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紧的亲戚呢，他三舅家的儿媳妇，是我闺女女婿的三姑父的亲侄女。”
父亲对我说：“小通，你带着妹妹回家去，不要在这里添乱。”
“这里热闹，我不走。”妹妹说。
“小通，带她走！ ”父亲严厉地说。
我看到父亲脸上出现了自他归来后最严厉的表情，心中有些恐惧，就拉着妹妹的手，想带他回家。妹妹不愿走，身体使劲摇晃，嘴巴里还乱嘈嘈。父亲抬起巴掌，正要往妹妹的头上扇时，母亲神情肃穆，走了进来。父亲把抬起的巴掌缩了回去。母亲说：“老罗，兰总和我们商量，想让小通扮成孝子，和甜瓜一起，为嫂子守灵、摔瓦。”
父亲满面荒凉，点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雾笼罩着他的脸，使他的神色变得更加荒凉。良久，他说：“你答应了？ ”
“我想，这也没有什么，”母亲有些羞涩地说，“黄彪媳妇说，小通和娇娇在这里搭伙时，嫂子说过，要认小通做儿子的。
老兰说，她这辈子就想有个儿子，这样，也就了她一个心愿。“
母亲侧过脸问我，“小通，你大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
“我记不清了……”
“娇娇，大婶是不是说过，要认哥哥做儿子？ ”母亲问妹妹。
“大婶说过。”妹妹肯定地说。
父亲在妹妹头上拍了一巴掌，恼怒地说：“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插嘴，把你惯的不成样子了。”
娇娇大声哭起来。
妹妹一哭，我心疼痛。于是我坚决地说：“是的，大婶这样说过，我当时就答应了。不但大婶说过，老兰大叔也说过，而且是当着市里秦部长的面说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发这样大的火？ ”母亲忿忿地说，“给死去的人一个安慰嘛！ ”
“死去的人知道吗？ ”父亲冷冷地问。
“你说知道不知道？ ”母亲阴沉着脸说，“人死了，心不死。”
“你不要胡搅！ ”父亲嚷着。
“我怎么是胡搅？ ”母亲说。
“我不跟你吵，”父亲降低了嗓门，说，“儿子是你的，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一直蹲在地上不吭气的小韩站起来，说：“罗厂长，你就别犟了，既然杨主任已经在兰总面前答应了。小通主任也同意，何不做个人情？ 再说了，这不是演戏吗？ 小通扮一万次孝子，还是你的儿子，谁也夺不去。这样的机会，‘多少人抢都抢不到呢。”
父亲低下头，不吭气了。
“他就是这个熊脾气，”母亲说，“什么事都要跟我拧着来。
我这辈子算是逃不出来了。“
“你快要逃出去了。”父亲不阴不阳地说。
“什么屁话，”母亲骂了父亲一句，转头对我说，“小通，去找黄彪媳妇，让她帮你换换衣裳，待会儿记者来录像，你可别嬉皮笑脸的，兰大婶生前对你不薄，你为她尽点孝心也是应该的。”
“我也要去换衣裳……”妹妹哼唧着。
“娇娇！ ”父亲瞪着眼睛呵斥道。
妹妹撇撇嘴，想哭，但看到父亲那空前严厉的样子，憋住了，没敢哭出声，眼泪却流了出来。
第三十九炮
傍晚时分，高高的戏台子已经搭起，那个重新刷上了油彩的肉神，被四个工匠抬到了戏台一侧。肉神的脸迎着七月的湿漉漉的夕阳，显得格外鲜活。为了防止肉神歪倒，工匠们用两根粗大的钉子，将它的脚钉在了木板上。他们敲击钉子时，我的心脏随着那一声声的巨响而收缩，我的脚也一阵阵地抽搐。
后来，我醒来后才知道自己曾经昏厥过去——以我尿湿了的裤子为证，以我咬破了的舌头为证，以我被掐痛的人中为证。一个胸前戴着医学院校徽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直起腰来，对她身后一个胸前佩戴着同样的校徽、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生说：大概是癫痫发作。那个男生弯下腰，问平躺着的我：有没有家族癫痫病史？ 我迷惑地摇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用这样的话问他，他如何能懂？ 那个女子白了男生一眼，低下头问我，你家中，有发过羊痫风的没有？ 羊痫风？ 我努力思想着，感到浑身疲倦无力，胳膊软得抬不起来。羊痫风？ 想起来了，范朝霞的父亲，经常在大街上昏倒，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听人们说，他就是羊痫风。我的家族中没有羊痫风。我母亲被我父亲和我气成那样子也没发羊痫风。我摇摇头，用软如面条的手，支撑着地面，艰难地坐了起来。可能是继发性癫痫，多半是遭受了重大的精神刺激所致，女生对男生说。这样的人，精神生活很简单，会遭受什么刺激呢？ 男生疑惑地说。操你的妈，我暗暗地骂着，心中想，你怎么知道我精神生活简单呢？ 我的精神生活复杂得很呢！ 女生大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呢，不要登高，不要下水，更不要开车、骑摩托，骑马也不行。我听明白了她的话，但我的脸上神情肯定是茫然无知。于是那个男生说：走吧，甜瓜，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甜瓜？ 我心中一阵疼痛，往事历历涌上心头。难道这个腰肢细软、双腿修长、长发垂肩、眉清目秀、心地善良的女大学生，就是老兰的女儿、那个黄毛丫头甜瓜吗？ 那个眉眼间有一股妖气的小丫头，竟然出落成这样一个大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甜瓜！ 也许是我喊了一声，也许是那个随时都会破碎的马通神喊叫了一声。我当然是希望我喊叫而不是马通神喊叫，因为我早就听说过，漂亮女子，如果被马通神喊叫而不幸回答，那这个女子就难以逃脱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命运。女子答应了一声，然后便转动着脑袋寻找声源。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绝对想不到当年是那样不可一世的罗小通，竟然落魄到如此模样，成了一个躺倒在破庙里栖身的继发性癫痫病人兼叫花子——尽管我不是叫花子，但她和她的男友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叫花子。她站在大和尚面前，小腹碰到了大和尚的脸，大和尚一动不动，她也似乎毫无感觉，探身向前，伸出只手，抚摸着马通神的脖子，不回头地问身后的男友：你看过《聊斋·五通》吗？ 没有，她的男友在后边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考大学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都不看。我们那里分数线特高，竞争非常激烈。知道五通是什么神吗？ 女子回头问，脸上是狡狯的笑容。男生说：不知道。女子说：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神？ 男生问。女子用调笑的口吻说：怪不得蒲松龄说，“万生用武之后，吴下仅遗半通！ ”男生迷惑地问：你说了些什么呀？ 女子莞尔一笑，道：不说了，你看，她把沾满了泥水的手伸到男友面前，说：马通神出汗了。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往庙门外拖着。女生好似恋恋不舍地回着头，眼睛似乎看着马通神，嘴巴里说出娜词嵌Ｖ鑫业幕埃耗阕詈？去医院看看，虽然这种病要不了你的命，但还是吃点药为好。我鼻子一阵发酸，半是感动，半是为世事沧桑而感慨。院子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人，扶老携幼，扛着板凳，从大道两边，从庙后的庄稼地里往这汇拢。奇怪的是往常交通繁忙的大道上，现在竟然没有车辆。我只能用警察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戏台子搭在对面的空地上，而非要搭在这容人不多的小庙院子里呢？ 一切都是这样荒唐，没有道理可讲。我猛然看到，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胸前的老兰，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像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在黄豹等人的护卫下，从小庙后边的玉米地里走出来。那个名叫娇娇的小女孩，手中举着一穗新鲜的玉米，在他们前面愉快地跑着。她的母亲范朝霞，不时地提醒着她：宝贝，慢点跑，小心滑倒！ 一个身穿汗衫、手拿纸折扇的中年男子，见到老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 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 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
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
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哨悄地对我说：“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 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 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摞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
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