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吃药，三天头上我的烧退了，人也吃下东西了，朴寡妇的脸才放晴，她跟我说你的病再不见好，我还跟他们没完。
我劝她说你跟人家耍态度，人家还能给咱好好看病？
朴寡妇说他们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你不知道你住院这两天，牙科给一个１９岁的小伙子拔牙拔死了，把人家父母坑傻了，说是那孩子牙底下长了个血管瘤，怎么也止不住血了，生让一个大活人流干了血，你说这医生干吗吃的？
我说你可别瞎说了，这医学上的事你也不懂，别让人家说你造谣。
朴寡妇说一县城的人都传开了，还用得着我造谣？我是心疼那孩子啊，当父母的咋受啊？一把搬不倒的大小伙子，活活坑死人咧。
朴寡妇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知道她准是想起了顺子，我不敢再劝她，伤不在自个儿心头不知道疼。
住了五天院，病好利落了。
出院时，朴寡妇问医生我到底是啥毛病发的烧？医生说急火攻心。回去后朴寡妇就有了说辞，她对我说你妈那老太太心肠忒狠，死了还热择你。
朴寡妇说的热择是指死人的魂缠上了活人，这事一般发生在身体弱或者对死人生前有亏欠的活人身上。
我知道我妈没那么大的道行，千里迢迢的她的魂能追到我这里？可我心里也打鼓，这没来头的高烧到底啥原因呢？
病好了，我的元气伤了，天天打不起精神。朴寡妇也不让我干啥，伺候老家一样让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卖人参的钱除去给我妈的五百，住院花了六百，剩下的我归拢到一堆交给了朴寡妇。
朴寡妇会过，今儿买几只鸡婆，明儿牵几只羊羔、猪崽，这娘儿们想鸡生蛋、蛋生鸡地滚雪球呢。
日子让朴寡妇调理得有滋有味，我的心气也缓了上来。
年前屯里接上了电灯，到了晚上，电灯明晃晃的我心里也跟着亮堂了许多。
来年秋天，金富农又来找我去山里，朴寡妇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了，她说财上人得知足，为钱不要命的事咱不做。金富农说不动我又找了别人，那会儿他家春上翻盖了新屋，还搬了台１４英寸黑白电视。
我想搬台一样的，朴寡妇不让，她说那点钱有别的用项，等钱宽余了搬就搬台带色的。
事真让朴寡妇说中了。金富农进了山就没回来，他这回没遇上狼没遇上熊瞎子，遇上了歹人。为了保住好容易挖到的老参，金富农和劫匪拼了命，金富农被砍死了，劫匪被枪毙了，正应了那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日子渐渐有了过头。朴寡妇和我都有责任田，头些年是摸着石头过河，上面规划种什么就种什么，现在，什么都市场化了，随自个的心气想种什么种什么，种够了麦子和棒子，我们就种菜，种够了菜我们又改种药材，总归是什么挣钱种什么。
我们再不用到山里挖人参，我和朴寡妇的地里就种着人参，虽说药劲没有野参大，那也叫人参啊，金富农要是知道有今个儿，准不拿命换参了。
才几年的工夫，人参成了百姓家的寻常物，泡酒炖汤，只要想吃就跟剥根大葱那么容易。
电视也搬回来了，是带色的，还遥控，躺在炕尖上就把台换了。我们俩没有后，没照别人家一样起新屋，只是把朴寡妇的老屋翻盖了，柱头升了，屋高了豁亮了，住着敞快。
世道变得好快啊，一个老农民有房子有地，吃不愁，喝不愁，能过到这份上我知足，过去的地主，富农又咋样呢？
朴寡妇不知足，每回和她做完那事她就那么磨叨我：
秉麒，家好我这儿好？
你这儿好。
秉麒，你娘好我好？
你好。
我好，你怎么不娶我？
不娶你是为你好。
混蛋话，混账！
我就是混账，你干吗想嫁混账？
你心里肯定有别人，你不想把根留在我这儿。
我不和你理论，你不想跟我再去嫁人，跟我就别再磨叨这事！
秉麒，你是个谜呢，绕腾了别人也绕腾了自个儿，我这辈子让你绕在里了，死了也猜不透你，我是活亏心了。
谁叫你愿意的？
我愿意的，行了吧，秉麒？你是我前世的冤家，现世的债主！
饱暖生闲事，这娘儿们魔怔了，老在好时候坏我的兴致。
我懒得搭理她，随她自个磨叨，后来，我也习惯了。
给比自个儿大的女人做男人，别倚小卖小，你不能总想让她当你娘，处处让着你，再刚烈的女人在自个儿男人面前也想被娇宠，年轻的时候不觉着，岁数大了，朴寡妇看我比没长大的儿子还紧，俺俩相跟着下地，每回漂亮年轻的小媳妇打我跟前过，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多瞟上两眼，也不是心里有啥想头，就好像吃饭拉屎一样自然，就为这朴寡妇没少挖苦我，说我看人家的眼神就像猫闻见了腥味，浑身上下都张着嘴。
她骂我我也不生气，伸出舌头舔着嘴唇逗她：好东西谁不想吃？啥东西老吃不腻？
朴寡妇追着拧我，骂我是喂不熟的狼。
俺俩平时没有啥业余爱好，斗两句嘴皮子找点乐子，有时候逗急了，也会狗咬狗一嘴毛，吃饭时谁也不理谁，睡觉一个炕头一个炕脚。
人活着不可能都可心不是？都可心了人就离死不远了。
七
北京到了。
１５个小时一眨眼的工夫。我坐的这辆火车是那种叫夕发朝至的快车。
早上十点车进了北京站，一出站口，我的头就发蒙了，虽说早在电视上看过现时的北京，可是一下子融进这喧闹的世界，我真的有点转向，找不着北了。
四月初的北京已经有了夏天的燥热，感觉和东北差了个节气，我还是冬天的穿衣打扮，让人一看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塔儿，别说北京人看不惯，连我自个儿都觉得别扭，浑身发燥。
我伸手拦了辆出租车，车主是个四十岁的男人，问我大爷您去哪儿？我说你先拉我沿着天安门转一圈，然后遛遛长安街，回来到王府井换身行头，然后你帮我找个舒适的旅店，要那种能洗热水澡的。
十里长安街，从东头到西头闭上眼我都能数出它沿街的地界，如今我像个傻子听着司机给我讲着那挂在我嘴边的名字，变化太大了，让我这个老北京露了怯了。
司机问我老爷子您多久没回来了？我说四十年了。转到了公主坟，司机说您要是买东西城乡贸易中心的东西全着呢，我说我要去王府井的老字号，司机说大爷别看您老外表粗糙，里子是个讲究的人呢。
从王府井出来，司机问送我去哪儿？我说拉我去鼓楼大街吧，找个干净暖和的旅馆住下。
司机说大爷您在北京没有家啊？我说早前有，他又问那您也没个亲戚？我说早前有。
我不想坏了我一天的兴致，不愿多说。
旅馆不大，很干净。包了单间，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才发现腿脚都不是自己的了，酸疼得要命，到底岁数不饶人。
我还不想给我妹打电话，去她家前，我还要转几个地界。
从窗户朝外望去，北京的夜空是橘黄色的，不像东北的夜啥时都是清冽漆黑的。
躺在陌生的屋子、陌生的床上，想让自己赶快睡去，可怎么也睡不着，我知道我早晚得陷进回忆的黑洞，从我踏上北京的土地的那一刻，从我把自己从里到外换了行头的那一刻，我骨子里的那些东西迟早会钻出我的身体，让我四十多年的改造分崩离析，让我刻意追寻的老农式的平和烟消云散。
我劳教的第二年，我哥秉宸也离开了北京，他支边去了陕西分到一家铁路医院。
我母亲在我伤透她的心后，眼见着她的长子再次离开她，心里充满了失落。
让她惟一感到安慰的是我哥回信说医院安排他做了会计，在北京我哥只是个普通的职员。
我母亲绝想不到，就是这点让她值得安慰的东西再次粉碎了她后半生的希望和骄傲，以致我父亲死她都没脸挺直腰杆站在我大妈的身边悼念她们共同的丈夫。
我哥当了会计后做了几年积极上进的优秀青年，他秉承了我父亲的遗传，写得一手好字，他做的账目规矩又漂亮，让经历了好几任会计的老院长啧啧称奇，逢人便夸我哥到底是北京来的人，加上我哥会摄影，那会儿照相机是个稀罕物，在北京个人拥有照相机也不多见，何况在黄沙蔽日、贫穷落后的陕西小城了。
我哥工作之余端着照相机不时地出现在领导的生日和同事的婚庆典礼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让我哥照过全家福，我哥的人缘好得不能再好，他不仅免费给人拍照，而且还免费帮人家冲洗，用在义务照相上的费用常常让他入不敷出，好在他有月薪，好在他是会计可以拆东墙补西墙而做得人不知鬼不觉。
医院一个漂亮的小护士看上了我哥，对我哥开始了地毯式情感轰炸，吃饭、穿衣，从头到脚让我哥再次体会了做大少爷时的惬意和舒适。
他们交往了三年，三年后谁都以为他们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小护士却提出了分手，嫁给了同科室的一个无论从长相和才识都不能和我哥相提并论的医生。
医院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只有我哥心里明白根由，小护士分手时说的再清楚不过，你适合做朋友不适合做丈夫，说好听点你是大家主出身，我们不是一路人，说难听点你是个纨绔子弟。
被前任女友定性为纨绔子弟的我哥秉宸，除了没有担当前任女友婚庆的摄影师外，更加殷勤地担当医院里所有他可去可不去场合的摄影师，他似乎在用他这点可怜的特长挽救小护士对他人格的诋毁和瓦解。
我哥二十八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某工厂的一位女职工，交往了几次，女职工被我哥外表的文质彬彬所迷惑，看惯了小市民嘴脸的女职工以为自己三生有幸终于可以嫁到书香门第了，没来得及细细咂摸这是龙门还是虎口，就嫁给了我哥。
只有我母亲冷眼看待这桩婚事，她对待我大嫂始终没有婆母的亲切，她知道这个女人不适合她的儿子，但是她不敢反对，她太知道她的大儿子了，如果这辈子老天注定她的大儿子找不到心爱的女人，那么给她大儿子一个无微不至的保姆她也满足了。
嫁到秉家的我大嫂，一进门就被我母亲的派头镇住了。
她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讲究的老太太，做饭必是围裙、套袖、帽子穿戴整齐，哪怕是做个倒炝锅的清汤，没有一点油烟，老太太也是这套行头。
做饭有做饭的程序，切菜、炒菜不说连洗菜都有讲究，吃西红柿必先用热水烫掉皮，剥蒜要去掉蒜头和土接触的部分，而且护在蒜上的那层透明的薄皮要剔除干净，芹菜必是先择掉叶子后，折断撕去筋才能切的，还有那些蒸鱼、煲汤、炖鸡炖肉的规矩更是让我大嫂看着头疼。
吃饭有吃饭的规矩，所有的人到齐了开饭，而吃饭前，老太太必是先洗过脸换上吃饭穿的衣服才坐到饭桌前。
饭桌上吃饭是没有一点声响的，我母亲不开口，别人是不能先开口讲话的，她老人家有话是吃不言睡不语。不让我大嫂说话她还可以忍受，不让她吃饭吧唧嘴那简直是让她如鲠在喉。
就是这点让我母亲知道无论她怎样改造都不能将我大嫂脱胎换骨，成为她大儿子喜欢的女人，就是这一点让我大嫂明白了无论她多么克制，多么努力她也修炼不成我母亲那样的女人。
好在我哥一年只有十天探亲假，好在我哥不在的日子里，我母亲和我大嫂各吃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大杂院里常常是屋里我母亲斜倚在床上听着苏州评弹，院里我大嫂抱着洗衣盆蹲在水龙头前和邻居高声阔论，我大嫂的嗓门有多高，我母亲的电唱机就调多大的音量。
我父亲死的时候，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红卫兵打倒封资修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我父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攻势下惶惶不可终日，尽管他那时已经退休。当他被街道革委会叫去交代问题时，他就知道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了。我父亲被红卫兵押着从我大妈的床底下，从我母亲的衣橱顶上搬出那些他解放前夕留下的墨宝和名家字画收藏，在红卫兵的监督下颤颤巍巍地点燃了这些他视为命根子的宝贝，便再也无力站起，被我大妈家的大哥和我弟轮流背着送回了和平门的家，没几天就咽了气。
我父亲的死没人告诉我，我哥接到电报时去医院革委会请假，没有批。
医院一直赏识他的老院长成了走资派，给走资派当家管钱的我哥自然逃不脱干系，革委会派人成立了清账小组，查账期间当事人不准离开。
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们这房只有我弟和我妹，我母亲没有去，她知道那头不会有人愿意她去。
我父亲被安葬在通县的老家坟地，除了我弟我妹去过一次，我们这房没人知道他葬在何处。
我哥是在我父亲死后的一个星期出事的。他被查出贪污公款２０００元。
我哥说不清楚那些对不上账的钱是付了那些相片的冲洗费还是领导从他这里拿了公款没有打条，２０００元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我哥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月工资不足６０元的小会计要不吃不喝攒上三年才能还上这笔亏空。
我哥每天站在老院长身边，站在千人瞩目的会场上接受着革命群众的批斗。
他已经从一个一尘不染坐在干净的办公室悠闲地拨拉着算盘的会计沦落成医院外科病房的清洁工。他单薄的身躯每天搬弄着那些从手术台上清理下来的残肢断臂、血迹污物，清洗着平日他不曾正眼看的污秽，他的胃都会条件反射地将体内的食物喷出，直吐得天翻地覆。
退还侵吞公款，我哥卖掉了他心爱的照相机，远不够２０００元的亏空，我哥写信向我大嫂求援，我大嫂借遍了她所有的亲戚也只是杯水车薪。
我母亲从一套旧棉絮里掏出一卷东西包裹好，由我大嫂搀扶着趁着夜深人稀走进了一个深宅大院，那是我父亲留给她的惟一念想，是他那些收藏里最值钱的一幅画，我父亲活着时曾千叮咛万嘱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它，不到脑袋落地不能惊动那户人家，那是我父亲的至交，是中南海的一位常客。
我哥的人缘还是救了他。还上公款，我哥被宽大处理，开除公职退回原籍。
成了无业游民的我哥，回到家后确实过了一年多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我大嫂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那时他们的女儿刚满两岁。
我哥和我大嫂过了一年后，竟然搬到我母亲的房里和我母亲并了伙，他说我大嫂做的饭是猪食，还说我大嫂是个悍妇，他和我大嫂吵架的时候说知道我为什么不骂你是泼妇吗？泼字还有三点水，你连一点都没有，悍是心加个旱，你是个心里干旱的女人，连自己都滋润不了，哪还会给别人温情？
我大嫂在工厂做了一天工，回到家里还要服侍我哥和孩子，自然没有好心情，她不懂泼和悍的区别，只知道我哥这种男人除了骂人不吐脏字外其他什么也指望不上。在我哥搬到我母亲的屋里和她分居后，我大嫂让我哥见识了一回真正的泼妇，她站在大杂院里，跳着脚骂遍了我们秉家老少三辈，连同我母亲做小，我大哥贪污，我偷盗，所有她知道的陈谷子烂芝麻都被她在阳光底下历数殆尽。
我哥龟缩在屋里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