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前不久被我卧底端掉的那个靓妹发屋也换了老板重新开张了，换了一个更为肉麻的名字：“迷你发廊”。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颇为令人尴尬的局面：作为公安机关的谁都清楚哪一家发廊、洗脚屋、按摩房和宾馆、酒店里面有妓女，如果不是统一行动，谁都不能随便进去清查。
大家就开始糊涂了，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
是法律还是权倾一势的官员？
彭勇问我，我没有好气，说：你问领导去。
“嫖不能抓了，罚没款任务很难完成了，怎么办？”
我分管的城南警务区，每个月的罚没任务是一万五千元。别看这个数字，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难完成的，前面说过，由于各个单位都分了责任区，意味着你只能在那块地方找饭吃，你不能随便越权，否则影响兄弟单位的感情。
“怎么办？喝西北风吧。大家也别去查了，晚上就在所里打扑克吧，巡逻干什么？你眼睁睁地看着哪些赌徒嫖客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呀，还省得看了心理窝囊。”郭鹏也乐得开心。
3
那时“下岗”已成了流行语，也下得人心惶惶。县里一些单位按照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原则，开始转制、兼并、体制改革，一些老、弱、病、残的一下子成了弱势群体，以往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新安县水泥厂是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国有企业，有上千名职工，近几年来效益不好，职工生活水平日趋下降，好歹熬到了2000年，终于宣布停产，准备作价卖给浙江私人老板。浙江私人老板好像和县里已经谈好，差不多派人过来接收了，但没有想到那些职工不答应了。
按照浙江私人老板的意思，他对原来厂里的一部分职工留用，实行聘用制，其他老弱病残则一次性买断。这自然遭到习惯了几十年一贯制吃大锅饭的诸多职工的强烈抵制。而且据说那浙江老板出的价太低，县里怎么会同意卖给他，是不是里面有什么猫腻？
职工们在一起七嘴八舌，愈来愈觉得里面肯定有情况，不知是什么人振臂一呼，就呼拉拉地群情激愤要去上访。
还没有等有关部门反应过来，几百号人就来到了县政府，把门口的主要交通要道也全堵了，一时间，整个县城看热闹的上访的竟有几千人，过往车辆排成长龙，喇叭按得天响，但没有一个人让路，逼得那些司机只好口里骂着当官的又腐败了，对那些拦车不让通行的反而示意一番同情后绕道弯路。
事情来得比较突然，很有点“神鬼不知”的味道，据说县长被堵在办公楼里面，直气得冒烟，抓起电话就命令公安局火速派人赶到现场。
辖区内发生这种事情，派出所的人自然也全部到场，待我们气喘吁吁赶到现场时，场面已经很混乱。我看见局机关来了不少民警，着装的穿便衣的混迹在几千人之中，只能是现场掌握情况和维持秩序的份。
大家可能到县委县政府大院门口值勤的事情干得多了，有些见惯不惯，有的还照样谈笑风生。甚至看到来上访的熟人还笑嘻嘻地打招呼，说一句你怎么来了，吃饱了没事撑的是吧，你哪里没有饭吃？生意不是做得不错吗？
县信访局的一个干部模样的拿着电喇叭在人群中反复地喊：“请大家千万保持冷静，不要冲动，县长说了，你们可以选五个代表，进来和我们协商，你们可以把要求提出来，不要堵住大门，扰乱正常的办公秩序…”
但说归说，这个时候这些上访的人觉得他们是最大的了，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更何况还有警察在旁边都没有吱声，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一阵起哄很快把那干部的声音掩盖了。
“叫县长出来，让他和我们对话。”
“当官的为什么不敢露面，是不是得了好处？”
“要公开，要透明，坚决反对暗箱操作。”
……
我和同事们一样，默默地在一旁维持着秩序，对于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没有人作声，听之任之，只是牢牢守住县政府的大门，不让人们冲进去。
我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心里不免有些委屈，其实这些关警察什么事呢？工人下岗也罢，领导腐败也罢，劳累的却是我们警察了！
“唉，这两年老百姓不知怎么搞的，怎么动不动就上访，而且是大规模的，而且据说市里面更加，一个星期没有两三回堵门塞路就反而觉得不正常了，搞得公安一天到晚像那救火队一般。”
“人家没有饭吃了，还不闹？不闹才怪呢。”彭勇说，“看到一些以前在不错厂子里工作的人现在居然下岗踩黄包车摆摊子，我知足了，觉得有碗饭吃就不错了。”
彭勇原来是外贸单位过来的，说到以前他的几个同事如今都在为生计奔波，他发出感慨。
于是我笑他：“你的命好，要不然，你说不定也在里面上访呢。”
彭有些庆幸地说：“很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你呀，你也要知足，不要一天到晚郁郁寡欢不得志的样子，还是现实一点好。看看人家，也可怜，革命了几十年，到头来一场改制就改下来，生计都成问题。”
我知道彭的意思，点了点头：“说实在话，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觉得呀，我不能改变生活，那只有适应生活。人生苦短，过得太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对得起拿的这份工资，对得起警察这份工作就行了。”
我由衷地指了指站在远处的郭鹏说：“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我的榜样。作为他来讲，应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人家又不是贪污受贿，就因为一件屁大的事情就把人家的职务免了，你想想他能够挺下来多不容易。虽然一个所长并不是什么官，但你也知道，在基层混一个所长多么的不容易，我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东西罩着，还是一个破指导员。而且，他能够调整心态，积极投入工作，这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工作，哪一件不是做得漂漂亮亮的？他曾经是所长是我的领导，如今颠了一个个，但他从来不摆架子不说过去如何如何，真的是非常的谦虚，说一不二，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了一名普通的警察，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会破罐子破摔，不愧是军人出身呀，还有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特有的气质在，我要好好向他学习。包括你。”
彭勇点头称是。
现场人愈来愈多，但由于有公安在，上访的人还是保持了一些理智，没有冲击大门。后来他们商量了一下，派出几个代表到县政府接待室跟县长谈判。
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几个代表就出来了，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好像是没有结果。
于是几百个上访的人又激动起来，想有更大的动作，但由于这个时候县政府已经下班了，县长也从后门下了班，他们觉得再堵也没有多大意思，就鼓噪了一阵，便扬言明天堵115国道去。
然后，几千人就作鸟兽散，县城才恢复了正常的交通。
4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当夜县委召开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之后，待命在岗的我们得到命令：当夜开展工作，对该厂的一些“骨干分子”进行说服教育，要求他们服从大局，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考虑后果。
就这样，我们派出所的全体人员和机关一些民警分成若干个小组，手里拿着工作对象的名单，连夜赶到这些人家里开展了攻心工作，大到社会稳定，小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软硬兼施，话里藏针，苦口婆心了半天，自认为目的已经达到才离开。
县、局领导听完那些工作小组的工作汇报后，觉得还比较满意，然后由县长在会上指示：起初制定的“擒贼先擒王”方案是有效果的，通过大家的分化瓦解工作，估计明天上路堵国道的可能性比较小了，但大家不能掉以轻心，为预防万一，各单位明天早上5点赶到水泥厂，采取一切措施，绝对不能让工人上路。
大家一看时间已经是深夜12点了，便打着呵欠说赶紧回家抓紧时间睡它三四个小时，谁让你干公安呢？
迷糊了几个小时，我本能地在凌晨4点左右醒了过来，我这个人睡眠质量向来较差，特别遇有任务更是寝食难安，待和所里的同事赶到水泥厂时，时间是5点差十分。
晨曦初露，水泥厂还是一片寂静，只有极少数人早起去锻炼买菜什么的，其他的三三两两的一群人，不用说，都是局机关的弟兄们。水泥厂的大门外就是115国道，隔了不到100米，一些穿白色警服的交警也已先期到达，布置在115国道线上。
伫立片刻望着自己的同行，无端地突然被感动了，这就是我们当警察的命吗？虽然这只是我们无数个工作日中非常平凡的一个镜头，但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滋味呢？我们干警察图什么？让人们在平安祥和的环境里过日子，不正是我们不变的追求吗？
我想起了一位文人曾经这样说过：当警察是一种快意人生，它也有三个境界：其一，就是把警察当一种职业，是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感觉；其二、把警察当一种事业，是一种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其三，把警察当一种追求，就是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之中妙处难与君说。
我突然觉得应该叫那位文人到现场来感受感受。
由于工作到位，一些职工扬言封堵国道的计划流产了。
第41章碰壁
1
转眼又到暑假了，妻子的工作终于提到了家庭会议的议事日程：她所在的祥宁师范要撤并到新安师范，原来的校址用作办祥宁三中，大部分老师要就地消化。这就是说，她如果不想办法调到新安师范去，那么只能留在改革后的三中当中学教师。
苏蓉幽幽地说我们总这样两地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子这两年都是我一个人带，既要工作又要带小孩，很苦很累。
儿子已经到了调皮捣蛋的年龄。这小子从小好动，一刻也不闲着
，一不留神就给你惹出点儿麻烦来，让你没有半点空闲。对此，苏蓉很伤脑筋，她的工作也很忙，在学校提拔为团委副书记后，由于双方父母都没有空来带小孩，只好请了个小保姆来看管，主要的事情还是她自己做。这边要忙团委的工作和教学工作，那边要带小孩，一天到晚就是围着那个小子转。更何况一旦有点头痛脑热的，谁也照顾不到。有时孩子半夜生病了，她不敢带他去医院，只有一夜不敢睡觉等着天亮。今年的端午节，因为不是周末，所里正好也忙，我没有回家，苏蓉和儿子到一个朋友家吃完饭在回学校的路上，几天来一直有点发烧的儿子突然抽筋，一下子昏了过去，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妻子被吓坏了，急得哭了起来，还是她身边的同事反应快，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大约几十秒钟后儿子醒了，妻子还在哭哭啼啼。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由于几天发烧一直没退导致的，没有什么危险，但要住院观察。等把儿子安顿下来，妻子跑到外面的公用电话亭给我打电话，哭着简单说了这件事，这时已经是晚上了。
其实我何尝不想早点结束这两地分居的历史，看到人家每次下班都鸟归巢一般，回家有热饭热菜吃，能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可我只能跑到食堂里吃份饭菜甚至要吃冷饭或泡一袋方便面。还有每天黄昏，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和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散步，有说有笑很是开心，这个时候不由得格外想念妻儿…
于是我说：“干脆调到新安县来吧。”
正好新安县沙溪中学（就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有个老师一直想调到祥宁去，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对调的办法是可行的－就是妻子调到新安县，沙溪中学那个老师调到祥宁县，一来有先例，二来不增加县里财政负担。别人就建议我用对调的方式先将苏蓉调到新安县来，然后想办法让她进县城的中学。
正好县中在我城南辖区，平时该校家大业大，麻烦事不少，我在工作上给他们支持很大，和校长也混的很熟，基于这个原因，我便尝试跟校长说了妻子的事情，没有想到校长很爽快，马上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说：我学校急需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你妻子在师范也教过书，还当过中层干部，我们需要她这样的老师。
但他最后说了一句：我说了还不行，要县长同意。
区区一个学校进一个人还要县长同意？一个县里这么多单位这么多人，凡是调进调出还要县长亲自同意？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问别人，都说县中特别紧俏，没有一定的关系不要想进去，它的难度不亚于难于上青天，而且找教育局长和分管副县长都没有什么用，非得县长点头。
我一听头就大了。
我和苏蓉几乎是商量了一个星期，该怎么去找这位县长？我们和他不认识，现在流行关系引见，可指头扳了半天，才发现在新安工作这么些年，认识的大都是贫民百姓，居然没有一个县处级干部，在悲哀的同时，觉得一筹莫展。
“干脆我们直接去找他。”苏蓉说。
“有用么？”
“或许有一线希望呢，我们这个要求又不过分，本身是对调，不存在增加负担，何况人家县中答应接受呢。”苏蓉充满了希望。
“试一试吧。”我有气没力，一想到找这么大的领导，我腿肚子都发软。
“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去？”
“送什么东西呢？”说起这个，我的头痛起来了。
“人家不是都送烟酒什么的？”妻子也是一片茫然。
“烟，目前什么烟好呢？据说是软中华烟最好，我听彭勇讲，三字头的，酒店里要85元钱一包。”
“停停，什么是三字头的。”
“土了吧。”我苦笑了笑：“就是每根烟上面都有个数字编号，三打头的更贵一些，二字打头的要差一点，一字打头的相对来说，又要便宜一些。”
“这样呀。”妻子恍然大悟，“那么一条就要八百多？酒呢？”
“五粮液和茅台，听说几百元钱一瓶。”我心里掂量开来，如果买两条软中华烟，三字头的，算它800元一条，两条就1600元，加上两瓶茅台还是五粮液什么的，就算它500元一瓶，合起来就是2600元，这可是两个半月的工资呀。想到这里，心里就有些痛，倒不是因为可惜，而是想想自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前途而去送过礼，今天为了妻子的调动要去送礼，那滋味难以言说呀。
“可大白天的，带东西像什么话？更何况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收礼？还有我们送的礼像样么？”我又头痛起来。
“这样去可能没有用，人家不会受的。他和我们素不相识，应该不敢接，说不定也会不屑一顾。”我琢磨了半天，得出结论。
“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办法了？”妻子急了。
“那我们赌一把，赌他是一个清官，是一个能够办实事的清官，直接去找他。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做好第二手准备，包个红包带在身上，塞上5000元钱。看情况，到时寻找一个机会给他。”
2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俩来到县政府，县长的办公室不是说想进就进的，必须要由政府办公室的秘书或主任通报，我问了几个人之后，敲响了办公室主任的房间门。
就在手落下之际，我突然之间想起了上次处理镇长赌博一事，那个自称为县政府办的肖主任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而我似乎没有买他的帐，没有想到没有过多久，我就找到他这里来了，看来“山不转水转”，还真是有道理。
“进来。”里面传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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