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史都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没有当时的非洲和亚洲就没有当时的欧洲，撇开欧洲的作用就说不清当时的美洲和亚洲，如此等等，因此国别史从那时起不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就像要认识一个胃，胃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必须放到人这个大单元里来认识，才能看得清楚。我们现在中国的史学教育，讲到１６世纪以后还是国别史，是很成问题的。但如果说全球化是指全球的文化趋同，经济和技术共享，还有公正的全球政府，像鄂尔多斯羊绒衫的口号一样：“温暖全世界”，那是另外一回事。也许那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听上去不错的目标，但我们离那样的目标至少还非常遥远。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但中国人可以随便定居到美国吗？不行的，所以没有人口流动的全球化。中国人能得到美国的高技术转让吗？也是不行的，出再大的价钱也不行，有美国的法案管着，所以也没有技术传播的全球化。很明显，现在的“全球化”都是有选择的，民族国家这种体制还有强大的作用，谈“国家的消亡”为时过早。眼下似乎有好几种“全球化”在交织，富国想要原料与市场，穷国想要投资和技术，双方又都想要对方的市场，同床异梦，各有所图，都在做全球化的梦，但梦的不是一个东西。以后会怎样发展，还得看。
王尧：反对全球化在西方国家也形成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浪潮，每年开西方国家七加一的首脑会议，就会有很多人去示威和抗议，还闹出流血事件。
韩少功：投资全球化也损害了西方国家工人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在一步步加剧。资本家把工厂办到中国或印度去了，欧美的失业率就不断攀升。这带来一些新的现象，比如美国波音、通用等公司的大老板最喜欢中国，但劳联、产联这些工会组织最反对中国。比较而言，在马克思的时代，各国的工人穷得一样，但各国的资本家富得不一样，所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呢，各国的资本家富得一样，但各国的工人穷得不一样，所以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推进全球化。
王尧：社会的重建也包括国际社会的重建，包括克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恢复，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韩少功：需要人类精神觉醒和文化创造的又一个春天，也许还需要新的孔子和耶稣，需要新的达尔文和马克思。我们无法预计２１世纪会发生什么，没有办法算命。有时候，我觉得全球化就像一大锅中药熬着，熬来熬去，最后不知道哪一味药治了病，不知道哪一味药伤了身。
（本文收入《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一书，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沉渣杨继年
老 伍 第一次听说杨继年十一岁就坐牢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编小说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三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修饰有何意义？
老伍：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１１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１０年；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又被加刑３年。老伍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伍：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３４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５０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伍：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７００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账，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蒙头蒙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地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弯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上牵网都不晓得。“１９５７”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１９５８”，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明白，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伍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个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我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伍：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监狱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３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伍：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５７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服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伍：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１９５３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１０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４年多。到了１９５７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刷刷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像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两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馋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像蒸笼上汽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常耍煌吩ィ奂浒雍吞谰拖露橇耍涛抖济怀⒊隼础Ｎ野舌舌Я税肷慰掌招さ亩盒α耍秩ザ肆巳雎贰Ｎ倚朔艿昧小笆迨搴谩保っ窬呀啪偕衔业哪钥牵昧肆较滤担骸扒心退莱｛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愣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伍：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伍：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１１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１９５５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１９４６年，千真万确！
老伍：莫激动，老杨。
杨继年：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十三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骇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伍：疯了么？
杨继年：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老伍：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继年：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１９５７至１９９１，我关了三十四年才出狱。坐牢惟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伍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四十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十一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１９９１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十一岁经查不实。”
老伍：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继年：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扇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老伍：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继年：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老伍：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察院的“手工”《起诉书》：……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６２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６２年７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７月１４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