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别人听不懂，不跟他们费劲。第一次听他读的小说是司各特的《艾凡赫》，英国18到19世纪的小说家。
我那时候高中刚毕业，又是文科班学生，对世界历史略知点滴，听见他在念着中世纪的英格兰生活，描绘那些富于浪漫色彩的比武、决斗等场面，我觉得范春播能读进去这样乏味的小说，真是哪能可贵，他的求知欲和学养在很多机关干部之上。
寂静的午夜，他念道：
命运注定他毕生奔驰在异域
为了一座小小城池他也放不过那鸡虫得失；
他留下的威名全世界都为之慑服，
钦慕他的为人，把他的轶事编进歌曲。
我问他：“你念的这是谁？”
“是悼念查理王的诗句，好不好？”
“就那么回事吧，我喜欢抒情诗。”
“等着，我找一首抒情诗给你念，马上就来。”
“哎呀，算了吧，以后再说，你要去找我就撤线吧。”
范春播一听我要撤线，没敢动弹，接着念那本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
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是外教人也好，只要你走到她身边，谁又不能被她迷住呢？只要她有什么差遣，就不由得你替他干。甚至直到现在，一想到她，我还是愿意扔掉我的吃饭家私去救回她的命……
想象不出来范春播大声朗读的样子，一定是特别逗人喜爱的那种专注。在别人眼里，范春播个子太矮，也不爱跟人开玩笑，我们女兵在一起很少提起他，好像谁也不会打他的什么主意。
当兵以来我没跟任何男兵有过私下交往，这让肖文汇她们觉得我多少有点怪癖。
今天，尤其是这个夜里我心情特糟糕，碰到了范春播我可没心思听他念那些外国小说。
“林玫，干啥呢，你不是病了吗，怎么还值班？”范春播的声音。
“嗯？谁说我病了，谁？”我很奇怪地问他。
“知道的人不多，我也是听一个了解你们女兵的人说，你长了个东西。”
“胡说八道！”
“狗才胡说，我还知道你那东西长哪了。”
“这是哪个长舌妇造谣，告诉我！”
“林玫，你，你那地方挺大，挺好看，才，才长东西吧。”范春播的声音有点胆怯，听得却很清晰。
“嗯？你这么讨厌，滚，滚蛋！”这太意外了，范春播的话让我感到了无地自容，仿佛他那双乌溜溜的大眼能看见我身上长的东西。我想骂他，骂他是臭流氓，犹豫间还是换了句，讨厌！
毕竟他还不是一般的男兵，算是我唯一的，普通的好朋友，还是在心里骂吧。
我撤了线，摘下耳机，趴在总机台上哭了，这是我头回听见有个异性对我说出如此带着色情意味的话，这让我措不及防，让我无法接受，况且，我的右侧乳房也许过些日子就要被割下去了，我下意识地摸摸那个长着小疙瘩的山包儿，它安静地躲在里面那么乖巧、饱满、挺拔地支撑这我的绣花胸罩。
我越哭越觉得委屈了，出这么大的事找谁去说，怕母亲担心，她的精神分裂症刚刚好些。大姨家里最近出了点事，更不愿意给她添堵，难道这种事情还跟哥哥说吗？
范春播的电话再打进来，我便立刻撤线，不愿意接他的电话。
“林玫，林玫！”窗户外面想起了范春播压低的喊声。天哪，这小子怎么又来到我们通信楼的窗户外面，我害怕他的喊声被别人听见，迅速跑到窗口，站在窗户栏杆跟前，也用压低的嗓门说：“你快滚，再喊，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林玫，我来跟你说声对不起，再说一声，我，我喜欢你，即便你做了那种手术，我也，也喜欢。”范春播吞吞吐吐地说完，不等我回话掉头就跑，很快消失在松树丛里，他压着嗓门说出的那几句话却好似黏在了窗户栏杆上，让我看见那窗栏就想起他的午夜表白。
范春播住的地方离我们通信连并不近，可他在深夜里跑出来竟然是特意对我说上这样一句温暖的话语。在我最需要人关怀的时刻，他让我既有想跟他亲近的冲动又有了一种想疏远他的心态，毕竟，我知道自己不会真正喜欢他，我们俩让旁人一看，什么比例都很悬殊。
范春播说过的话有点像只痒痒虫迅速钻进我的耳朵，爬进心窝，说不清道不白的痛痒立刻萦绕着我的身体，叫我再次心神不宁。
回到沙发椅躺下，愣愣地看了一会墙上的钟表，指针已经指向3 点半。后来，我睡着了，直到五点多进来第一个电话把我叫醒。
我做了个梦，还记得挺清楚，梦见自己被一种香味或是一种声音吸引，不自觉地爬上一条铁链子做的梯子，爬呀爬，眼看就要爬上楼顶，梯子歪了，前面伸过来一只手，像肖文汇又像是金霞的手，我至今仍然不能确定。那只由小变大好像毛茸茸的，那只手没能拽住我，身体还在下滑，后来，我看到了无数双手朝我挥动，齐刷刷地伸过来，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手软绵绵像柳树枝儿，一点没有力气。眼看着梯子就要倒了，我也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电话铃声像起，是西门位换岗，换上来的是新入伍的四川兵，他瓮声瓮气地要个内蒙长途，找他老乡。
按规定新兵是不能要长途的，今天早晨碰上我算他幸运，我毫不犹豫就给他接到内蒙。这一阵子顽强的铃声叫我清醒地意识到，方才的惊险发生在梦里。
明天要取出那个肿块做病理，我给哥哥打了个电话。他的反应一点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厂里忙，不能去北京看我，自己多保重吧，他还跟我说：“要钱吗？用钱言语一声啊！”
我最恨他这么虚伪地问我要不要钱，这种话跟没说一样，我长年处于缺钱状态，他不会不知道，明知故问罢了。
周五，一向是起来擦扫楼道的肖文汇没有按平时的时间起床，自从当上班长，没有特殊情况她是雷打不动地早起做卫生。今天早晨，她却紧闭双眼一个劲儿地喊着：“晕！”。
我说带她去卫生所看病，她依然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不，太早，卫生所还没大夫，今天我没法值班，金霞就不能陪你去医院做手术了。”
“那，自己去吧！”我脱口而出地说了句其实很不情愿的话，怎么着也该派个人跟我吧，就算是门诊手术也非同寻常啊，那个位置太特殊了，神经线最敏感最集中的地方，平时碰都不敢碰，拿刀子剌开取出个小东西能不疼？更何况今天没有到总医院的班车，得自己做地铁，倒汽车才能到医院。
多么需要有个人陪伴帮我壮壮胆子呀，可我只能自己去。哦，对了，一大早我还来了例假，真他妈的有点祸不单行。
那天给我看病的尖脸儿消瘦女医生按照约定把我带进门诊手术室，她叫我躺下，脱掉衬衣，稍候，等她去叫主任来。
这个门诊手术室不像我在电影上见过的大手术室，手术台好像也不怎么正规。医院当然还是全军的名牌医院，门诊手术室的规模可能仅此而已。屋子里很安静，我望着房顶上没有打开的无影灯，想象着下一步他们怎么给我开刀，想象着血肉模糊的一片。我没有脱掉衬衣，解开胸罩的挂钩儿，虚掩半露出自己一双姣好的乳房，即使一个人在屋子里没人看见也还是有些害臊。自己的胸发育得特别健康完美，颜色柔和，一圈粉红围绕着精巧的“小细节”，应该算是无可挑剔，加上 1。8尺细腰的衬托，更显出窈窕姑娘的曲线。呵呵这么说自己有点自恋的嫌疑，不过，我确实没有过分夸张，多数女人开花的季节都好看啊。
那年月我还根本不懂，也不会欣赏女性的身体美，只知道脸蛋漂亮的女人就是好看的女人，甚至常常因为自己的胸脯过高而不敢挺胸抬头，含胸，便成了我难以改掉的不良习惯。像我和金霞，胡明媚这些穿B 号乳罩的姑娘在女兵中毕竟是少数。
瘦脸儿女军医和一个年长的男人匆匆来到手术室，我听见她喊他主任。那主任年龄大约在五十多岁，是高个子，记得他的脸很粗糙，有几个麻坑儿，戴副黑边眼镜。
我开始紧张起来，女军医有点不耐烦地数落我：“这么半天了你怎么还穿着衣服呢，哎呀！等着我们给你脱吗？”
我只好坐起来，不自在地脱下衬衣，委屈得几乎要落下眼泪。
那位老主任慈祥地望着我，他又检查了一下我身上的那个小病灶，手法很轻柔，让人觉得亲切可信，他温和地说：“家里人知道吗？你这东西十有八九是良性的，你完全可以不做，还做不做？自己拿个主意。”
“给她做个病理吧主任，这孩子胆小，仔细查查，省得嘀咕。”女军医说。
我静默地躺在手术台上没有出声，懦弱性格在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上也算害了我，为什么我没有领会老主任的提示，而是顺从女军医的旨意非要做掉那小肿块呢，其实，也就那么一念之差呀，当时我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优柔寡断叫我付出了挨刀的代价，如果没做那手术要省去多少麻烦。
女军医长得挺难看，尖瘦的脸颊、嘴突出，还长了一口里出外进的暴牙。很多年来我一直记恨那个女军医坚持叫我做那个手术，我怀疑在治疗诊断过程中肯定有那女军医的妒忌成分。
打麻药有点疼，接着就只能听见刀子剪子的动静和两位军医的对话。
“你看，这，这全是乳腺，这东西在这里，瞧，不止一个。”
“把这个大点儿的它切下来吧。”女军医说。
“别！不行，这么缝针脚太大，以后长死了太难看。
“改不成了，只能这样吧。”女军医又说。
我还没觉得疼，就是有种丝丝拉拉的抻拽，从他们的对话中我能领悟到，很可能我这次不用做小手术也不妨碍确诊，那女军医很明显地对我转变了态度，和气中稍稍隐藏着歉疚。直觉告诉我，自己得的肯定不是乳腺癌。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在女军医的帮助下穿上衬衣。那是一件十斤白的衬衣，老女兵还管它叫豆包布，土里土气的，外行人也许都看不出来我是女解放军，内行人一看便知道是没有什么兵龄的女战士，老女兵绝对不穿这类衬衣的，她们要穿的确良，熨烫平整，配上修改过的绿军裤。毕竟我没有穿夏季裙装，穿裙装必须要带无沿帽，我嫌麻烦。
我站起来，一只胳膊垂在身上不敢动弹。女军医拿过一个小瓶子给我看：“瞧，这就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你过一星期来拆线，取你的病理报告单。”
看看那个从自己身上取出的小肉块，确实圆圆乎乎地被抛在小瓶里，光滑有形，特别像小时候见男孩子玩过的玻璃弹球，只不过那是块肉枣，不透明，带着无数根小血丝。
“别担心，看样子不是恶性的，过一星期来查结果吧。”
老主任说完就走了，女军医给我开了点药，告诉我千万别让伤口粘水，给我开了一周的病假条。
她一低头，看见了顺着我的裤腿流尽鞋窠里的血，惊奇地问：“你来例假了，怎么不早说，这样容易多出血。”
我没说什么，这才注意到自己垫的卫生纸偏了，幸好没有染到手术台。我没有跟女军医说过多的客气话，也没有说句谢谢，是心里不情愿，接过她递给我的单据，我转身去了女厕所。
胳膊有点木，不太听使唤，麻醉还能起点作用吧，幸好我换好了卫生纸以后才觉出一阵钻心的疼，这种疼痛像几十根针从里向外扎透了皮肉，怦怦地跳蹦着发散剧痛，叫人难以忍受。往日来月经那种隐约的腹痛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走在马路上，自己仿佛是被拔光了上衣，全大街的人都在注视我，注视那个被开过刀的小伤口，我下意识地用左手捂住右胸那块纱布，恐怕公交车站拥挤的人撞到我的伤口。
一阵狂风骤起，紧接着是乌云滚滚，天色顿时黯淡下来。
大风刮得我不得不背过身去，顺着风势行走。我的伤口开始剧烈地疼起来。
黑云像天兵天将一般在紧急集合，它们拼命地奔跑，从东至西簇拥在一起，骑自行车的人们加快了速度，眼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我更怕人挤到我，忽而想起了女军医告诉我的话，伤口不能沾水。
雨下大了，幸好我躲进了一家杂货店，这里距离地铁站还有几百米，我在发愁怎么才能走过去。
算我倒霉，这真是我整个人生里一个黑色星期五。上面做了手术，下面挂了花，这两处都不能被大雨淋湿啊。我在杂货铺转了一圈，看见柜台里摆放的香肠和面包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吃中午饭，瞥一眼别人手腕上手表已经快三点了。
我摸摸军裤口袋里的二十五块钱，买了瓶酸奶，一块面包，一根香肠，找个墙角很快就把她们装进肚子里。看着外面的雨紧凑地下着，虽然不大却是连绵不断，我盘算着怎么才能出去，首先要争取坐上地铁，到了终点站还要坐汽车，全程需要两个多小时，如果老在外面避雨，恐怕天黑都回不去了。
看看窗外的风雨，刚想闯出去，却被一阵夹着雨水的风掀了回来，右胳膊稍微移动就会把伤口扯得一阵剧疼，下面的血不流了，很可能是因为受到紧张情绪和凉意的袭击造成经血不畅，于是我又新添了毛病，肚子坠疼。这是怎么啦，难道是老天在惩罚我吗？我有什么错儿呢，我真想大声喊叫。
公用电话摆在柜台边上，有人在用，我凑过去，等了大约十分钟才把电话拿到手。拨通了总机却很快就掉线，我心里暗骂：“这小狐狸跟谁聊呢，准是忙不过来就任意拔线，急死人。”在这个最无助的时刻我的脑子里倏地闪现出了一个人，范春播，那天夜里他跑到机房窗口说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回想起来。可我把电话打到宣传处的直线，却没有人接听。
如果那时候有部手机，给部队打个电话，告诉她们我被困在外面，或许能派辆车来接我呢。但是，现代生活所拥有的便利或许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它也同样会扼杀一些不该发生的、本该发生的故事，那些故事又很可能是千回百转，荡气回肠。
实在没辙，我必须硬着头皮走，六点一过，通往部队大院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将要收车。我们的营房坐落在郊外，下了地铁还有十公里的路途呢。
好半天，我的左手一直藏在裤子口袋，攥着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已经把那好几个月攒下来的零花钱攥软了，攥湿了，攥热了。我知道这连长钞票肯定留不住了，因为我必须要把它花在十二块钱一把的雨伞上。
八十年代初期的二十块钱不夸张地说在某些消费上，足足能顶到现在的一百挂零。我一咬牙，一跺脚，狠狠心买下了那把太阳伞，为双保险起见，我又买了一件简易雨衣，转眼之间只剩下了几块钱，足可以作为回去的盘缠了。
狂风把我的雨伞翻了上去，我只能把它紧紧地拽住顶在脑袋上，幸亏有薄薄的贴在身上，让我能够不被飘洒的雨水淋着伤口。
进了地铁，我连收回折叠伞的力气都没有了，伤口疼，只好用右臂紧紧贴在身上，左手护着伤口，把那只撑开的雨伞夹在腋下。
甘当一个十足的弱者，等着地铁乘客的牢骚和责怪吧，见到眼前有个慈眉善目的大妈，我便请求她帮我折起那把雨伞……
拥挤的地铁里肯定有我的汗臭和来月经的那种腥味儿。
出了地铁，还有一截公交车要坐，这段路对我来说肯定像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么艰难了。我如同一堆烂泥堆在了墙角，真想就地躺下，管他三七二十一，好在我没穿军装，不存在违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