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八月二十二日，松花江出现一百五十年一遇的洪峰；八月三十一日，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救灾中，晴川地区因灾死亡近百人，直接经济损失五十多亿元。但总体上顺利，没有出大问题。不过，地委书记韦德昌在另外一场特殊考试中陷入困境，成为媒体的焦点。
八月，晴川地区各地开始收购早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老百姓交粮不积极。原因很简单，五月份开始持续闹水灾，早稻产量大幅度下降，而粮站还要代扣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如果卖粮不多，代扣之后，几乎没有现金拿回家。可是，农民不交粮，税费便没有着落，将使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陷入困境。每年八、九月份是乡镇干部工作最忙的时候，忙的就是“催粮”——镇、村干部上门上户催农户去粮站交粮，以便代扣税费。如果农户坚持不去交粮，镇、村干部就强行开仓扒谷，直至粮款足以缴纳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
风起于青萍之末。与平安县相邻的东巴县地处晴川平原南部，沃野连绵，是晴川地区最大的粮仓。八月初，粮站开秤收粮，但主动交粮的农户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各乡镇纷纷组织干部上门“催粮”。谁料，今年“催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陆续有干部和农民发生激烈冲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八月十九日，东巴县有六个乡镇政府机关遭到大量农民围攻、打砸，多名干部被打伤，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八月二十一日，冲突波及晴川地区七个县二十三个乡镇。次日，副省长茅思退坐镇东巴县。紧接着，省委一把手孔令春莅临晴川，亲自指挥处理“八·一九事件”。
这起恶**件范围广、影响大，轰动一时。九月初，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晴川开展调查。此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超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首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首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首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首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超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超过去年的数字。问题在于，晴川地区缺乏应有敏感性，值此大灾之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央规定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必须落实到村到户，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税费减免指标”。
调查组刚走，韦德昌即将免职的说法沸沸扬扬地传开来。韦德昌知道这次惹下大祸，心里没底，又不便到处打听，只好闷着。别人说什么，不去理会。暗中抓紧收拾残局，免得一旦免职，手忙脚乱。过了半个月，议论渐渐平息。韦德昌却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忐忑不安。好在是历练已久的官场老手，每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该下乡就下乡，该开会就开会，该作报告照样口若悬河作报告。晴川人感叹说，韦德昌背景大，这么大的事都抹平了。
这天晚上，韦德昌难得没有应酬，吃完饭和老婆到附近散步，接着赶回家看新闻联播。有人嘲笑新闻联播固定模式：领导很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很乱，风景这边独好。可做到了正厅级领导干部，看新闻联播还真的不可或缺，否则你就摸不到风向，感受不到潮流。韦德昌最近心中忐忑，更是每期必看。新闻联播之后是焦点访谈，竟然是晴川的事情！他当即懵了！看下去才知道，与“八·一九事件”无关，是曝光地区检察院违规办案和坐收坐支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背上凉飕飕的，不管怎么说，事情又发生在晴川地区。一个月时间，寂寂无名的晴川地区竟然连连出头露脸，轰动全国！“八·一九事件”尚且未了，检察院的事情岂知没有中央领导批示严办？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块坠入池塘的石头，瞬间沉了下去。
国庆前夕，几桩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韦德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张守拙接任地委书记。其他人也受了处分，最惨的是东巴县，书记、县长被降级调离，又撤了十几名科级干部。检察院的事情惊动了最高检，检察长被免职，其他责任人受了点不痛不痒的纪律处分。
袁晋鹏以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没有关联，无非看看热闹。向阳镇统筹提留费征缴也不理想，好在平安无事，没有闹出什么恶**件。可是，没过多久，地委宣布谢建平调任东巴县主持全面工作。他得知消息后，既为老领导高兴，又有一丝惆怅。谢建平此时调离，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乡镇换届临近，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守拙正值壮年，阅历丰富，自信而思路清晰。按照常理，他刚来晴川，一年半载不会调整人事。可是，乡镇换届在即，东巴县怎么办？这次空出三个肥缺，检察长、东巴县书记、县长。他觉得，检察长是他手上的“刀把子”，不能配得太急，敷衍了事。但东巴县委负责人必须马上到位，否则耽搁乡镇换届。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后，他快刀斩乱麻，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张守拙提议谢建平担任东巴县委主要领导，有人说，平安县的计划生育还戴着“帽子”呢。张守拙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规定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就让谢建平先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主持县委、县政府全面工作。”平安县的县长暂时空缺，由常务副县长临时主持县政府工作。
第20章 决不放弃，不蒸馒头争口气（）
换届临近，形形色色的人事安排版本大行其道，县里的中层领导干部普遍进入一种微妙的兴奋状态。一些人明知自己原地不动，仍关心别人的升降去留。如同暂时休场的演员，身在后台，心在台上，前台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袁晋鹏最近心绪不宁，谢建平的突然调离，让他措手不及。人在官场，不管你多么优秀，没有“靠山”就没有底气。本来，镇长转任镇党委书记，不算什么难事，况且刘贞吉是组织部长。他担心，谢建平和周秋水面和心不合，殃及自己。
这天下午，刘贞吉打来电话，约袁晋鹏见面。刘贞吉没有具体说什么事，他也没问，明摆着就是换届的事情。傍晚到了县城，他让小崔开车走了，独自去找刘贞吉。刘贞吉住在县委集资楼，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到了三楼，他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提着一大包东西站在刘贞吉家门口，迟疑不定地敲门。门没有开，却传出了刘贞吉的声音：“小伙子，不要敲了！回去吧，有事明天上午到办公室谈。”
袁晋鹏看出怎么回事，上前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回去吧，刘部长不在家里见客人。”
小伙子似乎认识袁晋鹏，顿时一脸绯红，转身走了。
刘贞吉听出袁晋鹏的声音，开门出来：“到你家去看看，还没有到过你家呢。”
这个时候组织部长忙得不可开交。尤其到了晚上，你在家里，人家找上门来，你躲到办公室，人家也追到办公室，甚至提着大包小包。
袁晋鹏说：“刘老师，当领导不容易哦，单是应付这些人就要花费不少气力。”
刘贞吉正色道：“晋鹏，拒绝是一门学问啊。一个领导要知道拒绝什么人、怎样拒绝这些人。有些人这个问题没处理好，搞得声名狼藉，甚至坐牢蹲监。”
三转两转，朦胧夜色中看到几排平房挤在一片两、三层楼的民房中间，显得有些破败。
刘贞吉惊讶地问：“你住这里？”
袁晋鹏自嘲道：“三十七平米，如果在上海，算条件好的。”
袁晋鹏的老婆邓琼在县一中教书，也是晴川师院毕业，自然认识刘贞吉，赶忙给老师泡茶。
稍稍坐定，刘贞吉直奔主题：“晋鹏，这次换届，你可能原地踏步，要有思想准备，千万不能有情绪。你年龄轻，以后机会多。”
下午，周秋水召集刘金钟、刘贞吉给乡镇换届调整搭框架。每逢人事调整，周秋水先和县长、党群副书记、组织部长沟通，再开书记碰头会，基本确定人选，最后召开县委常委会敲定。这些流程环环相扣，通常很顺利。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傅克刚坚决反对一个人事调整。周秋水说，这个安排经过书记碰头会研究确定。傅克刚当即反问，既然定了，何必开常委会研究？说罢，拿起公文包和保温杯，甩袖出门。弄得一屋子人面面相觑，幸好刘金钟反应快，追出门把傅克刚拉回来。傅克刚是军管干部，否则不至于态度那么强硬。
此次换届，调整的动静不小。初步确定，八、九位党委书记、乡镇长到县直机关任职。由此波及一批人的进位调整，镇长转任书记，副职转任正职，又从县直单位派人下来任职，很是热闹。县科委主任雷晓明、县委政研室主任邱勇两人任书记，团县委负责人黎春红任镇长。谭阳春调任县计生委主任，苏湖镇党委书记丁嘉华接任向阳镇党委书记，袁晋鹏“原地踏步”，张强提拔到苏湖镇任镇长……。袁晋鹏曾经想，此次换届，最好能就地接任书记，实在困难，换个地方也行。谁料，竟是原地踏步！谢建平调离时，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但真的结果降临时，还是难以接受。且不比其他老资格的乡镇长，你雷晓明、邱勇能做书记，我怎么不行呢？任艳芳和周秋水的绯闻传得满天飞，一个救济股股长直接提拔负责县妇联，我干了三年镇长，还不能做书记？
见袁晋鹏好大一会儿沉默不语，刘贞吉解释：“晋鹏，周书记说，谢县长调走时，为你打了招呼。下午，除了我，金钟书记作为你的挂点领导，也争取了很久。周书记认为，你年龄轻、素质高、能力强，唯一的缺点是基层工作经验不足，还没有磨掉书生气。从长远看，稍微晚一点到书记岗位上对你成长更有利。”
袁晋鹏冷笑道：“哼！官话。邱勇从来没在乡镇干过，结果直接做书记。”
可能觉得自己说话太硬，他接着说：“老师，不管结果怎样，还是感谢你们。其实，现在乡镇很难，下一步可能更难，我实在想回机关来。”
刘贞吉摆摆手：“行百里路半九十。晋鹏，千万不能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难归难，你熬也要熬到书记再回来！你看这次回城的乡镇长，都是做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你想一辈子租公产房住啊？就算你安贫乐道，小邓和孩子也不能同意嘛。”
邓琼莞尔一笑：“刘老师，我不管他的事，让他自己拿主意。”
袁晋鹏嗫嚅：“老师，我是气啊，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刘贞吉想了想，说：“晋鹏，说实话，我也没有完全弄清楚。按理说，建平书记打了招呼，金钟书记和我替你说话，谭阳春也推荐你，向阳镇工作排在前几名，没有道理啊！你自己找过周书记吗”
袁晋鹏如梦方醒：“老师，我真没有去他家里，他们都送钱了？”
刘贞吉觉得好气又好笑：“哪里找他就是送钱？你以前在谢县长身边工作，人家认为你是谢县长的人。多找周书记汇报工作、思想，对你有好处。说得好听点，你尊重他，他高兴。说得难听点，你巴结他，他心里其实也高兴。他和谢县长的关系很微妙。”
袁晋鹏叹道：“老师，谢县长在，我觉得和周书记走得太近不好。谢县长调走了，我又觉得这么快去抱周书记的大腿让大家瞧不起。这几年，除了过年和谭阳春一起去拜个年，没有单独去过周书记家里。”
刘贞吉叹道：“呵！周秋水说你身上没有磨掉书生气，倒是不假。”
袁晋鹏一脸无奈：“老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大局已定，恐怕很难！除非上级关键领导或者周秋水的铁哥们开口。”刘贞吉不假思索地说。
送走刘贞吉，袁晋鹏独自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他想起刘贞吉经常说的那句话：在中国，没到手的东西就是空的。反过来想，文件下发和宣布之前，一切皆有可能。他又想起柳申语录“有钱能使官推磨，推得不好再推过”。自己不能轻易认输，这一届没有上去，就要等下一次或下一届的调整，甚至从此止步不前。有人对平安县乡镇长的去向做了统计，发现没有进位做书记的竟然超过三分之一。何况，无论比能力素质、群众基础，还是工作需要，他都是接替谭阳春的最佳人选。问题是，他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说话，到哪里去找“上级关键领导”？谁是周秋水的铁哥们？如果用钱，且不说这种庸俗的手段如何让自己倒胃口，就是想送也送不进去嘛。再说自己存折上没几个钱，总不能举债送礼吧？事实上，除了那年改行，迫不得已给郑爱华送过一千块钱之外，他再也没有这种经历。做镇长几年，他收过人家的烟、酒、土特产，却坚决拒收贵重物品和钱款。无论怎样苦思冥想，他也想不出什么高招。谢建平、刘金钟、杨大忠、刘贞吉、谭阳春捆在一起都帮不了自己，县委一把手权力太大，一手遮天啊！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想了很多很多。也许走上这条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好不容易捱到天色蒙蒙亮，袁晋鹏起床，准备漱口、洗脸。刚穿上外套，听见邓琼冷不丁地说：“你怎么不找找赵昂啊，他不是和周书记关系很铁吗？”。看来，老婆也一夜未眠。他怎么会忘了赵昂呢，昨天晚上就想到了。赵昂每年来平安一两次，协调木材放行指标的事。通常，周秋水会亲自陪赵昂吃一顿饭。在平安，这算给足面子了。赵昂透露，周秋水去广东，一般和他联系。他无论怎么忙也抽时间去见个面，尽东道之谊。有一次，赵昂喝醉了酒，说周秋水戴的劳力士金表是他送的，似乎两人的关系很好。可去年发生一桩事，让他觉得赵昂在夸海口。当时，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和培植财源，谭阳春和他特意去广东顺德，请赵昂投资开发停产已久的松山萤石矿。毕竟是赚钱的好事，赵昂立即带人来向阳实地考察，确定投资意向。谁料，谭阳春和他向周秋水汇报此事时，周秋水说，这种矿产资源型的投资项目尽量扶持本地企业，让冯仕达弄吧。搞得他们面面相觑，许久没有回过神来。后来好不容易编了个理由，费尽口舌向赵昂交差。由此看出，赵昂和周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