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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武士面前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可言，而且他们还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又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能够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比如他们对土地具有拥有权，而在日本，土地就等于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是，这保护的是耕作者的利益，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非常重视，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但是。他像阿特斯（希腊神话中巨神，比喻身负重任的人）一样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以同样是水稻生产国的泰国相比，传统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赋税甚至高达80％，并且还常常强制农民服劳役或其他无偿劳动。农民也要像武士一样的限制家庭人口，于是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数字几乎停滞不前。对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几乎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状况。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但在相互依存的人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破坏，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56年中，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他们并不认为40％的赋税是重税，他们反对的是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写好要求废除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½；户）把诉状递交幕府。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都是农民在½；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尽管此种行为风险极大，但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并且进行判决，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与秩序相悖的，哪怕幕府做出了对农民有利的判决，农民的领袖也难逃一死，无论怎么正确都难逃一死，因为他违反了整个等级制度作为基础的忠贞这一基本标准。这是不能宽恕的。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死者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大名在各个藩里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点，并且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的政务就是控制大名。将军运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同盟或实行侵略计划。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为了防止联姻导致的政治同盟，大名之间没有将军的允许都不能通婚。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将军派密探严密监视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盈，将军就会派这个大名承担一项耗资巨大的建筑工程，使大名重新回复到合适的¾；济水平。所有的规则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每年要有一半时间住在首都，并且当他回自己的领地时，必须把妻子留在½；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努力维持着他的权威并加强了他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正文 第三章 各守本分（4）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拱形结构的等级制度的顶层，因为他是受天皇之命来执掌政权的。天皇及其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驻在京都，与世隔绝，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不如最小的大名，宫廷中的一切仪式也要严格地遵守幕府的规定。但是，即使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去废除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由来已久。自12世纪起，将军就代天皇之名统治国家了。曾有一个时期，双重统治的现象突出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世俗首领又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自己的政治顾问。这种权利的重复委托相当普遍。甚至于在德川幕府即将垮台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也没有注意到在将军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天皇。我们美国的第一任驻日公使，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汤辛德。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事实是，日本对天皇所抱的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观念。他是一个参不参与政治两可的神圣首领。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有的皇帝自己行使权力，有的委托别人行使权力。但是他的人身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诸部族中，神圣首领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以致他不可以自己进食而要由专人喂食，甚至连汤匙都不能触碰到他的神圣的牙齿。当他外出的时候，他必须由人抬着，因为他神圣的脚踏过的任何土地将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不可触摸。他可以与部落诸神对话。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如萨摩亚和汤加，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毫无关系。世俗首领掌管一切政务。18世纪末访问过东太平洋上的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写道，汤加的政治体制“最像日本的政治体制，那儿神圣的皇帝倒像是军事首领的一个政治犯。”汤加的神圣首领们不参与政务，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亲自摘下果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主持祭典的全过程，之后人们才可以吃果园里的其他果实。当神圣首领死去时，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词句来公布他的死亡。他在庄严的仪式中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不参与政治。
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并且有时还被称为“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日本人并不是以政治业绩来看待天皇的。在将军统治日本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的珍视着他们的天皇和宫廷。不过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天皇的存在纯属多余。而早已习惯于等级制度的日本人对此的观点完全不同。日本封建制度的消亡不过是75年前的事而已，而封建制度的深刻痕迹在上至天皇下至贱民的心中依然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会伴随人一生。就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地谋划保存了等级制度的大部分内容。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拥有主权的民族都更加习惯于对自己的生活细节和地位进行准确地计划和定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法律和秩序靠铁腕和强权维持了两个世纪。他们深信，细致和繁琐的等级制度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值得他们信赖。盗匪被打击，内乱被制止，人们能为自己受到的侵犯而申诉，就像农民们遭受横征暴敛时代所做的那样，这对个人是有危险的，但都是得到公认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甚至曾有一位开明的将军设置了“控诉箱”，任何市民都可以把他的抗议书投入这个箱子，只有将军有开箱子的钥匙。日本倒是真的有人身保障的，如果侵犯行为是不被现存行为规范所允许的话，被侵犯人会受到全力的保护。一个人信赖并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对于显示其勇气和正直的秉性，是要在服从这些准则方面，而非企图修改或反抗这些准则这一方面。日本人在这规则的范围内看世界，世界就是可靠和安全的。它的规则不是像十戒那样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具体的细则规定，说明在某种场合该怎么做，在另一种场合又该怎么做，武士该如何，庶民该如何，兄长该如何，弟弟该如何等等。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过等级制度，与之不同的是日本人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国民那样变得温良顺从。关键是各个阶级的利益被承认并得以保障。即使是贱民也要保证他对自身行业的垄断性，并且当局还要承认他们的自治团体。虽然各阶级所受限制很多，但也因此而得到了保护。
日本的等级制度具有的某种灵活性与印度有所不同。在不破坏这种体制的前提下，日本人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对这种制度进行微调。一个人有几种办法能改变其身份等级。在货币¾；济下，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先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就使用一些合乎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上流社会。比如他们扣押那些还不起债的农民的土地使自己成为“地主”。确实，有明文禁止买卖农民的土地，但是，让农民继续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地，而他们收取地租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日本的地租非常高。高利贷者就这样定居在某个地方，依靠土地而名利双收。然后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进而顺利地步入贵族阶层。
另外一种手段就是收养。这使武士身份的购买成为可能。德川幕府的百般限制也无法阻止商人阶层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武士家的养子。在日本，普遍的做法是招女婿而非收养子。招来的女婿可以成为岳父的继承人。而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放弃来的身份而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高代价的回报是高利益。这样一来富商的子孙成了武士，而贫穷的武士则有了财富。等级制度毫发无损。而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巧妙利用，富人成功跻身上层阶级。
日本的等级制度对不同阶层之间自由通婚的准许使得阶层之间血缘的相互渗透成为可能。伴随¾；济的发展，商人大量渗入武士阶层。这让日本和西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欧洲封建制崩溃的根本因是一个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产生统治了整个现代工业。日本却没有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都通过合法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自然就结成了同盟。最让人惊异的事情出现了：同样是垂死挣扎的封建社会，日本与欧洲大陆比较倒是在更大程度上允许阶级的流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可以看出这两个阶级拥有共同利益。同样的状况在法国以及其他个别西欧国家也同样出现过。不过，总的来说，欧洲的阶级性是固定的，因此阶级斗争发生在法国的结果就是贵族的财产被完全剥夺。而在日本，这两个阶级竟能互相联合。推。衰老的幕府的同盟是一个商人与金融家同武士之间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仍然保存着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允许自由的阶级流通，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
日本人有相信那些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的理由并且喜欢那些东西。因为在遵守规则这个前提下，它能保证人们的安全。它允许对非法侵犯行为进行抗议，这可以用来维护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它要求相互之间履行义务。19世纪下半叶德川幕府崩溃的时候，日本没有任何集团赞成破坏这些规则。那儿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1848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事已至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从庶民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背了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债。人数众多的寄生阶级与¾；常性的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已难以维持。囊中羞涩的大名已无力为其武士支付固定的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有名无实了。他们用加重赋税来试图改变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他们甚至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而这更使农民贫困到了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无力维持。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与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日本国内危机已达极至。继佩里强行进入之后，在1858年，日本无力抗拒，不得不同美国签定“通商条约”。
但响彻日本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权。这非但不是革命，甚至连进步也说不上。与“尊王”的呼声相呼应的是同样得人心的“攘夷”口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的黄金时代去的政治纲领。少数认识到这一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为此而遭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日本这么一个没有一点革命气质的国家，竟会进行大规模的变革，去顺应西方的模式。更难以想象50年后日本竟会在西方各国的碗里夺食。但是，这一切已¾；成为事实。日本发挥了不同于西方各国的自身长处，达到了甚至连精英集团和激进分子的最高要求都难以企及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在水晶球里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也不会相信，似乎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乌云曾预示此后数十年间会有一场暴风雨席卷日本。但是不可能的事竟成真了。在等级制度下被桎梏的落后民众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
正文 第四章 明治维新（1）
“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宣告了日本近代史的到来。这一口号的意思就是阻止外国染指日本，让日本回复到天皇和将军实施“双重统治”以前的10世纪的黄金时代的状态。京都的天皇宫廷是极反动的。在保皇派的支持者看来，他们的胜利就是羞辱与驱逐外国人，就是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剥夺“改革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日本最强大的“外样大名”，扮演了倒幕先锋这一角色。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们只要求换一下当权者。农民只要求多留一点收成但是他们讨厌“改革”。武士希望保持他们的俸禄，并且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资助保皇派军队的商人们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未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好。
倒幕势力取得了胜利，1868年保皇派结束了“双重统治”的局面。当时的西方人认为胜利者将实施一种极其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从一开始这个政权就执行相反的一种政策。新政权上台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各藩大名的征税权。政府把农民交的租税中本来归大名的部分据为己有。作为补偿，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其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政府还免除了大名供养其武士和承担公共工程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向政府领取俸禄维生。在此后5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这些措施包括：废除了等级与阶级差别的标记和服饰——甚至必须剪掉发辫；解放了贱民阶级；撤销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律；撤除了各地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1878年，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禄折合成公债，分5年乃至15年付清。各人所得公债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而定，他们可以用这笔�