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下农场劳动。然后是王能智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焦家坞只是一个大村，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谢莉英分在北京市区石景山区北辛安中学，他觉得她分到市区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她仍然决定要嫁给他！
她的决定，对王能智的一生是重要的。
他已经长大了，母亲不是一把伞，不能遮护他走完一生。也许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很早就坚决地培养孩子自己去走。他现在走到了大学，母亲的翅膀很难荫护着他了。就在这时，“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多么猛烈，王能智需要有一种爱，给他温暖和支撑。
许多年，王能智对女性的感情似乎只为母亲和妹妹存在，似乎就没有走出家庭。是谢莉英温暖的手牵着他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是工人的女儿，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有一个多么光荣的家庭！
他能感觉到她的爱是多么宝贵地将他同祖国大家庭亲切地连在一起。不管能不能梦想成真，谢莉英的爱在那个岁月，是在真实而有力地帮助他建立自信。
但是，王能智仍然保持着冷静。
“我还是先去焦家坞吧！”他坚持说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这是1970年，他已经28岁。
他想好了，如果各奔东西后她改主意了，那就是应该分开的。即便那样，他仍然感激她。如果分不开，那就自然会走到一起。他想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个夏天，他头戴草帽身背行囊，坐着拖拉机前往那个乡下中学。从此她就是他心中的一盏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教学，才对得起她。
保护天赋遇上一位好校长
人的一生中需要很多人帮助，但能影响你一生的只有几个，这也需要自己能回应那样的影响和帮助。
分配到密云县焦家坞中学教地理，王能智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多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并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上了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校长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时光走到了第二年夏天，谢莉英没改主意。
1971年7月25日，是他俩结婚的日子。
新家安置在谢莉英的住处，他们添置了两床被子、一对枕头、一条床单，还有一对木箱子，这就是那一代人“新婚财产”的全部。
他满心是对妻子的爱，但他的寡言已是一种习惯，甚至不会表达，只会给妻子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我们的《密云县地理》印出来了。”他告诉她。
“感觉咋样？”她问。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教的效果怎样。”
谢莉英隐约感觉，丈夫对他的“地理”，有一种令她都有点妒忌的感情，仿佛他睡在她的身边，心还在密云的田间。
9月又来到了焦家坞中学，孩子们开始读王能智老师编的《密云县地理》了。王能智教着这“密云地理”，感觉像敲乡下锣鼓，似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王树方校长非常重视。
“他每周必来听我一节课，有时去公社开会，回来一定补上，当晚一定给我感受，论得失。”
王能智说，王校长很胖，但我们上野外课，他也跟我们一起去，走多远都兴致勃勃。
王校长还让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
“小王，你拿去看看，这是苏联凯洛夫的。”
“这不是报纸上批判的吗？”王能智问。
“你可以批判着读嘛！”校长说。
在那乡村之夜，田野里是响作一片的虫吟蛙鸣，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那时，王能智觉得编出一本地理教材也就不错了，可是王校长并不满足。“他推着我继续往课外发展” 。
一天，校长从密云县城回来，对王能智说：“101地质队正在密云搞铁矿勘探，据说那是25亿年前太古代的铁矿，你应该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
王能智去了。
今天他告诉我，说他去地质队，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
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当时学校要建教学楼，校长就让王能智去密云县建筑局学制图，还让他去密云县规划局搞宏观规划。
“这一切都是校长推着我走出课堂，去补充知识。”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王能智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寒暑假也很少回城。这结果是，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谢莉英的肚子毫无消息。
直到1975年，这年秋天开学不久，谢莉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王能智自然也非常高兴。
他爱孩子，一个优秀教师怎么能不爱孩子！他在密云的田野里，深情地给学生唱《宝贝》，学生们都被老师的歌声深深打动。
那时，谁也想不到，谢莉英怀孕8个月时去做胎检，会被认为怀了怪胎。其后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深远的痛苦，也使王能智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遇到严峻挑战。
保护天赋一生都沉浸在学生的状态中
也是在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但又不肯下切实的工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还有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校长说得语重心长。校长要走了，似乎对王能智还颇有牵挂。这是什么？这就是感情！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校长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整理行装时，王能智看到了校长的十多本读书笔记，他至今印象深深：“那笔记本纸很差，字好极了！”
校长走了。
那一天，他送走校长回到自己的小屋，突然感到空空荡荡。那时中学的校舍仍然紧张，他住在校外一个农家院子里，窗户纸总是有好多洞，夏天蚊子就从洞里飞进来。他糊上报纸，转天村里的小孩又给捅破了。他再糊上，再被捅破，一而再，再而三，他就不糊了。从此就用敌敌畏对上水，在自己的周围撒上一圈，蚊子就不过来了。他就在这个圈里照校长推荐的书籍一一去读。
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再说谢莉英怀孕7个半月时去医院检查，照了X光，没发现异常。按医生吩咐，半个月后去做第二次检查，没想到医生突然说，怪了，怎么摸不到孩子的脑袋、胳膊，会不会是葡萄胎啊？
“去拍个片子吧！”
片子出来了，孩子有脑袋、有胳膊，不是葡萄胎，但医生仍然怀疑：“可能是个怪胎！”
“别吓我。”谢莉英说。
“孩子的脑袋太大了，哪有这么大的呢？”医生说。
她第一次听到了“大头儿”的说法。但她不信，暗想自己该到另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当天就去了。
在人民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看了她带去的片子，说：“按片子看，是个畸形儿，俗称怪胎。但这是影像提示的，还不好确诊。你先住院吧！”
那日，天上下着细雨，谢莉英没住院，在细雨中跑出来了。
王能智在乡下，她也没告诉他。多少个暑假、寒假，他是该回来的，可他为乡村地理教学去跑地质队、农科所……现在是上课期间，更指望不上他。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在焦家坞，他除了历史、政治没教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农基等课都教过。看起来这是由于乡村中学师资不够，他必须是个教书的多面手，但这种训练对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多么有益。他的乡村中学经历，实际上对他日后在京城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
保护天赋向林巧稚求助
1976年那个天上下着细雨的春日，谢莉英从人民医院出来，就回到了石景山北辛安中学。她想，我总得把这件事告诉学校领导，告诉谁合适呢？……告诉张修石吧！张修石是晚清大臣张之洞的孙女，为人特别和蔼。谢莉英径直去找了教学主任张修石。
“张主任，我恐怕要请一段时间假了。”
张修石笑着问：“到日子啦？”
“没有。”把情况告诉张修石后，她说，“我想把这个怪东西做掉。”
“别！”张修石说，“医生也没肯定就是。好不容易怀一个，别轻率。哎，我建议你去找你婆婆，我记得你婆婆曾经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去问问你婆婆有什么办法。”
谢莉英踩着一条胡同里的小道去见婆婆。
王能智家早先住在南池子41号张学良赠送的大宅子，“文革”前他们一家就不能在里面住了，迁到大宅后面的飞龙桥10号，那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四合院。王能智的母亲陈珣此时就住在这里。
陈老太太依然显得很精神，婆媳见面，陈珣听了情况后，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慌。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就跟我去，去找林巧稚。”
谢莉英问：“为什么要有胆量？”
婆婆说：“林巧稚现在没时间给一般人瞧病，你只有去堵住她，让她给你瞧。”
谢莉英想说，妈，你不可以跟林巧稚说说吗？干吗要我去堵？还没说出来，陈老太太又说：“到那里，我告诉你是哪个，你就上去。记住，你别犹豫。只要上去，她一定会接待你。”老太太的话中有一种不容置疑也不必商量的东西，“走吧，现在就走！”老太太已经站起来。
对谢莉英来说，眼下肚子里的事已是天大的事。对陈老太太来说，这也是她的血脉呀！但陈珣似乎一生都不轻易开口求人，这一点，王能智几乎跟他母亲一模一样。陈老太太办事，似乎比她的儿子更果断。
婆媳就这样出发了。
那是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第三天。大街上行人稀少，你感到连空气都是紧张的。
到了协和医院，婆婆说：“你先去挂个号，才好说话。”
谢莉英照办。挂了号，谢莉英又按婆婆吩咐去找个医生“再看看”。妇产科的一位女大夫为谢莉英做了检查，然后开出单子，让再去拍正面、侧面两张片子。她拿着单子出来，婆婆说：“现在可以找林巧稚了。”
婆媳二人走到一处，正遇林巧稚带着一拨儿研究生远远地走来。婆婆马上对儿媳说：“就是她！”
一群学生全是男的，只有林巧稚是女的，一目了然。谢莉英就上去了：“请问，您是林巧稚大夫吗？”
“是的。”林巧稚大约明白了来者的意思，温和地说，“您瞧病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夫。”
“大夫说这是怪胎，又说不能肯定。”谢莉英已经展开了片子，“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好请您瞧一眼。”
林巧稚的眼睛已经习惯性地瞅见了谢莉英手里的片子，问：“这就是你的吗？”
“是我的呀！您看，你们大夫又开了单子，让我再去拍两张片子瞧瞧……”
“你不能拍了，不能拍了！”林巧稚马上说，“来吧，上这屋来。”
屋里有床。林巧稚说你躺上去吧，把裤子解开，我给你检查。一群男研究生也进来了。谢莉英有点犹豫。
“别不好意思，都是医生。”林巧稚在等待着。
谢莉英也就不犹豫了。林巧稚给她仔细做了检查，又让研究生们检查，然后说：“你们都发表意见，说说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要说出理由。”谢莉英躺在床上，心想自己送这儿来成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