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朱强说，我的戏多，我是男一号。我说我的戏也不少，我是男一号才对。我们俩为了谁是男一号争了起来。张超说你们俩别争了，你们并列男一号。当然，我们是不会当真在乎谁是男一号谁是男二号的，大不了就是陪着张超玩玩嘛。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是玩玩，可我的心里却有几分疑惑：你说拍个故事吧，无论长短，总是要表达出个意思来的，那么张超这个故事表达出了什么意思呢？我在心里琢磨着，可没琢磨出个结果。
我本来打算问问张超，他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可想了想还是没问。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出于自尊心的考虑，尽管只是玩玩，我也不想显得自己理解力不足；其二，自从张超成了富翁以后，朋友虽然还是好朋友，可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不像从前那么随便了，什么话都可以说了。总之，我开始习惯了跟张超的一种既亲切又拘谨的关系。不和他乱开玩笑，不对他有任何要求，还有就是不向他问什么。因为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发了财以后，总有很多事情是不方便问的。事实上也的确有些事情是不能问的。比如说，张超是个富翁，这毋庸置疑，可他到底有多少钱呢，这就让我挺好奇（穷人对钱总是比较敏感的）。我猜想他大概有几百万，因为如果他只有几十万的话，不可能这么悠闲也不可能这么大方。另一方面，他也不会有上千万或上亿，否则他肯定不会搭理我们这些穷朋友了，谁曾见过这么大的富翁还有情有义？那通常都是些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的家伙。我的猜想虽然不无道理，可当然不是最终的答案。最终的答案只有张超自己知道，但我怎么可能会去问他呢？你可以问一个穷光蛋，他有几个钱，那他会对你充满感激的，以为你是在关心他，怕他没钱吃饭，想要周济他。但你要是问一个富翁，他有多少钱，这就有点不像话了吧。你想干什么？是想借钱还是想谋财害命。
张超打开摄像机，抬头看看大柳树，对我们说，我要录下蝉鸣，这个故事里没人说话，但应该自始至终都有蝉鸣。他录完蝉鸣，我们就离开小店，下到了江边。张超说故事就是这样，马上开始拍，过程中你们可以自由发挥，现在到了充分展示你们表演才能的时候了。这么个故事，我想，连意思都不明白，你说怎么发挥？
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拿着竹棍，把酒瓶沉到江里去。这么坐着总有点不太舒服，我干脆身体前倾，用手托着腮，盯着面前的江水。张超看了看我，说这样不好，你太深沉了，像个思想者。你应该放松，就像个普通钓鱼的人一样。我换了姿势，盘起腿，向江对岸眺望，那里是个小山岗，有几户农舍。张超不说什么了，他脱掉鞋子，卷起裤腿，试探着往江里走了几步，水不深，还没及到他的膝盖，他转过身面对着我拍了起来。片刻后，他朝朱强招了招手，镜头也转了过去。朱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像是忽然注意到了我，走到我的旁边坐下，看着我伸向江里的竹棍。我瞥了他一眼，略有点不满的意思，仿佛无端地受到了打扰一样，他不为所动，我也不理他了。大约过了两分钟，我把酒瓶从江里拖出来，咬掉盖子，用手掌擦擦瓶口，喝了起来。喝到一半，我发挥了一下，把酒瓶递给一旁正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朱强，他摇摇手，拒绝了。我接着喝光剩下的酒，把空酒瓶放到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朱强捡起地上的酒瓶，看了看，又用鼻子对着瓶口闻了闻，然后使劲把瓶子扔到江里去，他也站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张超评论道，还不错还不错，特别是你把酒瓶递给他喝那一段，有点创意，再拍一遍。我问为什么还要拍，张超说你不懂，拍片子都这样，反复拍好几遍，选出其中最好的。那就再拍吧。酒没了，我回小店去买。
那个小男孩正站在小店门口注视着我们，他问我，叔叔，你们在拍电影吗？我说是啊，是在拍电影，我叫姜文，那边是张艺谋。小男孩显然不知道姜文和张艺谋是谁，没有任何反应，我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蠢。姜叔叔，小男孩叫我，你们干吗不到村上去拍，村上人多。我说我们的电影不需要人多，你的父母亲呢？他们下地干活儿去了，小男孩说，姜叔叔，你们的电影里有坏人吗？我笑了，没有，我们的电影里都是好人。那是爱情电影吧，小男孩说。嗯、嗯，也不算，我想着该怎么跟他解释，可又想不出来，连我都不知道我们拍的这是什么故事，又怎么能向他解释得清呢。这时张超在江边喊我：你干吗呢，快点啊。来了，来了，我摸了摸小男孩的脸，有点抱歉的意思，因为没能告诉他我们拍的是什么电影。我买了四瓶啤酒，以备张超要多拍几遍。
又拍了一遍。这回我和朱强都发挥了一下，我没有总是坐着，而是坐坐站站，又手搭凉棚向江中的轮船眺望。朱强的发挥则是接过我的酒瓶喝了两口酒，才又把酒瓶递还给我。拍完，张超一边透过摄像机上的小屏幕看着，一边想了想，说，不行，缺少了一种宁静和安详之感，动作还是不要太多，来，像第一次那样再拍一遍。
正要拍第三遍，从我们来的路上相反的方向，走过来两个像是从城里来游玩的姑娘，一个穿着裙子，一个穿着牛仔短裤，两人合打着一把遮阳伞。朱强一看来了精神，大声咋呼起来：我早说了，咱们这片子就是缺少女的，要是有个女的，效果肯定要好多了。张超说那好呀，你叫那两个小姐也过来拍。朱强马上朝那两个姑娘挥了挥手，喂，你们愿意过来拍片子吗？她们站住了，看了看我们，两人像是低声商量着什么，接着继续向前走去。我对朱强说，你把她们吓跑了。朱强说可惜可惜，要是她们来拍就好了，然后一起吃饭，一起玩。我说没准儿她们也住蒙古包呢，说不定晚上回去还能再碰上她们。张超说快干活儿吧，天不早了。
拍完第三遍，我往草地上一躺，说，不拍了吧，头都晕了。我空肚子灌下三瓶啤酒，的确有点晕晕乎乎的了。你看你，张超说，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你以为当演员那么容易呀，也要吃苦的。我说你要是拍十遍，我不能也灌十瓶啤酒下去啊，那我非醉了不可。张超说好吧，不拍了，光线也不行了，咱们歇一下就去吃晚饭。
张超和朱强在我旁边的草地上坐下，他们把剩下的两瓶啤酒打开，一人拿着一瓶喝了起来。我们谈起刚才的拍摄，朱强开始自吹自擂，说自己的表演如何如何到位，简直就是直奔奥斯卡最佳男演员而去了。我说你的表演跟我比差远了，不信你让张超评评咱俩谁演得好。张超说你们俩的表演都勉强还说得过去啦，没什么好比的，要说好，还是我这编剧和导演好。说到编剧，我又开始琢磨起这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聊了一会儿拍摄的事。张超喝下了半瓶酒，他有点兴奋，又跟我们说起了别的事情。他说他这次回来之前，先去皖南山区玩了一趟，住在一个叫渔梁坝的古镇上。那里空气清新，景色极美，四周山峦起伏，新安江的支流练江就从镇边流过。江上还有一个明朝修建的古坝，全部由青一色的大石板垒砌而成，叫渔梁坝，镇名由此而来。
张超住在一户渔民家。傍晚，吃过饭后，张超雇了一条渔船，坐在上面溯江而上，浏览江中的景色。船划到一处江面，张超看见紧贴着水面有一个用竹竿搭的长方形的架子，架子两边各站着几只鱼鹰，一动不动。那些鱼鹰嘴尖脸瘦，身体灰暗，圆睁小眼望着水面发呆，每只看上去都是那么孤苦伶仃。张超问渔夫，这么晚了，为什么不让鱼鹰回家。渔夫说，鱼鹰这东西腥得很，不能养在家里，否则一家人包括左右邻居都会腥得受不了的，所以只能把它们拴在江上。那这些鱼鹰就总是这么站在江上呀，张超又问，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吗？渔夫说是的，除了捉鱼的时候把它们解开，捉完鱼就一直把它们拴在江上。渔夫见张超对鱼鹰好像挺有兴趣，接着又说了下去。
鱼鹰的肉因为太腥，是不能吃的。曾经有人不信邪，吃了鱼鹰的肉，结果浑身上下都腥得要命，很多天也去不掉，别人都不敢靠近。鱼鹰通常能活二十几年，但过了二十岁，鱼鹰就老了，不能抓鱼了。这时候心肠好的人，还养着它，给它点小鱼吃吃。不过一般的人都是把它活埋了，因为肉不能吃嘛，留着它也没用。
天哪，张超想道，鱼鹰的命可真苦啊。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凄风苦雨的寒冬，这玩艺儿永远就这么站在江上，一站就是二十年，到头来却落得个被活埋的下场。
夜里，外面下雨了，张超睡不着，听着滴答的雨声，想着黑暗中那些站在江上的苦命的鱼鹰。
张超说完了苦命的鱼鹰，对我们说，走吧，咱们去吃晚饭。我们站起来，沿着江边向回走去，想想还有一顿多么丰盛的农家饭在等着我们，真让人愉快。我的头还是有点晕晕乎乎的，走起路来步子也有点发飘，不过感觉很舒服。我扭头看了一眼，那个小男孩还站在小店门口望着我们，我向他挥挥手，说再见了。夕阳西下，天边呈一种玫瑰色，大片的江水被晚霞映红了，一只无人的小船拴在岸边，随着江水摇动着，发出咕咕的声音。一阵略带潮湿的江风迎面吹来，仿佛给我微醺的头脑带来了灵感，忽然间，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拍的这个故事的意思。这意思是那么简单明了，也是那么深刻……也许，这意思并非是张超本来想要表达的，而仅仅只是我的理解，但此时此刻，这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了。
（本文系作者与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上期该文标题应为《杯酒人生》，特此说明。）
一个人的饭局
狗 子
一
这些年来，一直在写酒，准确说是写喝酒，我不是非要写酒，而是我的生活充满了酒。在北京，经常一周要喝大五六次，有时天天大。
最近半年，除了喝酒，什么也没干，这种日子难免让人想到虚度光阴、浪费生命之类的，对此我倒似乎已适应了或说麻木了，我不再因此而惶恐，当然也许是饭局太密了我根本没时间去惶恐，总之我似乎可以就这么坦然地喝下去，直至把自己喝垮或喝成个真正意义上的世外高人，以成就我那当代济公的梦想。
但是没钱了。向朋友借当然可以，但早晚要还的。至于向父母要，我是越来越难以启齿，这半年来要得有点勤，当然我知道只要我开口，他们就会给，问题不在于钱，问题在于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境况。
父母，尤其是父亲，对于我这么一个步入中年尚无家无业的儿子一直忧心忡忡。我在外面一直不愿被称为作家，不知为什么老觉得作家这个名头有点傻逼，但在家里在父母面前，为了让他们安心，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混混，我是多么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作家乃至著名优秀作家，然而他们对此却始终半信半疑甚至满腹狐疑。
我曾把我出的书拿给我爹看（毕竟我们家祖祖辈辈没人出过书，自打我爹那辈才开始识字），他戴着老花镜摆出昔日的领导派头开始翻阅，片刻之后，迸出一句话：“这是哪家出版社，正规吗？”我立马有点火，有心说“您眼真毒，这完全是非法出版物”，但我还是把这点火压下去了，而且我们家一向也没有开玩笑的习惯，我耐着性子说：“正规的，中国社科，大出版社。”老头没说话，合上书摘了花镜，此后对我的书也是只字不提。我想可能是我书中的内容（喝大酒谈恋爱四处乱走）暴露了我的生活，我爹读我的书不仅没能心安，反而印证了他对我一贯的猜疑（不务正业），于是反倒愈加不安了。
前年，经朋友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协，拿到会员证后我第一想办的就是把那盖有钢印的黑皮派司递给我爹，这也是我入作协的一个重要目的，我爹戴着老花镜对着那个黑皮小本本仔细端详了一番，片刻，蹦出一句话：“这不会是假的吧，现在骗子可多。”这次，我连火都没火，更不会说“没错这是我刚从北大南门买的”，我只说：“真的。”
总之，出书也罢，入中国作协也罢，都不能改变我爹对我的忧心忡忡，我只有一方面哀叹文学的不景气，一方面怪罪中国作协的不争气，连我爹都镇不住。
我不打算再向我爹证明什么了，当然我也不可能破罐破摔，比如说“爸，给点酒钱”，那样他老人家直接就得进医院。我还是自己挣吧。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老弛问我愿不愿意去镇江写一本关于醋的书，他说跟那边的一家醋厂合作，包吃包住并可预付一部分稿费，我想了想说愿意。一为挣钱，二为躲开北京的大酒。
二
我到镇江的时候，正值 “海棠”台风的尾巴扫到这里，虽已无力量，但仍带来凉快及较大的风。说是凉快，其实空气仍是黏的，只是不烫人了。
我住在醋厂宾馆四楼，4006房，这是一个单人间，单人间自然只有一张床，一张大床，我觉得就是一张双人床，好像所有宾馆的单人间里都是摆着张双人床。
我睡双人床，但我只睡一边，因为睡前看书离床头壁灯近，而且一个人大模大样地睡在大床中间，这未免有些张扬，很不符合我的风格，所以床的另一边永远是空的，有那么点虚席以待的意思，那就让它虚下去吧。
多年来，我睡单人床睡习惯了，在北京的家里，我睡的是一张单人折叠木板床，就是比普通的单人床还要窄的一种小床，我不但自己睡，有时还要跟女友一起睡，经常是她睡里面我睡外面，一般是刚入睡的时候她紧贴着墙根侧卧，给我留下一多半的面积，等睡着以后，她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加之我这几年睡觉一直不沉，于是我每每被她挤醒，我只得不断地念叨“往里点往里点”，有时她迷迷糊糊听到了便往里移一些，有时她睡得沉根本听不到我的念叨，即使我提高些声调她也依旧岿然不动，我虽心中搓火，但也不能半夜三更对她大吼大叫吧，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只能在黑暗中用尾巴骨朝她用力一顶，有时还要顶好几下才能将她逼到墙根，从而为自己争得满意的“生存空间”，想来很是粗鲁。这个过程跟两个国家为争地盘打仗一样，念叨“往里点”是声明是警告，警告无效只能动粗了。
即使如此，在家里我一直没换双人床，一是我房间小，二是我睡单人床睡习惯了，三是单人床是对女友的一种暗示（险恶的暗示？）：我是独立的，是习惯独处习惯一个人过的，我们可以在一起睡觉，但不能天天在一起睡，年年在一起睡，一辈子在一起睡。
在外地，在宾馆的单人间里，我将一个人睡双人床，对此，我倒没觉着有什么不习惯的。双人床不见得非得睡双人，正如在北京我那单人床不见得就非得睡我单倍儿一人，我不会因为睡双人床而更加想念女的，正如在北京我不会因为睡单人床而变得刀枪不入。我不会是在自我鼓励吧？此时，我坐在镇江醋厂宾馆4006房的桌前，时间是晚七点多，窗外暮色四合。
三
昨晚饭后去街上小转一圈，在一大商场门口枯坐，抽了支烟，眼前是人流，废纸片，流浪汉，又有那人间地狱图的意味，好在我也不是一两回目睹而有感了。在夏天酷暑的夜晚，在繁华脏乱的街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