淳熙十二年，他还表示自己因担心会子贬值，“几乎十年睡不着”3。会子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纸币，它的发行主要不是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而是为了财政的需要。因此这一年孝宗又表示：“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4养兵成了孝宗心目中发行会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多为木版或铜版印刷，与宋、元、明时相仿。票 面呈竖方形，尺幅较大，虽为二色或三色套印，但色彩单调，印刷技术并不复杂。民间多能 仿制。当时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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