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就窃窃私语，对这些隔靴搔痒之词都有些不屑，有的悄悄说：这有什么用？
3
没有一点实质内容的座谈会结束之后，就是聚餐，正好，我们这一桌没有地区公安处的领导，喝着喝着，借着酒兴，大家就放开了。
“反正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家局限于这里说说，不要传到领导那里去。我认为呀，我们都是一群傻瓜，傻到家了，真的以为中央和省里的红头文件有用，其实顶个屁用。”余振兴首先放了头炮，“这几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估计大家都有同感，跟做孙子差不多，可结果呢？谁会同情你，又有谁真正来关心你的成长？”
“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是多么的幼稚，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组织部、公安部、人事部三家单位的牌子，我们会下来吗？或者只是是说某某县局到大学招聘警察，你会下来吗？如果调查100个大学毕业生，我想，有99个大学毕业生会回答否。而我们下来了，那么义无反顾。我们并不是过分看重这份所谓的官位，当初众里寻它千百度，为的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去圆所谓的英雄梦，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是我们这批大学生投身公安事业的基本动因，但到头来，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成，是我们技不如人？是我们素质差？还是当年这个决策本身就是失误？”96年分过来的一个师弟也牢骚。
“我如今才知道，所有的道路，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有了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职业选择，就拥有什么样的职业生涯。今天的现状是几年前选择的结果。”说话的是毕业华东政法学院、96年分配过来的刘元，“几年过去了，以前的同学朋友一些已经很有成就了，有的做老板了，有的自己有车，有的出国了，可是我呢？？？还在刑警队当一名普通民警，但我又能说什么呢，路是我自己选的，脚下的泡是我自己走的，我又能怪的了谁呢？”
“工作了这么两年，就一直期盼组织的重视、关怀和厚爱，可等来等去，没有一点反应，唯一有反应的是当初局里的人有些议论，自己很快被大家所认识了，至于组织上有否计划和具体措施来培养你，天晓得。”97年的一个小师弟愁容满面，“大家都是一个人在异县他乡工作的，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更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才明白创业的艰难，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最讲究关系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去从政，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
“我们这类人还有一个可怜之处，就在于有这样的想法还不能跟别人说，必须得压抑自己，你必须时刻作出谦虚谨慎的样子，不能乱说话，不能做错事，别人可以大吃大喝，可以得点小恩小惠，可以耍特权，可以牛逼烘烘，而你什么都不能，因为你有想法呀，想进步呀，想要对得起组织的关怀和培养呀，想要脱颖而出呀，想要出人头地呀，我们必须每时每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控制自己的情绪，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容易冲动，不要年少气盛，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情绪容易激动，不要走极端，不要封闭自己。累，真累，我发现我像是套子里面的人了。”一直怀才不遇的陈峰长叹一声，“为声名所累呀。”
“我们选调到基层来的确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但是有几个人相信我们是真心想干事业的。我奇怪的是，这些年为什么总有些人在排斥我们，甚至恶意诋毁，不要说关心，就连起码的、表面上的文章都没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蔑视、不屑！比如我吧，明明县里一开始就不愿接受我，等到省厅还特意到县里做了工作，县里就不高兴了，认为我找省厅来压他们，等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下来了，就注定了我的不受欢迎的命运，我分到分局后，分局的民警有案子也不带我去办，干脆就把我晾在一边，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即使让我做，也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那份滋味，有谁能懂？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把我分到乡下一个偏远派出所，不闻不问，一年多了，我是连去局里出差的机会都很少呀，那个时候，我的确非常痛苦，非常难过，我想到了离开，我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这样干下去究竟哪一天才会有个头绪？”
“直到去年，地区公安处见我能说会写会画，就把我借到政治处去了，在政治处干与在县里干，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这种借调人员的尴尬身份，又使我不知道这何日是个尽头？”陈峰声泪俱下，令在场的人联想自己的情况，无不为之动容。
“其实我曾经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可又担心放弃了，我们可以干什么？至少不管怎样，现在还有的吃喝，可以生计，我们的邓小平不是说过吗？要滔光养晦，还是利用点时间学点东西，寻找逃亡的机会吧。”说这话的是96年分在新甘县的王雷，据说他正在准备考研。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当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时，难免会满腹牢骚。我也不例外，慢悠悠地开口了：“人们都说人是虚荣的动物，我们也一样，什么荣誉呀、地位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重要的，也是我们当初当警察的动力。可是工作后大家听到、看到、遇到的都不如当初所愿。老实说，尽管我们，至少是我从本能到理性均对“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思想充满厌恶甚至仇视，认为这是这种延续几千年至今仍主宰着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但又趋之若骛，说穿了我们还是存在人性的普遍弱点：虚荣、争强好胜，想出人头地，想衣锦还乡，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的本能，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又谁敢说，当初下来不是奔那个副局长的职位去的，前面96年的那个师弟说了，如果只是某某县公安局到大学招聘警察，我看你们就不会下来！至少我是不会的。只可惜的是，这个副局长的职位对于我们而言，从公务员的级别来说，简直是低得可怜，但就那么一个低得可怜的位置，在县里却又是那么炙手可热，没有相当的关系和能量，要想登上它，难于上青天呀。”
“是呀，是呀。”大家都附和。
不能否认很多选调生都是才能出众的，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但是~~~~~~也并不全是
参加选调去基层是奉献，呵呵，一般的经济待遇是受损了，中组部给的政治待遇恐怕能够兑现或基本兑现的也是少数了，不过还是机会大于常人~~~
我们单位刚从基层选了一个选调生上来，和我们有什么不同？等等看~~~~~
“其实这几年我也是每年都被局里作为后备干部报过去，而且表现应该说也不错，年年嘉奖，群众反映也很好，我自己都认为，按照文件精神套的话，我应该要上了，可奇怪的是，我现在居然还是一个副股级。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在县里要提拔一个副科级，最起码要组织部说了算，公安局最多是对安排股级干部有点说话权利，而且提拔公安局副局长这么个敏感的位置，没有县委书记县长点头，你是不要想这样的美事了。”彭烈豪无奈地说。
“管他呢，现在我们就是后悔也没有用了。”彭狠狠地将酒杯一放，“人生不过几十年，成败荣辱都在天。是非恩怨莫在意，健康快乐最值钱。”
后来，我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命运一直在进行琢磨，发现除了政策上、组织上的因素外，从个人的因素上来分析，我们这类人仍保持有学生时的鲜明特点：崇尚自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视清高，容易产生“曲高和寡”的感觉；有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社会问题和基层作风的阴暗面看得较多较重，思想偏激，认为“天下独醉我独醒”，郁郁不得志、希望机遇垂青占了主流。但也有慢慢满足现状的，这一类型的人把自己的定位在“融入”到现实中去，想方设法钻营人际关系，对领导急于迎合，对同事一团和气，吃吃喝喝，溜须拍马，请客送礼，尽染基层的一些不良习气。或者是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再一种就是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受到社会大环境和同类群体的影响，努力方向发生偏移，希望离开基层去寻找更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比如选择跳槽、考研、其他各种方式的考试试图离开等等。
我是属于哪一种呢？或者将属于哪一种呢？
山风吹过，凉意顿生…
4
第二天是安排参观，因为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又没
有了单位上的琐事的侵扰，昨晚发泄了内心多年的不满和牢骚，这时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第一站是参观黄洋界。黄洋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五大哨口，海拔1343米，是井冈山北面天然屏障，山势嵯峨，峰峦峻拔，毛泽东曾经发出“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感慨。站在黄洋界上举目远眺，只见群山起伏，云雾弥漫，便想起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之后我们参观了八角楼。八角楼里，主席的书桌简朴而安静，椅子有些破了，八角形的天窗透着不太明亮的光，一盏小油灯上积满了灰尘。而这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小学时候就能背的课文至今在耳边回响。
王副主任笑着对大家说：“人家毛泽东就是这里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也不要急，我相信你们迟早会成才的。”
我们都哈哈一笑：“托领导吉言。”
第二天我们径直去了五龙潭。从五龙潭一路下山，又是一片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昔日的战场，如今都郁郁葱葱，静谧可爱。不禁感叹人和自然都是最伟大的魔术师。
在茨坪西北5公里，有一个四面环山、白云缭绕的村庄，这里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居住的地方—大井。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把毛泽东居住的房屋放火烧毁，只剩下一堵残墙，后来老区人民用草席和树皮把残墙遮盖住，使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居最终保留了下来。在旧居的门前有一块大石，当年毛泽东经常在此看书、批阅文件，一棵饱经沧桑的大李树张开浓浓的绿荫深情地遮盖着大石，我们看到树上还结了李子，就在想春华秋实，李子成熟了，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呢？
就在这颗大李树前，我们这13个共同命运的人合了一个影。
合完影后，不知谁说了一句：这张照片每个人都要留一张，若干年后大家各奔东西，说不定见面都难了。
事实上，在五年后，当青春的莽撞渐行渐远，现实的炎凉在心中悄然落定，我们这些人有一半终于有的厌倦了直面和对抗，于是或早或晚的脱下了警察制服，到其他的行政单位去了，有的则带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牢骚甚至愤慨选择了离开，当然还有一半的人靠着顽强留存的毅力做了“留守警察”，为完成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忍辱负重。
起程回去时是下午，在下山时看到沿路的景色，耀眼的红土地，青翠欲滴的树木，如一幅色彩浓酽的画不停地展开，永远没有尽头。我打开车窗，深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也呼吸着逝去的岁月，感念渐渐远去的故事，我想，更多的人们，会从这座名山获得精神和信仰的。
第33章遇袭
1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到机关一些科室走动，一来二去，我和刚从距离县城70公里的偏远山区派出所调上来的法制科的民警崔永生熟了起来。
崔永生年纪只比我大一岁，长得高高大大。他是新安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毕业的，教过几年书，在1995年10月份，新安县公安局向社会上公开选调人民警察，他以数百人中第一名的成绩被选调进公安局。这样算来，我只比他早进了几个月。
因为都是结了婚的“单身汉”，又是邻居，我俩常常在一起天南海北，聊着民主人权法制，聊着国计民生，聊着唐诗宋词，毕竟都是师范院校出来的，感情上自然深了一层，我常在想，在县里，看来还真难得遇上一个有共同语言的。毕竟同文化层次的寥寥无几呀。
8月份的一天傍晚，我和崔永生在局里食堂吃过饭后就在110处警队的大办公室里看电视闲聊。
局里就这么一个“公共娱乐场所”，平时下了班或晚上这里就热闹非凡，一些民警或临时工都喜欢跑到110处警队来看电视或者聊天甚至打牌，起初局领导有看法，说这是110处警队，不是棋牌娱乐室，只怕会影响110出警。但经过几次事实证明，110处警队的兄弟们硬是能够这边刚刚在和其他的闲人一起打牌也好聊天也好看电视也好，这边在电光石火间拿好警械装备冲出办公室跳上处警车一拉警报呜呜地就奔往出警现场，还往往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赶到，起码来讲还没有接到过这方面的投诉，局领导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局里就这个条件，何况110处警队的兄弟们也巴不得有人过来聊聊天解解闷，不然的话一天到晚呆在处警队光看那电视真是会憋死。
我和崔永生正聊着天，110处警队的三个弟兄也无聊地看着电视。
一会儿，一个弟兄说：“哎呀，不知吃了什么东西，肚子有些不舒服，我要去上上厕所。”
带班的中队长点点头，这几天，还算平稳，一天到晚也没有几个警，不像以前，一天就超过20个警。他指着出去的那个弟兄的背影：别蹲在那半天不得起来啊，说不定还有警要出呢。
有些话真是说不得，那弟兄出去还不到两分钟，处警队的电话就刺耳地嘶叫起来。
中队长急忙抓起电话，电话里传来指挥中心接警员的指令：温和镇马埔村有几个人带家伙上门到一户人家闹事，还将一个人打了。目前这几个人还在现场。
中队长急了，那上茅坑的弟兄还没有回来呢，就一个司机和他出这样的闹事现场，肯定行不通。
我和崔永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别等了，我们俩和你一起去。
大家都知道，厕所本身就比较远，等到那弟兄回来，早过了要求抵达的时间了。
中队长稍稍犹豫了片刻，就挥挥手走吧，便冲出办公室。
我和崔永生赶紧跟上车，司机一拉警报，处警车吼叫着冲向现场。
2
我和崔永生都在派出所呆过，这种出警对我们来说是司空见惯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赶到温和马埔村，因为围观的人多，我们很快找到了被一伙人闹了事的那户人家。
受害者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他的头部被打出了血，呜呜地哭着。
中队长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原来老年人的儿子在外面赌博欠了赌债，债主叫了几个年轻人上门来追债，见人不在，就要抄家，老年人自然不肯，那几个年轻人就对他动了手，打得还不轻。
岂有此理，我仔细地在围观的人群中搜寻着可疑人员，按道理，那几个年轻人很猖狂，不一定就走了。
“那几个人还在吗？”中队长问。
老年人站起身来，试图在愈来愈多的围观的人群中找出打他的凶手。
突然间听老年人一声大喊：就是他。
我随着老年人的手指看过去，一个年轻人忽然神色大变，头一低，就想往外溜。
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箭一般地向那欲逃跑的年轻人扑了过去，身边的崔永生反应也快，马上跟着扑上去。
人群里一阵骚动，一会儿，我和崔永生扭住了乱蹦乱窜的年轻人，这小子挣扎起来劲真大，差点抓不住他。中队长立马掏出手铐，三个人费了一番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