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俩要是嘴馋了，就有炊事班的战士偷着给她们弄来点酱猪肝呀，香肠什么的，最没吃的还能给拿点猪肉馅来煮面汤呢。她们想逛街的时候就会有小车班的司机拉着进市里，想照相就能搞来日本照相机和胶卷，还有人帮她们洗出照片来。想看电影就能拿到一大把大礼堂的电影票，想去人民大会堂看节目都能弄来票，要是他们家里来了人，肯定要住进三招，那是高级套房，带卫生间和电话的招待所，在当时最牛的。这两位女兵比起我跟金霞来说可算是越来越神通广大了，好多时候我俩还能借她俩的光。哦，这么说不完全对，后来金霞也变了，只不过独来独往，自己又自己的朋友，而我笨的只有范春播那么一个相对熟悉的男兵做朋友，也就是讨来基本书看看比较方便。
昨天晚上，哥哥打电话来，说我那个神神叨叨的母亲早晨散步被一辆面包车给撞出去老远，送进了医院。母亲整天五迷三道地往马路上瞎跑，早晚要出问题。哥哥说，表面上看她哪儿也没伤着，大夫认为没有生命危险，问她哪儿难受？我那神经兮兮的母亲上下左右比划着告诉大夫，她全世界都难受。大夫一听她全世界都难受？肯定是浑身难受，于是留她住院待查。眼下，母亲正躺在医院里做各种检查呢。
我想请假回去，必须得说母亲受了重伤，别看天津离北京那么近，回家几天还是不容易的。想到肖文汇跟指导员能说上话，我只好求她帮忙。
开晚饭的时候一直没看到指导员，肖文汇见我心神不定地巡视着，小声对我说：“别找了，指导员在八号楼。”
“哦？他不是住家属楼吗，怎么还有机关干部宿舍的房子？”
“魏明多鬼呀，他老乡下部队没交钥匙留下的。”她把小饭盆锁进柜子里，拉起我就往外走，
我心里纳闷，怎么肖文汇对指导员的事情知道那么多，这家伙最爱偷听别人电话。
肖文汇拽起我就朝着八号楼的方向走去。大院人都知道，八号楼实际上是家在北京的机关干部宿舍楼，连队干部住在营房内的家属楼，不该有八号楼的房子。
我顾不得多想，跟她走进一层楼，她抬手敲着102 的门。
指导员的声音“哪一位？”
“肖文汇，还，还有林玫。”
门开了，我看到指导员像是喝多了酒，平日里白净的脸上泛起微红。见来的是我俩，便喜形于色地把我们让进屋子，还切西瓜给我们。快到十月了，早就过了吃西瓜的当口儿，指导员说这是阅兵指挥部的西瓜，专门给参加阅兵那些娘子军们吃的。
房间不算很大，一室一厅很整洁，窗前摆放着一盆打着子儿的君子兰，单人床上铺着蓝白条的床单，有一套简单的铺盖。墙头有个小镜框里镶嵌的是拿破仑骑马的油画。床对面的书架很醒目，里面摆放着不少世界名著，都是众所周知的，有《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有《黑格尔小传》《反杜林论》等等这类社科或哲学的书。
肖文汇是不会注意书籍的，她看不明白，也不想吃透这些书，估计她就想吃透指导员魏明怎么能听她的。我从骨子里喜欢读书人，对指导员的博览群书和这间不大房间的布置很欣赏，从这点能看到他勤勉好学和品味。这样一来，早先指导员偏向肖文汇的做法也就忽落过去了，我是善解人意的人嘛。
指导员把西瓜切好，肖文汇像到了自己家，吐噜吐噜地吃了起来，指导员又拿来条雪白的毛巾，肖文汇抻过来就擦嘴。
看见红瓤西瓜我当然也垂涎，坐下来斯文地咬了几口。因为心里有事，还是琢磨着怎么开口才能达到目的。
肖文汇一边吃西瓜一边冲着我挥挥手：“说呀，你不是来请假的嘛。”
“噢，指导员，我哥哥来电话说我母亲被车撞了，现在还躺在医院待查。”
我说话的时候，没敢看这指导员的脸，眼睛紧盯着他刚刚换下来的蓝白两色的平底脱鞋。他的袜子虽然是绿色的，一看就干爽，感觉肯定不会让人闻见什么异味。像指导员这种比我们大十多岁的男人，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神秘感。
“出这么大事情怎么不早说呀小林，需用什么帮助，说说看。”
“她想回去探家，您知道林玫是腼腆人，不好意思求人，我帮她代劳啦！”肖文汇接过指导员的话说。
“我批准，回去看看吧，这样，小肖，你也陪着林玫回去一趟，算是代表咱们连给林玫的一点慰问吧。”
“哦！指导员万岁！”肖文汇得意忘形地蹦起来。
“林玫，你先回去吧，我跟肖文汇说说工作上的事儿。”指导员说话的口气很平和，他叫我先走，留下肖文汇。
我“嗯”了一声，带上单元房的门就走出来。院子里的白杨树迎风舞动着胳膊，摇着它们细长的手指，哗啦哗啦地被风吹出一阵响动，像拂乱了的心事，像躁动的青春，我忽然感觉从指导员屋子里面出来丢了什么，摸摸口袋，啥也没丢啊！
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最近电视里正在播放巴西电视剧《女奴》，连里好几个人都看上瘾了，我也爱看，前面的插曲特别好听，我很庆幸先跑了回来。
我上了三楼，因为连部的彩电放在三楼，那个21英寸的彩电还是老女兵们在的时候用大家拔草卖的钱买下的呢。警通连合并以后，这台原来通信连的彩电也就贡献出来，原来的警卫连官兵看的是黑白电视。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了两个连部，一个在汽车队，连长喜欢驻守在哪儿，一个在通信连，指导员常常办公的地方。也难怪有人老说指导员爱往女兵堆里扎。
电视的声音很大，正戏还没开演，大伙在等待着。
金霞见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便毫无顾忌地问我：“跟指导员请假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肖文汇呢？”
“请完了。”我点着头说。
“几天？”
“五天。”
“呦……”一阵嘘声，还有个别男兵在吹口哨。
这是天津兵给假最多的天数，过去给假从没超过三天。就连八一建军节会餐，金霞和肖文汇她们给干休所老将军们敬酒，那些儿老首长问我们想家了吗？胡明媚竟然哭着告诉他们，想家！接下来，我们几个都跟着一块儿哭，在老将军的求情下，连长才给我们批了两天假。
金霞接着问我：“肖文汇呢，不是你俩一块儿去的嘛。”
“她，她在8 号楼呢。”
“啊？她怎么在8 号楼呢，你俩去的是不是去指导员住的家属楼啊？”
“不是！指导员在8 号楼有间房子，他把肖文汇留下，我看咱指导员喝了个大红脸，他叫我先走了。”我随口便说，但我怕别人听见故意压低了嗓门儿。
“啊？你说什么，指导员愣把肖文汇一个人留在宿舍，叫你回来？”让我没想到的是，金霞把我跟她说的话提高了八度，所有的人都听见了我跟她说话的内容。
一阵哄笑声过后，外线班的男兵开始出着怪调嚷嚷起来：“嘿！魏指导员还金屋藏，藏娇啊！哈哈！”
接着，来看电视的战士们似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坏笑。我本来就是个反应慢的人，见到这群坏小子乱说立刻皱起眉头。金霞这会儿也不失时机地煽风点火。
“噷！林玫，你就傻吧，人家这是嫌你碍眼才把你支开，还不明白呀！”
“去！瞎说，指导员是跟肖文汇商量事儿，他要让肖文汇跟我一起回家，代表连里到我家慰问一下，再说北京离天津又这么近。”
“哎呀，哎呀！这傻丫头，还替他们辩护，让你俩探家说不定是谁沾了谁的光呢，人家指导员是照顾肖文汇才叫你回去的吧，给那么多假，史无前例。”自动班的女兵和看电视的男兵们都跟着起哄，言外之意是我看不出眉目来。
“不是，肖文汇根本没说过要回天津。”我说。
这时候，有个炊事班的上士觉得这群人在连部嚼舌头很无聊，故意面带愠怒地站起来说：“吃饱了撑的，说这些操蛋话有劲吗？”说完，他一甩门就走了。
屋子里即刻有人骂他：“这傻逼，指导员给他啥好处了，瞧那奏性。”
“哎呀，他是看上人家肖班长那小样儿啦，这你还不清楚。”
我一点看电视的心情都没了，倒不是因为母亲出了车祸。主要是我刚才的嘴巴比大脑的反应速度还快，后悔自己不该把指导员让肖文汇单独留在八号楼的事情随口说出来，这样多不好，甭管怎么样，人家肖文汇给我帮了个大忙，我觉得自己这么做有点不够意思，懒得听屋子里人们七嘴八舌瞎胡说，于是我跟金霞连招呼都没打，便下楼回到宿舍。
说实在的，我真看不惯金霞刚才的做法，我故意小声告诉她的目的不就是让他别把人家两人单独会面的事情说给旁人吗。这金霞的用心恰恰就是故意把人家的私事嚷嚷开，简直是两面三刀嘛，当着指导员和肖文汇的面跟三孙子一样，背后给人家添油加醋，火上浇油，怎么一个个都冒坏水儿，人心叵测、人心叵测！
肖文汇其实也如此，那个时候还给杨绒儿使用绊儿，害得人家早复员，好像只有胡明媚还算稍微厚道一点，不爱搬弄是非，这丫头挺怪，如果你去跟她议论谁谁，她很敏感地避而不谈，但是，任何小事上只要她发现自己可能吃亏，她会忽然想起别人曾经说过的谁谁如何，翻腾出来据理力争，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缺心眼儿。
宿舍依然黑灯，肖文汇还没回来，我心里越着琢磨越蹊跷了，这孤男寡女的在屋子里有什么好聊的，肖文汇太轻浮了，除了总想抢夺别人男朋友以外，竟然跟指导员也不清不白的。
“林玫，你没去看电视啊！”是肖文汇蹑手蹑脚地回到屋子里。
“哦，没，你吓我一大跳，怎么才回来。”
“我去招待所食堂了，给你，今天下午刚从市里进的猪肝，你吃几口，明天回去给家里带点，猪肝补血，像你这种一倒霉就发大河的人应该多吃一些。”
“啊？太好了，我现在就来一块。”
“藏起来，别给那俩人看见。”
我把肖文汇拿来的一大块猪肝分成两份装进两个牛皮纸文件袋里，自己掰下来两小块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慢点吃，别噎着，一会儿你还值前夜班，明天早晨起得来吗？”
“嗨，起得来，没问题，回家五天，多兴奋的事儿，还能睡过辙吗？”我说。
“林玫，你真是个孝顺孩子，做乳房手术的时候，你们家里愣一个都没人来看你，现在有事了，你哥哥倒好意思找你了。”
“唉！我不如你们有福气，没人疼呀。”
“对了，指导员让我去看你母亲的时候带上40块钱，算是连队的慰问，我先给你吧，到时候给了你家里兴许你就一个子儿也落不下了。”
“哦，你想得真周到，拿给我妈也是落到我哥哥手里，我会给我妈妈买点补品的。”我感激地接过了肖文汇给我的40块钱，那时候的四十块钱真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四百。
晚上值前夜班的时候几乎没什么电话，时间都在宁静中缓缓地流淌。
我把自己要回家几天的消息还告诉了经常对班儿的内蒙靶场和陕西的训练基地、河北教导队。看见值班的小茶桌上放着一本《红楼梦》，不禁叫我想起了给我这本书的四川兵范春播。
自从我做完了乳腺那个小手术回来，范春播经常在我的班上找我聊天，很多时候都是聊他看过的小说。
哦，对了，我做完手术去医院拆线的时候顺便拿了病理报告单，当时我一点没紧张，因为从那个老主任的神态和话语里我其实就能感觉到自己不是恶性肿瘤，果然，病理报告单上写着：右侧乳腺腺病。就是增生，乳腺增生，有人说这种病是爱生气地结果。我相信。这一两年内家里对我的性格影响太大了。
总机面板上，政治部图书室的小信号灯果然亮了，我立刻插上塞子，戴上耳机，接听他的电话。想谁谁就来，神啦！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发觉得跟范春播聊天打发时间太快了，这四川兵看的书可真多，了解当前的社会形式也很深入。前些日子他还向我推荐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呢，是1980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第四期上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写的，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的名字叫潘晓。哇，这篇文章在当时年轻人中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人生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我当时还把那封读者来信整整齐齐地抄在了本上，那时候不光是天津兵，所有的女兵几乎都有个摘抄报纸的硬皮笔记本，我们像比赛一样抄写着报刊上的闪亮句子，把亲友来信的信封收藏好，存多了就把信封上的图案剪下来贴在抄写了好文章、好句子的本上，一有闲暇便把期刊报纸上自己喜欢的好句子拿出来翻翻、读读，这也是我们打发机关兵生活的一种最有意义的事情了，这样总比在床上摆满扑克牌算卦更有收获的。
说起人生的意义，范春播能长篇大论地说起来没完，别看他看书不少，谈起人生之路却不像青年报上潘晓那么悲观，我记得范春播的言论里总是带有农民意识和色彩，动不动就是将来他儿子如何如何。我问他有对像没有，他做出一种幡然醒悟的样子说，没有，没有，接下来，他又特别认真地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能跟我在一起。
我告诉他：永远不可能，除非海枯石烂。
他说他等，就一直等到海枯石烂。
我当时觉得这小子才真叫赖蛤蟆要吃天鹅肉，因为我跟他站在一起肯定比他高出半头啊。于是，我连忙岔开话题，问他最喜欢的小说是什么，他说是《边城》。
噢，对了，我们部队上个礼拜刚刚演过《边城》那部电影，我也喜欢，自从看过这个电影我才从范春播嘴里知道了沈从文。那天晚上同时演了两个电影，另外一部片子叫《女子别动队》，给我留下的印像也很深，讲的好像是国民党训练军统女特务的故事，其中女特务里也有中共地下党。这个电影，太受女兵欢迎了，我们爱看的原因肯定是里面的女间谍个个都漂亮，还有训练女兵的男教头特有魅力，讲的是他跟其中一个女兵从朦胧相爱到生死恋的经过。具体情节早已经模糊了，但有个细节我很喜欢，就是女主人公胸前一直戴有一串十字架金项链，从不离身，那条项链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在她牺牲的时候，她把项链留给了也是地下党员的男教头。
我那会儿并不相信也不懂得去探究任何宗教，但我对十字架项链坠子却充满了天然的敬畏，我希望将来，自己的男朋友也送我一条带十字架的金项链。
还记得这个电影公演以后，我们就在金霞订的《大众电影》上看到了男主演跟女主角谈恋爱的消息。我想，在好多女兵的心底深处肯定羡慕这个电影里的爱情，这种爱像是甜蜜的暴政，特别打动人，其中蕴含着征服与被征服的快感。
每次在电话里，我跟范春播热烈地讨论着最近大院礼堂上演的电影，他也喜欢《女子别动队》。我们常常是说到下班还总是意犹未尽。在电话里听他的声音太有磁性了，可是每次去食堂吃饭，当我注意到他那瘦小枯干的身形，就会立刻打消那种电话里听他讲话时候产生的好感。
好多次，我下定决心不再跟他电话聊天，但是，每当我坐在习惯动作总机的值班台上，眼睛盯住的却总是图书室那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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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