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不用全部重写，可能挽救这本书。
九莉这样做是因为她所过的生活使她完全不知世情，所以才会如此，不少读者会同情一点。同时这样还可以使“无赖人”无话可说，他总不见得这样说：“邵之雍就是我”，因为他究竟是汉奸，而非地下工作者，而且也没有死。他如果硬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也不会有人相信。况且蓝山和打胎两段读者多数不会identify为你的。当然你在设计整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总盘计划，即使极小的改动也会牵一髮而动千钧。
我不是超人，对写小说也没有经验，自知说起来容易，正式做起来，处处俱是问题。但和Mae谈了几次，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可行之道。（二）这方法你如果认为行不通，脑子一时拐不过来，只好暂时搁一搁，好好想一想再说，对外只说在修改中，好在没有第三个人见过原稿。想通之后，有了具体的改法再来过。
读到这里，你已知道得跟我一样多了。以我所见，他们最大的隐忧就是当时身在台湾的胡兰成。他们相信，胡会利用《小团圆》出版的良机而大佔便宜，亦不会顾虑到张爱玲的死活。
宋淇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男主角改写为最终被暗杀的双重间谍（double agent）。如此胡兰成便难以声称自己就是男角的原型了，当然，这无可避免需要大量改动。
结果张爱玲也同意宋淇的顾虑，便暂时把《小团圆》搁置，而继续写她的《色，戒》去。但终其一生，她也没有把《小团圆》修改完毕。
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胡兰成已在一九八一年去世，所以有关他的一切隐忧现已不復存在。至於政治敏感的问题，今天的台湾与当年亦已有天渊之别，这重顾虑亦可放下了。
剩下来的，其实只是两个技术上的问题。第一，当年曾担心女主角九莉太“不值同情”，即宋淇所谓unsympathetic。但假如这标準成立的话，我想张爱玲其餘很多作品也该据此理由而永不发表。举一个例，《金锁记》的女主角曹七巧又何尝讨读者欢心？（见刘绍铭《再读缘起》）所以无论女主角如何“不值同情”，我也不认为是一个足以阻挠小说出版的理由。第二，当时他们也怕读者会视九莉为张爱玲的复製本，因而招来大量批评。但依我所见，假如张还在生，且看到现时互联网上那些谈论她的文字，她便会明白当年的顾虑是多麼微不足道了。事实上她早已去世，什麼批评都不再可能给她切肤之痛。她留给世人的文章江河万古，也断不会因这类声音而减其光焰．此外，以上节录的书信已把她的创作原意及过程表露无遗了，因此我也不必再为她作任何辩解。
本文开始时，曾引述张爱玲一九九二年三月给我父母写的信，其中明言“《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读者一见，大概就会疑惑出版此书是否有违张爱玲的意愿。事实上，只要我们再参考一下她与皇冠两位编辑的书信，便会发现她本人不但没有销毁《小团圆》，反而积极修改，打算尽快杀青出版。以下就是其中三封相关书信的节录：
陈砾华致张爱玲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您的书的责任编辑方丽婉告诉我，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来信或来函探询《小团圆》的出书日期，因为尚缺《对照记》与《小团圆》的文稿．非常盼望早些收到工作，更盼望皇冠有荣幸早日刊登，以饗读者。（我也好盼望！）
张爱玲致方丽婉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又，我忘了《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
张爱玲致陈砾华 一九九三年十月七日
《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
据此，我们应该明白张爱玲根本捨不得“销毁《小团圆》”，而她在晚年不断修订，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见去做，可惜她始终没有完成。我个人意见是双重间谍办法属於画蛇添足，只会引入误会张爱玲是在替胡兰成清洗汉奸身份，所以不改也罢。
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餘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相比，它们都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所以销毁《小团圆》会是一件大罪过。
我的根据就是，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情况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一九七六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删改。
这就是我今天决定让《小团圆》问世的理由。无论你是否认同我的决定，你也应该承认，我至少已在这里说明一切来龙去脉了。
一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
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著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
闹钟都已经闹过了，抽水马桶远远近近隆隆作声，比比与同班生隔著板壁，在枕上一问一答，互相口试，发问的声音很自然，但是一轮到自己回答，马上变成单薄悲哀的小嗓子，逐一报出骨头的名字，惨不忍闻。比比去年留级。
九莉洗了脸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刚才忘了关台灯，乙字式小台灯在窗台上，乳黄色球形玻璃罩还亮著，映在清晨淡灰蓝色的海面上，不知怎么有一种妖异的感觉。她像给针扎了一下，立刻去捻灭了灯。她母亲是个学校迷，她们那时代是有中年妇女上小学的。把此地的章程研究了个透，宿舍只有台灯自备，特为给她在先施公司三块钱买了一只，宁可冒打碎的危险，装在箱子里带了来。欧战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币三对一，九莉也觉得这钱花得不值得。其实白花的也已经花了，最是一年补课，由牛津剑桥伦敦三家联合招考的监考人自己教，当然贵得吓死人。
“我先下去了。”她推开西部片酒排式半截百叶门，向比比说。
“你昨天什么时候睡的？”
“我睡得很早。”至少头脑清醒些。
比比在睡袋里掏摸著。她家里在香港住过，知道是亚热带气候，但还是寄了个睡袋来，因为她母亲怕她睡梦中把被窝掀掉了，受凉。她从睡袋理取出一盏灯来，还点得明晃晃的。
“你在被窝里看书？”九莉不懂，这里的宿舍又没有熄灯令。
“不是，昨天晚上冷。”当热水袋用。“嬷嬷要跳脚了，”她笑著说，捻灭了灯，仍旧倒扣在床头铁阑干上。“你预备好了？”
九莉摇头道：“我连笔记都不全。”
“你是真话还是不过这么说？”
“真的。”她看见比比脸上恐惧的微笑，立刻轻飘的说：“及格大概总及格的。”
但是比比知道她不是及格的事。
“我先下去了。”
她拿著钢笔墨水瓶笔记簿下楼。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瞩目。
管理宿舍的修女们在做弥撒，会客室里隔出半间经堂，在楼梯上就听得见喃喃的齐声念拉丁文，使人心里一阵平静，像一汪浅水，水滑如油，浮在呕吐前翻搅的心头，封住了，反而更想吐。修女们的浓可可茶炖好了等著，小厨房门口发出浓烈的香味。她加快脚步，跑下水门汀小楼梯。食堂在地下室。
今天人这么多，一进去先自心惊。几张仿中世纪僧寺粉红假大理石长桌，黑压压的差不多都坐满了。本地学生可以走读，但是有些小姐们还是住宿舍，环境清静，宜于读书。家里太热闹，每人有五六个母亲，都是一字并肩，姐妹相称，香港的大商家都是这样。女儿住读也仍旧三天两天接回去，不光是周末。但是今天全都来了，一个个花枝招展，人声嘈杂。安竹斯先生说的：“几个广东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噪音更大。”
九莉像给针扎了一下。
“死啰！死啰！”赛梨坐在椅子上一颠一颠，齐眉的卷发也跟著一蹦一跳，缚著最新型的金色阔条纹塑胶束发带，身穿淡粉红薄呢旗袍，上面印著天蓝色小狗与降落伞。她个子并不小，胸部很发达，但是稚气可掬。“今天死定了！依丽莎白你怎么样？我是等著来敚耍 �
“死啰死啰”嚷成一片。两个槟榔嶼华侨一年生也跟著皱著眉跟著喊“死啰！死啰！”一个捻著胸前挂的小金十字架，捻得团团转，一个急得两手乱洒，但是总不及本港女孩子叫得实大声洪，而又毫无诚意，不会使人误会她们是真不得了。
“嗳，爱玛，讲点一八四八给我听，她们说安竹斯喜欢问一八四八，”赛梨说。
九莉又给针刺了一下。
地下室其实是底层。天气潮湿，山上房子石砌的地基特高，等于每一幢都站在一座假山上。就连这样，底层还是不住人，作汽车间。车间装修了一下，辟作食堂，排门大开，正对著海面。九莉把墨水瓶等等搁在一张桌子上，拣了个面海的座位坐下。饱餐战饭，至少有力气写考卷——每人发一本蓝色簿面薄练习簿。她总要再去领两本，手不停挥写满三本，小指骨节上都磨破了。考英文她可以整本的背《失乐园》，背书谁也背不过中国人。但是外国人不提倡背书，要背要有个藉口，举得出理由来。要逼著教授给从来没给过的分数，叫他不给实在过意不去。
*Spartacus，美国电影大师史丹利。库柏力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一九六零年的作品，台湾译名为《万夫莫敌》，描述罗马奴隶抗暴的故事。——原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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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卷子上写些什么？
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
婀墜一面吃，一面弯著腰一面看腿上压著的一本大书。她是上海人，但是此地只有英文与广东话是通用的语言，大陆来的也都避免当众说国语或上海话，彷佛有什么瞒人的话，没礼貌。九莉只知道她姓孙，中文名字不知道。
她一抬头看见九莉，便道：“比比呢？”
“我下来的时候大概就快起来了。”
“今天我们谁也不等，”婀墜厉声说，俏丽的三角脸上一双吊梢眼，两鬓高吊 ，梳得虚笼笼的。
“车佬来了没有？”有人问。
茹璧匆匆走了进来，略一踌躇，才坐到这边桌上。大家都知道她是避免与剑妮一桌。这两个内地转学来的不交谈。九莉也只知道她们的英文名字。茹璧头发剪得很短，面如满月，白里透红，戴著金丝眼镜，胖大身材，经常一件二蓝布旗袍。剑妮是西北人，梳著两只辫子，端秀的鹅蛋脸，苍黄的皮肤使人想起风沙扑面，也是一身二蓝布袍，但是来了几个月之后，买了一件红白椒盐点子二蓝呢大衣，在户内也穿著，吃饭也不脱，自己讽刺的微笑著说：“穿著这件大衣就像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不穿这件大衣就不像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不久，大衣上也发出深浓的蒜味，挂在衣钩上都闻得见，来源非常神秘。修女们做的虽然是法国乡下菜，顾到多数人的避忌，并不搁蒜。剑妮也从来不自己买东西吃。
她虽然省俭，自己订了份报纸，宿舍只有英文《南华晨报》。茹璧也订了份报，每天放学回来都急于看报。剑妮有时候看得拍桌子，跳起来脚蹬在椅子上，一拍膝盖大声笑叹，也不知道是丢了还是收复了什么地方，听地名彷佛打到湖南了。她那动作声口倒像有些老先生们。她常说她父亲要她到这安静的环境里用心念书，也许是受她父亲的影响。
有一天散了学，九莉与比比懒得上楼去，在食堂里等著开饭。广东修女特瑞丝支著烫衣板在烫衣服。比比将花布茶壶棉套子戴在头上，权充拿破仑式军帽，手指著特瑞丝，唱吉尔柏作词，瑟利文作曲的歌剧：“大胆的小贱人，且慢妄想联姻。”（“Refrain； audacious tart； your suit from pressing。”）原文双关，不许她烫衣服，正磨著她上楼去点浴缸上的煤气炉子烧水。特瑞丝赶著她叫“阿比比，阿比比，”——此外只有修道院从孤儿院派来打杂的女孩子玛丽，她叫她“阿玛丽”——嘁嘁喳喳低声托比比代问茹璧可要她洗烫，她赚两个私房钱，用来买圣像画片，买衣料给小型圣母像做斗篷。她细高个子，脸黄黄的，戴著黑边眼镜。
比比告诉九莉她收集了许多画片。
“她快乐，”比比用卫护的口吻说。“她知道一切都有人照应，自己不用担心，进修道院不容易，要先付一笔嫁妆，她们是嫁给耶稣了。”
她催比比当场代问茹璧，但是终于上楼去向亨利嬷嬷要钥匙烧洗澡水。比比跟著也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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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莉在看小说，无意中眼光掠过剑妮的报纸，她就笑著分了张给她，推了过来。
九莉有点不好意思，像誇口似的笑道：“我不看报，看报只看电影广告。”
剑妮微笑著没作声。
寂静中只听见楼上用法文锐声喊“特瑞丝嬷嬷”。食堂很大，灯光昏黄，餐桌上堆满了报纸。剑妮折叠著，拿错了一张，看了看，忽道：“这是汉奸报，”抓著就撕。
茹璧站了起来，隔著张桌子把沉重的双臂伸过来，二蓝大褂袖口齐肘弯，衣服虽然宽大，看得出胸部鼓蓬蓬的。一张报两人扯来扯去，不过茹璧究竟慢了一步，已经嗤嗤一撕两半，九莉也慢了一步，就坐在旁边，事情发生得太快，一时不及吸收，连说的话都是说过了一会之后才听出来，就像闪电后隔了一个拍子才听见雷声。
“不许你诬蔑和平运动！”茹璧略有点嘶哑的男性化的喉咙，听著非常诧异。国语不错，但是听得出是外省人。大概她平时不大开口，而且多数人说外文的时候声音特别低。
“汉奸报！都是胡说八道！”
“是我的报，你敢撕！”
剑妮柳眉倒竖，对折再撕，厚些，一时撕不动，被茹璧扯了一半去。剑妮还在撕剩下的一半，茹璧像要动手打人，略一踌躇，三把两把，把一份报纸掳起来，抱著就走。
九莉把这一幕告诉了比比，由比比传了出去，不久婀墜又得到了消息，说茹璧是汪精卫的侄女，大家方才恍然。在香港，汪精卫的侄女远不及何东爵士的侄女重要，后者校中就有两个。但是婀墜是上海人，观点又不同些。茹璧常到她房里去玩。有一天九莉走过婀墜房门口，看见茹璧在她床上与赛梨扭打。茹璧有点男孩子气，喜欢角力。
这些板壁隔出来的小房间“一明两暗”，婀墜住著个暗间，因此经常勾起梁山半截门，敞亮透气些。九莉深夜走过，总看见婀墜在攻书，一只手托著一只骷髅，她像足球员球不离手，嘴里念念有词，身穿宝蓝缎子棉浴衣，披著头发，灯影里，背后站著一句骷髅标本，活像个女巫。
剑妮有个同乡常来看她，穿西装，偏于黑瘦矮小，戴著黑框眼镜，面容使人一看就马上需要忘到别处去，彷佛为了礼貌，就像是不作兴多看残废的人。剑妮说是她父亲的朋友。有一次他去后，亨利嬷嬷打趣，问“剑妮的魏先生走了？”剑妮在楼上回头一笑，道：“人家魏先生结了婚的，嬷嬷！”
亨利嬷嬷仍旧称他为“剑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