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车镞矢（14），刻天子玺，将相军吏樱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以约束（15）。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①蛊道：用诅咒等邪术加害于人。②女弟：妹妹。③嫁弃归：出嫁后被夫家休逐，回到娘家。④让：责备。⑤通：交往，往来。⑥以计爱之：是说为着实现某个目的而表示爱人，并非出于真心。⑦按：此段与下一段中华书局本原为一段，现据文意分为二段。⑧假母：继母或庶母（父亲的侧室）。一说“傅母”，即保育、辅导贵族子女的老妇，详见《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注。⑨乱：此指住仆之间男女私通，违背伦常纲纪。⑩为寿：敬酒祝寿。（11）股：大腿。（12）御者：帝王所用的仆人，此指淮南王的女侍。（13）械系：用镣铐囚禁。（14）赫：《汉书·淮南王传》作“枚赫”。车：古代的一种战车。镞矢：泛指有箭头的箭支。一说当指一种“金镞剪羽”的箭支，详见《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注。（15）约束：管束。此指按照吴楚七国反叛时的计谋行事。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①，除前郤②，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嬴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嬴，以淮南事系④。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⑤。
元（朔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⑥，得陈喜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⑦，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⑧，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⑨。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⑩。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①昆弟：兄弟。②郤：通“隙”，缝隙，此指彼此的嫌隙。③约束：此指约定。④此句是说白嬴由于与淮南王谋反事有牵连而被拘押。⑤按：此段与下一段中华书局本原为一段，现据文义分二段。⑥有司：古代泛称各有专职的官吏。⑦雅：平素，向来。⑧先自告：抢先自首。此句是说依汉律，自首者可免罪。⑨情实：真实的情况。⑩杂：共同。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①”，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②，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③，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④，臣下渐靡使然也⑤。夫荆楚僄勇轻悍⑥，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⑦。
①膺：抗击。荆：周代楚国的别名。春秋时楚国争霸，不断向外扩张，疆域辽阔。汉初淮南国、衡山国都在春秋楚国的旧版图内，因此作者引此诗句发表议论。舒：指楚国的结盟国舒庸、舒鸠、舒蓼等。按：这二句诗引自《诗经·鲁颂·（ｂì，必）宫》，原诗赞扬鲁僖公参加齐桓公的会盟，惩制了楚国。②蕃臣职：指诸侯国具有的保卫中央政权的职责。屏障。蕃臣，即身为藩国之主的诸侯王。番，通“藩”。③仍：沿袭。④俗薄：世风浇保⑤渐：浸染。渐靡（ｍó，模）：比喻逐渐影响。靡，通“摩”，抚摩。⑥僄：轻捷。悍：凶狠。⑦自古记之：指前引《诗经》之语。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有为译注
【说明】这篇类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而这，也正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
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排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别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
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止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无怪乎古人赞之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叙其余四人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职务。孙叔敖为官三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
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回复了原貌。
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１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
有位客人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他不肯收纳。客人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埃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下。”
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ｗěｉ，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太史公说：“孙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场秩序得以恢复。子产病逝，郑国百姓失声痛哭。公仪休看到妻子织出的布好就把她赶出家门。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顶罪，使楚昭王树立了美名。李离错判杀人罪而伏剑身亡，帮助晋文公整肃了国法。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①。文武不备②，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③，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④。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⑤，世俗盛美⑥，政缓禁止⑦，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⑧，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⑨，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⑩，次行不定（11）。”相曰：“如此几何顷乎（12）？”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13）。”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14），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15）。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16），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地；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①奸：邪恶诈伪之事。②文武：本义指文治（礼乐教化）和武功，这里指行政法规和刑罚。③循理：依照原则行事。④处士：隐居不士的人。⑤和合：和睦同心。⑥盛美：非常美好。盛：盛大，引申为程度深。⑦禁止：有禁则止，听从命令的意思。⑧春夏以水：一本作“春夏以水下”，意为春夏时节借河水上涨使采伐的林木顺流而下运出去。⑨更：更改。⑩莫安其处：无人安心于在市中经营本业。处：位置。次行：次序。（11）几何顷：有多久。（12）顷：时间短，此泛指时间。（13）复：恢复。（14）庳车：矮车，车的底座低。（15）闾里：乡里，古代居民组织。先秦时以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16）：门限，即门槛。（17）不教：此指不用行政法令管束。从其化：顺从他的教化。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①。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②。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③，斑白不提挈④，僮子不犁畔⑤。二年，市不豫贾⑥。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⑦。五年，士无尺籍⑧，丧期不令而治⑨。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①列大夫：居大夫之列。②按：此段所言与卷四十二《郑世家》内容有出入。《郑世家》记子产是郑成功的小儿子，曾先后事简公、定公、声公，并无任郑昭君国相的记载。③竖子：鄙贱他人的称呼，犹“小子”。此指游手好闲和浪荡子。戏狎：轻浮嬉戏。④斑白：鬓发花白，此借指老人。提挈：提着东西。挈，提。⑤僮子：儿童。犁畔：在田边耕种，指干农活。⑥不豫贾：不预先抬高物价，到交易时买卖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