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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枪几乎同时都开了火。
凯特·惠特尼坐在办公室里又重新翻阅了一遍那份案卷。
这个家伙曾因四次前科坐过牢，但最后他的另外六桩案子全都由于证人大害怕而不敢作证，或是证人被杀弃尸于垃圾箱而没受到指控。他是一颗活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在另一个受害者身边爆炸，而且这些受害者全部都是女性。
目前对他的指控是他在抢劫和强奸过程中的谋杀，这种罪行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法律应被判定为一级谋杀的死罪。这次她决定来个本垒打：死刑，送他回老家。以前她还从未给人判过死刑，但这种惩罚只能非他莫属，而且州里也不会对此太干涉反对的。他野蛮而残忍地杀害了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而她错就错在不该在大白天到购物中心去买几双长统袜和一双新鞋。难道能饶他不死吗？
凯特揉揉眼睛，从桌上的一堆皮筋里面拿出一根，将头发往后拢拢，然后用它随意扎成了一束马尾辫。她环顾自己那简陋的小办公室，四周的文件档案架已堆成了山，她也曾无数次地想过这究竟会不会有个尽头。当然不会。情况只会变得再恶劣些，她也只能尽其所能地阻止鲜血的横流。她要从给22岁的小罗杰·西蒙斯判死刑开始做起。虽然这是她所遇到的最心狠手辣的一个罪犯，但在她不太长的律师生涯中她已经领教过很多这样的家伙了。她忘不了那天在法庭上他给自己留下的印象。那张脸上没有半点自责、忧虑或其他任何应有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希望。据他的出身背景等等来看，他有着一段非常可怕而不幸的童年。但那判决不是她的错，相反这似乎还是她唯一做对的一件事。
她摇摇头又看了看表：已过了半夜。她开始有点注意力不集中，要再去多倒些咖啡来。最后一个律师同事是五个小时前走的，清洁工们三小时前也走了。她沿着走廊走进厨房，脚上没穿鞋，光穿了袜子。如果查利·曼森这时在外面干点什么坏事的话，那么将来他也只能是犯在她手中的小案子，比起今天那些随心所欲到处游荡的人面兽心的家伙来说只不过是业余的而已。
她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走回了办公室，然后在窗户面前停了一会儿，看了看窗户里面自己的影子。干她这行，容貌的确不大重要；天哪！她已经有一年多没和人约会过了。但她无法把自己的目光挪开，窗户里映出的她是个瘦高挑儿，也许某些地方太有点儿皮包骨了。然而，她不但没有改掉每天固定的四英里跑步，相反，她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却在持续下降。她平常大多只喝些咖啡和吃点饼干，尽管她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两根烟，并且希望自己运气好能完全戒掉。
她为自己无休止地拼命处理一桩接一桩可怕的案子而苦坏了身体感到有罪，可她又该做些什么呢？因为她看上去不像《四海为家》杂志上的封面女郎那样风光就放弃不干吗？她安慰自己，事实上那些一天24小时的工作会让她自己看上去很充实愉快。她的工作便是确保那些违法的家伙、那些害人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怎么衡量，她都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已是超乎寻常地多了。
她用力拍打自己浓密的长发，该剪了，可哪有时间去呢？尽管她觉得自己日趋不堪工作的重负，但相对而言，这张脸还是比较光洁的。这张年届29的脸庞，经过四年日工作19小时的日日夜夜和无数次的案件审理工作，仍没有太多变化，仍很年轻。但她仍长叹了一声，因为她意识到这种状态很可能不会太长久的。在大学时，她也曾是个回头率极高的姑娘，也曾让不少人心跳加速并且寝食难安。但当她即将跨入而立之年时，她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想当然的、曾经嘲笑过的许多东西，对她而言也不会拥有太久了。她知道，有很多你过去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的事情，比如说只要你一出现，满屋子人都静下来看你的情景，对她而言将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的几年中，她的外表还是保持得相当不错的，因为相比较而言她很少去保养它。基因不错，肯定是这样。她很幸运。但接着，她想到了父亲，于是又认定自己在基因方面的运气一点儿都不好。他是那样一个人，偷别人的东西，却伪装着过正常人的生活。一个欺骗所有人的家伙，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内，一个你无法信赖的人。
她坐在桌旁，很快地喝了一小口滚烫的咖啡，然后又放了更多的糖。她一边深深地搅拌着这夜里提神的东西，一边看着西蒙斯先生的卷宗。
她抓起电话打回家，看看有没有电话留言。有五次留言，两次是其他律师打来的，一次是她准备请他出庭指证西蒙斯先生的那个警察打来的，还有一次是她那个一起调查案子的同事打来的，这人总是时不时给她打个电话，但多半是提供些无用的信息而已。她真该换电话号码了。最后一次留言是个挂断的电话。但她能听见电话那头很低的呼吸声，差不多能听出一两个字。那声音里有点东西很耳熟，但她吃不准。肯定是闲得无聊的人。
咖啡喝下肚，她浑身来了精神，又可以集中精力看卷宗了。她抬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小书架。书架上是一张老照片，上面是10岁的小凯特和她死去的妈妈。相片被剪掉的部分是卢瑟·惠特尼。这对母女身旁是个大洞，一个大空白。
“真他妈的见鬼！”这位美国总统站起身来，一只手捂住虚弱、受伤的阴部，另一只手拿着刚才一直要致他于死地的拆信刀。这会儿，那东西上面已不仅仅是染有他的血了。“真他妈的见鬼，比尔，你他妈的杀了她！”挨他骂的那个受气包弯下腰把他扶了起来，另一个同伴在检查那个女人的情况：他粗粗地一看，发现两颗大口径子弹已打穿了她的脑袋。
“对不起，先生，时间来不及了，非常抱歉，先生。”
比尔·伯顿已经干了12年的特工，以前还当过八年的马里兰州州警，他的一发子弹刚才使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的脑袋开了花。尽管他以前受过所有的紧张训练，但此刻仍像个刚从恶梦中惊醒的学龄前儿童一般在瑟瑟发抖。
以前他当班值勤时也杀死过人：那是一次常规的交通阻塞中出的乱子。但死者是个专与穿制服的警察作对、四次企图报血仇未果的家伙，那次他手持格洛克半自动手枪存心要让伯顿肩膀上那个吃饭的家伙搬家。
他低头看看那具小巧光裸的尸体，心想总统一定很懊丧。他的搭档蒂姆·科林在对面看着他，一手还抓着总统的胳膊。伯顿费力地咽了咽吐沫，然后点了点头。他会有办法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扶起J．艾伦·里士满，这位美国总统，全国男女老幼心目中的政坛英雄和领袖，此时此地却纯粹是一丝不挂而且酩酊大醉。总统抬头看着他们俩，由于酒精的作用，他最初的恐惧终于消失了。“她，死了？”他的话有些含混不清，两只眼睛里的眼珠像松动的弹子似地直翻。
“是的，先生，”科林干脆利落地答道。不管总统是醒是醉，都必须对他有问必答。
这会儿伯顿正踌躇不前。他又瞥了一眼那个女人，然后再回头看看总统。那是他们的工作，他的工作。保卫那该死的总统。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总统的生命都不得结束，不得像那样完结，不能像只猪似地被某个喝醉的母狗戳死。
总统翘起了嘴角，像是要笑的样子，尽管科林和伯顿事后都不这么认为。总统开始站起身来。
“我的衣服呢？”他问道。
“在这儿，先生。”伯顿迅速地作出反应，弯腰将衣服捡了起来。衣服上——仿佛屋里的一切——溅满了她的鲜血。
“好了，扶我起来，帮我准备好，他妈的。我还要给人在某个地方作个讲话，是不是？”他尖声笑了起来。伯顿和科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都看着总统走过去坐到了床上。
枪响的时候，白宫办公厅主任格洛丽亚·拉塞尔正在一楼的洗手间里面，远离那个房间，无法及时赶到。
她曾多次陪伴总统赴这些幽会，但是她非但没能渐渐习惯于这些事情，反而一次比一次对此感到厌恶。试想一下，她的上司、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威的人，同这些名妓们，同这些政治上盲从名人的姑娘们上床，真是不可思议。然而，她也几乎学会了见多不怪，基本上如此。
她往后向上拉起连袜裤，抓起随身小包，猛地推开洗手间的门，沿走廊狂奔起来，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当她跑到卧室门前时，特工伯顿拦住了她。
“夫人，您不想目睹这一切吧，没什么好看的。”
她推开他走了进去，然后停下了脚步。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要回头跑出去，奔下楼，钻进轿车，离开这地方，离开这个州，离开这个令人痛苦的国度。她并不同情那个想与总统交欢的克里斯婷·沙利文。那也曾是她自己近两年的目标。唉，有时你得不到想要的，可有时你得到的却又多得多。
拉塞尔定了定神，然后面朝特工科林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林年轻力壮，对指定他保卫的人忠心耿耿。他接受了为保卫总统而死的训练，在他心目中，毫无疑问，他将随时这么去做。很多年前他曾在一家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铲除了一名刺客，那是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艾伦·里士满公开露面的地方。科林将那个潜在的杀手打倒在柏油路面上，那家伙甚至还没完全从口袋里掏出枪来就彻底被制服而难以动弹了，其他的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对科林来说，他生活中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艾伦·里士满。
特工科林花了一分钟时间简要连贯地向拉塞尔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伯顿则郑重地肯定了那些事实。
“拉塞尔夫人，他和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其他了断的办法。”伯顿下意识地瞥了总统一眼，他仍躺在床上，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们已用一条床单将他身体更为关键的部位遮挡起来了。
“你是说你们什么也没听见吗？先前，在这以前，什么搏斗的声响也没有吗？”她挥动手并指着一片狼籍的屋子问道。
两个特工互相对望了一下。他们曾经听到过从他们上司呆过的那些卧室里传出的许多声音。有些可以断定是暴力的，有些不是。但以前从房间里出来的所有人都是若无其事的。
“没什么异常，”伯顿答道，“后来我们听见总统先生失声呼救，于是我们就进去了。那把刀也许离他的胸口只有三英寸了。阻止的最快办法只有子弹。”
他尽可能笔直地站在那儿，眼睛注视着她的右边。他和科林已经尽职尽力了，否则这个女人是不会来对他们说这些的。他没有任何责任。
“房间里有把该死的刀子？”她疑惑地看着伯顿。
“如果要依我，总统就不会外出进行这些、这些小小的短途旅行。他多半不让我们事先检查，我们也没机会搜查这个房间。”他看着她。“他是总统，夫人，”他又加了一句，好像要证明这一切似的。而这句话对拉塞尔而言常常很有道理，伯顿已经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个事实。
拉塞尔环顾整个房间，仔细审视着所有的一切。在响应艾伦·里士满的总统竞选号召以前，她曾是斯坦福大学一位全国知名的政治学终身教授。然而，他是那样一位有鼓动力的人，人人都想跃上他的竞选宣传车。
作为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如果里士满获胜连任总统，她将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国务卿，何况里士满的连任也是众望所归。谁知道呢？或许一个里士满一拉塞尔的施政纲领即将制定。他们是极出色的一对搭档。她是个战略家，而他则是个手段高明的活动家。他们的前景一天比一天更光明。但现在呢？此刻她所有的只是一具尸体和酩酊大醉的总统先生，他们正呆在一个本应是没有人呆的屋里。
她觉得这辆快车就要停了。接着，她又很快缓过神来。绝不能因为这一小堆人类的垃圾而受影响，绝不！
伯顿开始活跃起来了。“您想让我这会儿报警吗，夫人？”
拉塞尔看着他，仿佛他已经神经错乱似的。“伯顿，让我来提醒你一下，我们的职责是始终保卫总统的利益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绝对没有——能够超过它。明白了吗？”
“夫人，这位女士已经死了，我想我们……”
“没错。你和科林打中了这个女人，她死了。”话从拉塞尔嘴里蹦出来，字字句句在空中震荡。科林搓着手指头，一只手本能地去摸放在腰间皮套内的手枪。他两眼瞪着那位刚才还是沙利文夫人的女人，仿佛他能使她起死回生似的。
伯顿耸耸他那魁梧的双肩，向拉塞尔挪近了一英寸的距离，这样一来，两人身高的悬殊达到了极点。
“如果我们不开火，那总统的性命就难保。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确保总统的安全和健康。”
“这也没错儿，伯顿。既然你已救了他一命，那么你又打算怎么向警方、向总统夫人、向你的上司们、向那些律师们和新闻界、向议会和金融界、向这个国家还有这该死的世界解释，总统为什么会在这儿？他又在这儿干什么？你又怎么解释你面对的种种情形？就说特工科林不得不开抢打死一个美国最富有而且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妻子吗？因为一旦你报了警，或者你叫任何人来，你将不折不扣地面临上述这些问题。现在，如果你准备承担全部责任，那么你就拿起那部电话，报警吧。”
伯顿的脸变了颜色。他倒退了一步，现在他的高大身材已无济于事了。科林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这两人摆开了斗架的阵势。他还从未见过有什么人那样和比尔·伯顿说话。这个大高个儿本可以用胳膊轻轻一挤便将拉塞尔的脖子喀嚓拧断。
伯顿又一次低头看看那具尸体。怎么才能自圆其说而让所有人都弄明白呢？答案很简单：你不能。
拉塞尔仔细地看着他的脸，伯顿回头看她，他的两只眼睛明显地在躲闪，现在不敢正视她的目光了。她赢了。她温和地微笑着，点了点头。这出戏该由她来唱了。
“去弄点咖啡来，一大壶，”她命令着伯顿，内心顿时品尝起这种角色转换的愉悦来，“然后守在前门以防万一有任何夜访的不速之客。”
“科林，到厢式货车去，通知约翰逊和瓦尼。别对他们提起这件事。现在就告诉他们出了点意外，不过总统先生安然无恙。就这样。告诉他们原地待命。明白了吗？需要时我会叫你们的。我要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
伯顿和科林点头称是，然后走了出去。他们经过训练都已惯于对如此权威性的指令言听计从了。在这件事上，伯顿不想发号施令，他们也不会因此付他足够报酬的。
从那些子弹把那女人的脑袋打开了花以后，卢瑟一直没挪半步。他害怕。他的种种恐惧感终于消失了，可他仍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停地在注视着地板和那个曾经活着的人。在他作为罪犯的所有这些年里，他也只目睹过一次他人被杀的情景，那是一个被三次定罪的恋童癖患者被一个毫无同情心的囚犯用刀刺中脊髓而死。但此刻他内心掠过的种种情绪却截然不同，就好像自己是个孤独的船客，随船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港口一般。周围的一切看起来或看上去一点都不熟悉。这时任何声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